吕鸿
摘要：“各国纷纷效仿‘先发制人’战略怎么办？”回答该问题的切入点似为：伊拉克战争后，世界防扩散形势发生了变化，“核问题”出现了明显的松动迹象。以联合国为主、其他相关大国合作磋商机制为辅，这样的框架或许是国际社会目前能够找到的遏制“先发制人”战略实施最为有效的途径。
笔者2月19日在人民网发表的《人民观察：“先发制人”扩大化》一文在我国学术界引起了一些反响。文章提出了“各国纷纷效仿‘先发制人’战略怎么办？”这样一个问题，但没有回答。本文便试图就此话题进行进一步探讨，以期找到一个或许能够回答该问题的答案。
“先发制人”战略之所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争议，乃是因为它继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科索沃战争后，又一次向传统的“国家主权至上”的国际关系准则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国际秩序也因伊拉克战争——这个首场美国以“先发制人”战略而实施的战争而变得动荡不安。如果套用所谓“人权高于主权”这个理论，“先发制人”理论似为“反恐高于主权”，因为美国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所打出的名义是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染。然而，再进一步分析，世人从伊拉克战争中得出的结论却是，美国发动的这场所谓的“反恐”战争与美国“9·11”后所发动的针对阿富汗的“反恐”战争截然不同，原因是伊拉克根本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和“基地”组织没有任何瓜葛，也就是说，伊拉克战争不是一场“反恐”战争，而是一场美国名为“反恐”、实为推行其全球霸权的战争。美国“先发制人”战略的实质便在于此。
正是由于“先发制人”战略给国际秩序所带来的挑战一览无遗，所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但伊拉克战争后，一些国家开始，或者试图效仿“先发制人”战略。英国、以色列、澳大利亚、印度、俄罗斯、法国等国均不同程度地声称保留对敌国或者恐怖分子采取“先发制人”打击的权利，而日本早在1999年便率先抛出了“先发制人”理论，且不断加以强化。因此，国际社会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各国纷纷效仿‘先发制人’战略怎么办？”或许，人们从以下现象中能够找到回答上述问题的切入点：伊拉克战争后，世界防扩散形势发生了变化，“核问题”出现了明显的松动迹象。有分析家指出，伊战后，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确实给那些被美国冠以所谓“邪恶轴心”的国家以巨大的震撼。按照传统思维，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将给这个国家带来“威慑力”，并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安全屏障。但是伊拉克战争改变了这种传统思维。弱小国家开始意识到，在当今几乎是“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单极世界格局中，国际社会非常不情愿地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阻挡，多边主义力量不断增强，但是这种多边主义力量目前、乃至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尚不够强大到能够摧毁美国单边主义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弱小国家即便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说核武器恐怕也无法给它们带来安全，反而成为遭美国封锁甚至打击的口实？因此，利比亚、伊朗和朝鲜在核问题上有了新的考量。利比亚决定放弃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与美英关系趋于正常化。如果说利比亚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是其主动行为的话，那么，伊朗和朝鲜半岛核问题出现松动则明显带有大国合作的背景，是所在国与几个大国共同努力的结果。在德、法、英3国的积极斡旋下，伊朗决定在核问题上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合作。而朝鲜半岛核问题由紧趋缓更是体现了大国合作的时代强音，中、美、俄、日、朝、韩六方会谈将局势一度失控的朝鲜半岛核问题纳入了和谈的轨道。当然，伊朗和朝鲜半岛核问题离最终解决尚需时日，且其道路曲折，并充满不可预知的变数，但不管如何，在大国合作的背景下，美国和伊朗、美国和朝鲜因为核问题而引起的双方之间紧张的局势已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和，核问题也正朝着国际社会所希望的和平解决的态势发展。因此，伊朗核问题和朝鲜半岛核问题这两个例子告诉人们，从现实主义出发，将棘手的冲突问题纳入相关多个大国合作的机制中来加以解决，无疑将对遏制“先发制人”战略的实施起着有效的作用，虽然该作用从根本上讲还无法根除“先发制人”战略的实施。
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经验告诉世人，大国合作是多么重要。国际社会追求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排斥霸权主义，但霸权主义横行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是难以改变的事实，实为人类的不幸。正是出于希望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联合国和众多国际多边组织应运而生，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构筑大国之间的合作机制来维护世界和平。冷战结束以来，各大国合作中有对抗，对抗中又有合作，但合作是、也应该被视为大国关系的主流，大国彼此间纷纷建立程度不一的战略性或建设性伙伴合作关系便是佐证。具体到“先发制人”问题上，什么样的大国合作机制能够遏制“先发制人”战略的实施，需要人们进行更多的思考。但就目前已有的机制而言，众多国际多边组织，特别是联合国，无疑是一个遏制“先发制人”战略最优先的选择，联合国的作用不能削弱，而应该进一步加强。在此，美国在伊拉克重建问题上不得不重回联合国，向国际社会乞求援助，便足以说明，联合国仍然是大国合作、彼此磋商、以和平为主要手段解决争端的不可替代的最优先平台。同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建立相关大国合作磋商机制，如北京六方会谈机制等，是对联合国发挥作用的有力补充。这样的机制相对联合国所发挥的作用而言，也许更具体，也就更为有效。
总之，以联合国为主、其他相关大国合作磋商机制为辅，这样的框架或许是国际社会目前能够找到的遏制“先发制人”扩大化最为有效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