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来自阿斯隆孩子们在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右）德克勒克（左）的画像上拍照留念，纪念南非解除种族隔离制度10周年。

　　尽管非洲人民想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在本土的价值观、习俗和传统基础之上，但是残酷的历史把这种自尊自强撕成碎片。现代非洲国家是欧洲的作品，而不是非洲的。

AC-尼尔森互联网调查 金犊奖玩创意最正点 51精彩无线大奖等你拿 体验财富之旅赢大奖!

　　尝试回归传统的发展道路可能将葬送许多非洲国家的立国之本。同时，对于种族现实的漠然处之也让这些国家的根基像是一盘散沙，同样是一种高风险的尝试。如果充分重视种族问题、文化以及对自主抉择的渴望，那么，巩固现代非洲的国家框架可行吗？第一部分种族问题：非洲“金字塔”的基座

　　种族划分不仅仅以皮肤颜色、身体特征和语言为标志，还是价值观、习俗、行为方式的具体体现，是表现大众的历史经验、渴望和世界观的复合整体。剥夺一个民族的族群性和他们的文化就等于让他们失去了方向感。

　　殖民者“分而治之”

　　从传统上说，非洲社会乃至国家都通过家庭、血系、宗族、部落以及有共同特征的族群联盟，才得以正常运转并发挥作用。然而，在西方世界对非洲大陆殖民的过程中，族群被人为分开或被混杂在一起，没有顾及他们的共性和个性。他们被安置在新的行政框架内，被新的价值观、制度统治着。通过利用部族领袖作为加强国家控制的扩展力量，这种机制披上了“合法性”的伪装。引入福利体系，并把有限的发展机会让渡给特权部门，这更是做足了“合法性”的表面功夫。新体制酿成冲突

　　新的体制破坏了非洲的本土体制。国家“发展”被看做是人们从国家接受基本服务，而不是经济增长、公共积累或进行投资。那种本土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让位于基于部族制和种族性上的对国家权力和稀缺资源激烈竞争的“零和博弈”。国家“独立”则把矛头从殖民者身上拿开，转向了国内对于中央集权和国家资源控制权上的激烈冲突。

　　种族因素“扮黑脸”

　　今天，实际上非洲的每次冲突都有种族因素掺杂其中。对于种族在这些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观察家们趋向于两种看法：一些人认为，种族划分是冲突的根源之一；另外一些人则把种族划分看做政治寡头实现野心的工具。

　　事实上，这两种看法都不无道理。种族划分，尤其和领土问题结合的时候，无疑指引着政治行动。那种认为种族族群是政治玩家所利用的工具的看法，无疑低估了一个基本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种族划分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第二部分应对挑战：遇见另外一个自己，不要否定

　　在取得独立后，非洲人急于否定部族制是不和谐的音符。国家统一被假定为差异性上虚构的同一性。

　　否定冲突现实

　　加纳前总理克鲁玛就曾宣布建立在部族或者种族基础上的政党是不合法的。而坦桑尼亚前总统朱利叶斯，作为部落酋长的后裔，曾为了培育子民的国家主义自豪感而禁止部族制。肯尼亚在约莫的“非洲国家联盟党”统治下，其实是个精心设计的种族联盟。种族隔离制度取消后，南非在一个种族性、部落性色彩浓厚的民主体系和一种祖鲁族国家主义者自豪的自信中跌跌撞撞。

　　纵观整个非洲，维护国家统一的目标保持了殖民边界的稳定，然而却产生了境内的种族冲突和暴力。苏丹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苏丹占统治地位的是北部阿拉伯化的混血民族，然而，现在它试图回归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以解决“民族自性”危机。更糟的是，这种扭曲的“自我感觉”被政治精英利用，为了整合国家的同一性而导致了南北民族间的激烈冲突。

　　分离并回归殖民体系

　　成立OAU（非洲统一组织）的先行者建立了一个标准化的原则，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功，还抵制了猖獗的分离运动。沙巴区试图从扎伊尔（即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分离出来，但失败了。尼日利亚的比夫拉分离主义者也失败了。索马里从埃塞俄比亚取得欧加登的尝试最终归于失败。

　　厄立特里亚从埃塞俄比亚脱离出来，并非是破坏殖民边界的例子，因为曾是意大利殖民地，这反而是一种“支持”。同样的，北部索马里的分离也被看做是回归殖民边界，因为这里曾被英国统治过。甚至在苏丹，这里也是分离情绪最严重的地区，而且这种分离也是历史上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政策所造成的，英国把苏丹分成两个实体进行统治，一边是“阿拉伯－伊斯兰”，一边是受到拜物教和天主教影响的非洲土著。

　　在大多数非洲国家，取得独立后为了实现国家同一性的目标，往往容易产生一党专政、中央集权、独裁主义、侵害人权和自由等恶果。这些恶果又造成了冲突的激化和进行第二次解放的需要。应对境内的种族问题是每个非洲国家不情愿面对、却又不能避免的。

　　埃塞俄比亚在厄立特里亚分离出去以后，可以说是正面面对部族主义和种族性挑战、并确认领土分配的惟一的非洲国家。埃不仅给予他们自治权，还给予他们自主制定宪法和决定分离程度的权利。切实而言，给予人们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让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做出选择并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这一切都是可以讨论的。

　　立国之本风雨飘摇

　　持久的统一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和达成协议的基础之上的。不幸的是，现代非洲的国家统一框架却不是协同一致的结果。除了解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的南非，非洲人在没有取得国内一致的前提下赢得了独立。这些独立的国体大多有理想化的色彩，并缺乏合法性，在很多例子中很快被推翻，然而却得不到民众的同情。但是，这些政变却仅仅让一些有相同思想的政治精英、或甚至军事独裁者占据了权力顶层，这样的领导人很快就成为他们殖民主人的代言人。

　　在科特迪瓦问题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5日再次强烈呼吁科各方恢复政治对话，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科特迪瓦2002年9月发生未遂政变并爆发内战。去年3月，科7个主要政党和3大反对派武装根据在法国签署的《马尔库西协议》组成民族和解政府。交战双方同年7月宣布结束内战，但迄今解除交战人员武装的计划迟迟未能实施。今年3月，科民主党、共和人士联盟以及反对派武装等7党派先后宣布中止参加政府工作，科民族和解进程严重受挫，社会政治局势再度恶化。

　　只要非洲人回避种族问题，并在统一框架下无法整合差异性，和平和稳定就会永远徘徊在门外。第三部分解决方式：在血与火中蹒跚前行

　　非洲政府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来应对这种挑战，有务实政策，有盲目疏忽，还有酿成灾难的措施。一个国家种族政策的特殊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里的“民族自性”。

　　持续稳定型

　　非洲的一些国家享有高度的民族同质性，或者至少是仅存在无关紧要的差异性。比如博茨瓦纳，就是一个有凝聚力的典范，这个国家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着民主、稳定和持续的经济增长。

　　有效统治型

　　大多数非洲国家，尤其是那些西非国家（不包括尼日利亚）、肯尼亚和南部非洲的国家（不包括南非），都属于第二类。这些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种族问题，但是却通过行之有效的统治体系保证了国家完整和合法性。这一组国家正面面对国内种族“民族自性”的问题，并达成了一致。

　　总结教训型

　　第三类国家包括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现在的南非，饱受种族、宗教和文化差异的折磨之苦后，需要在这种矛盾的、存在差异性的统一框架中以一种特定的安排来实现相互和解。布隆迪、卢旺达，还有苏丹尽管有第四类国家的一些特性，这里也应该归于第三类。苏丹政府与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军”间的内战已持续21年，迄今已造成约200万人丧生。去年9月，双方就未来6年过渡期内的军事安排达成协议。今年1月，双方就财富分配问题达成协议。

　　冲突频仍型

　　在南非，4月14日将举行第3次大选。然而观察家认为，由于选民多是以黑白划线，黑人投黑人的票，白人投白人的票，种族倾向仍相当严重。非国大执政党在全国各地有庞大的组织体系，在占总人口77%的黑人当中有绝对的影响力，因而姆贝基将顺利蝉联总统。

　　第四类国家的基本特征包括：处于“零和博弈”的状态；没有和谐的“民族自性”而卷入剧烈危机；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国家观念。这一类国家的框架是由殖民者构建的，并由优势种群占据了统治地位。比如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种族和民族因素造成民众权力被赤裸裸地否定。在苏丹，南北方在民族、宗教、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差异与矛盾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内战频仍。这些冲突是统一的国家框架内最难应对的。基于这些特定的因素，他们需要国家重组，并存在国家分裂危险。本版撰写荆何（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