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站消息：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美国实施了半个世纪以上的优生政策，但它的强制绝育和种族主义的一面是令人惊骇的。它启发了纳粹德国的人种计划，也从德国的极端行为中开始反思。

　　当美国最高法院批准赋予弗吉尼亚州权力，给卡丽·巴克做绝育手术时，她已在弗吉尼亚州林奇堡的癫痫病患者和弱智者收容所待了三年了。被收容时卡丽17岁，有一个弱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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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一个私生女，并拒绝做绝育手术。最后这个案子被提诉到最高法院，法官奥里弗·霍尔姆斯代表一边倒的八对一多数做出判决，而对于整个程序的合法性和它对巴克小姐的适用性，霍尔姆斯丝毫未予置疑。

　　在这几个决定了巴克命运的法官中，没有人见过她或遇到过她。他们得出此结论的部分依据是专家哈里·劳克林的意见。虽然劳克林也从未见过巴克，但一份报告曾被送到身在纽约州冷泉港优生学记录处的劳克林手里。在查看了这份资料(其中一份据称可表明巴克的智力水平为九岁孩子的分值)之后，劳克林下结论说，她是那些“无用、无知又卑微的南部反社会白人阶层”中的一个；正是这一阶层的乱婚造成了“一幅典型的低级痴愚者的社会图景”。

　　巴克成为弗吉尼亚州被强制实行绝育法的第一人。而这一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劳克林本人起草的示范法基础上制定的。劳克林相信只要最高法院支持给巴克做绝育手术，类似法规就会在其他州普遍通过。确实，许多州迅速行动起来，通过或修订了绝育法。到1932年为止，已有28个州设立了这样的立法机构。被迫绝育的年平均人数增长了十倍，从230人上升到将近2300人，甚至有一年达到4000人。到20世纪70年代，虽然强制绝育政策已基本废止，但仍有6万多美国人被迫屈服于这一法规，而优生学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公众力量，在美国已持续了相当长的历史。

　　理论的成型

　　优生学——这一理论连同这个词（Eugenics，‘出身好’的意思）——始自查尔斯·达尔文的一个表弟，弗兰西斯·高尔顿。高尔顿受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启发，曾对英国社会杰出人物的家庭背景进行研究。他得出一个结论：成就和遗传显然是有联系的。在1869年出版的《遗传基因：关于其法则和结果的探究》一书中，他宣布：“我以最绝对的态度反对人人生来平等的借口。”在高尔顿看来，一个明智且进步的国家应该在她的“更合适的人种或血统”被贫穷阶层的多产交配习性所湮没之前，鼓励在该国宣传和增加优良人种的数量。

　　高尔顿的信仰在意大利医生切萨雷·隆布罗索的著作中得到反映。隆布罗索警告人们当心那些“正在其体内再现原始人性和低等动物的野蛮本性的返祖人”（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在隆布罗索理论的基础上创作了小说《化身博士》）。隆布罗索写道：“千真万确存在这样一群罪犯，他们天生邪恶，所有的社会治疗方案一遇到他们会像碰上岩石一样被撞得粉碎——这一事实迫使我们要彻底根除他们，甚至不惜使用死亡的办法。”

　　1874年，旅居国外的英国富人、社会改革家理查德·达格代尔参观了纽约州北部的监狱。在熟谙隆布罗索犯罪遗传学理论的情况下，他特别把注意力集中在一所收监的六个罪犯都互有关联的牢房里。他发现他们同属一个家族，该家族历来多产违逆社会的分子。他把他们称做“Jukes”，并且在他的书中采用了这一叫法。

　　达格代尔坚持认为人类的行为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环境是其中之一，但公众关注且接受堕落的氏族会代代传承的讲法。他说他在700个“Jukes”后裔中发现了181个妓女（他猜想卖淫可能会变成一种遗传特性）、42个乞丐、70个罪犯及7个杀人犯。Jukes一下子成为优生文学的主要话题、相似案件破案的灵感以及所有其贫穷和犯罪行为被视为生物性向必然之物的人的代名词。在Jukes出现十年之后，著名的德国生物学家奥古斯特·魏斯曼在它的遗传“种质”（这种决定个人身体、智力及道德特性的根深蒂固的遗传物是不同种族间差异的共同基础）理论中又加入了优生预定学说。

　　全民卷入优生运动

　　在20世纪初，多种力量共同作用，赋予了优生运动新的权威和显赫地位。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人们对国家新近移民的数量和质量投入越来越多的关注。到19世纪90年代，大股大股的（对许多老血统的美国人来说，已足以令人警醒）外国移民潮涌入美国。在1898年和1907年间，年移民数增长了5倍，从22.5万人增长到130万人。这些移民的来源不再是北欧，而是意大利人、斯拉夫人和从南欧、东欧来的犹太人。

　　在对大群身体不健全的外国移民感到惊恐的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有一个多产多育的弱智阶层。如果不对其数量加以抑制，这些弱智阶层将致命地削弱国家原本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的种质。这些弱智者经常被认为具有难以应付的生殖能力：“强壮、性欲过剩的身体里只有薄弱的智力。”

　　美国优生运动被推广起来，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在大众层面，社会卫生学家和健康狂热者们都强调保持身体健康和寻找一位同样健康的结婚对象。州展览会和娱乐园举行的“漂亮宝宝”竞赛显示出人们对“优育”的兴趣。报纸杂志上经常出现关于选择伴侣的文章及“优生”的科学知识。在精英阶层，比如高尔顿理论的坚信者们，则觉得需要有一种强力而集中的立法行动议程。1910年成立的优生学记录处（简称ERO）给这种议程的拥护者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合作和指导的机会。

　　1904年，查尔斯·达文波特，一位哈佛生物学家，也是ERO的创建者，第一个从康涅狄格学院获得资金，在纽约冷泉港建立了试验优生学工作站。达文波特坚信孟德尔遗传法则，认为人的道德特性跟眼球的颜色一样可以按某种方式遗传。1919年他写了一本书《海军军官：他们的遗传特性和发展》，在书中他界定了一种遗传基因，这种基因导致thalassophilia（爱海性），用此可以解释为什么海军职业总是在几个特定家族中传承不息。达文波特的工作站受到铁路大亨E.H.哈里曼的遗孀玛丽的大力赞助。玛丽作为ERO的主要赞助人一直持续到1907年。

　　J.D.洛克菲勒是ERO的第二大支持者，也是优生运动的第二大支柱。后来，洛克菲勒基金会把拨款扩展到国际规模。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这一基金会支持了德国优生学家的研究，并在柏林建立了致力于人类学、优生学和人类遗传学研究的凯泽·威廉学会。拉塞尔·塞奇基金会拨款支持对弱智的研究，并赞同通过优生来解决问题，特别是针对那些处于“生育年龄的弱智女孩们”。1914年，谷物生产商约翰·凯洛格的弟弟在密歇根州组织召开了美国第一个人种改善大会，并建立了一个“优生学教育”的特种学校。克利夫兰市的百万富翁，同时也是布拉什电力公司的建立者之一查尔斯·布拉什创立了他自己的优生学组织；而甘布尔肥皂财团（今宝洁公司的一个前身）的继承人克拉伦斯·甘布尔博士开创了20多家绝育诊所，并且直到20世纪中期都一直是优生运动中的一股中坚力量。

　　与纳粹德国互动

　　达文波特的ERO着手建立了一个田野工作者网络，来积累美国家庭的优生信息索引资料。这里面不止包括医学数据，而且有一些其他特性，比如“活力、暮气、缺乏远见、叛逆性、可信赖度、易怒、任性胡来、受欢迎度、激进、保守，流浪性”等等。他希望能建立一个“票据交换所”，以给个人和团体做出建议来防止有缺陷者的繁殖，鼓励研究、宣传“优生真理”。在此之前，他做出了一个将影响ERO未来的重要决定，让哈里·劳克林担任ERO主任一职，劳克林是艾奥瓦的一名生物教师，此前二人通信已达七年之久。

　　身为ERO主任的劳克林设想，终有一天各类不健全的人将被禁止进入美国。他也希望能够帮助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一社会里选择为人父母的身份将不再被视为每个人的天生权利；它将是人人向往但只颁发给血统已经验证为最优的人的奖品；而那些被视为没有资格生育、社会也认定他们无权在其下一代延续他们作恶本性的人，将被同胞们出于同情收留。”

　　劳克林在把优生理论变成立法现实的行动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在ERO的最先举措之一是建立美国人种培育协会。1913年，劳克林为该协会写了一份报告，宣称“我们的人口中有将近10％——主要通过天生的缺陷和弱点——是其余90％的人的经济道德负担，也是国家和民族生活危险的来源。”他推荐一种积极的非自然绝育政策，并且开始起草一份示范法以供州立法机关参考。

　　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优生运动提供了一种理想的环境。作为战后针对外侨的狂热激进主义和种族主义复苏的标志，三K党代表了一种更广泛的意愿，要求大幅度遏止新的移民潮。梅德森·格兰特于1916年出版的《伟大种族的消逝》一书呼吁人们武装起来，反对把美国边疆向欧洲流氓开放并“把整个国家推向种族深渊”的“脆弱的温情主义”。

　　到20世纪20年代末，以种族为基础的移民控制、日益普及的强制绝育、以及对跨种族婚姻的普遍禁止，让美国的优生学家有权利来吹嘘，他们已让自己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优生国家。德国的优生学家们则长期关注他们的美国同行的进展。民族社会党人医生联盟会会长格拉德·瓦格纳对美国的优生政策大加赞扬，视之为楷模，要求德国人加以仿效。没过多久，一切就开始了。作为行动的第一步，新的民族社会党政权制定并实施了优生立法，声明要实施全面的人种卫生学。

　　现在该轮到美国人以又羡慕又嫉妒的眼神来观看在德国发生的事情了。弗吉尼亚州癫痫病患者和弱智者收容所所长——同时也是割除卡丽·巴克输卵管的人——J.H.贝尔医生，大声赞美纳粹德国的“歼灭不健全者”的行为。

　　纳粹主义者连续迫使37.5万多人接受绝育手术，他们的措施使一些美国人开始反思自己对优生学——尤其是它的强制性和种族主义的方面——的支持。但是优生学运动并没有立即土崩瓦解。

　　二战期间美国的强制绝育数量大大减少了。其原因并不主要在于对纳粹德国因本土医生短缺而实行的药物方法的反感。移民限额仍在实施。主要原因是，在科学领域内，基因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医学的进步正在涤荡优生学残酷的假设。许多例子表明所谓的遗传性弱智只不过是生育时受惊、营养不足、幼时受忽视或受虐待的结果；并且往往是贫穷的结果而非其他原因。1938年卡耐基研究院表达了对哈里·劳克林所谓的ERO的科学价值的重大疑问。第二年，劳克林辞职。1939年的最后一天，ERO关门了。

　　对卡丽·巴克来说，美国优生实验的最终解体来得太晚了。1979年，那家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对她实施了绝育手术的医院的院长找到了她。他由她的妹妹带领着走到她跟前；她的妹妹也被绝了育（就像许多强制绝育的受害者一样，在做手术时，巴克的妹妹被告知那是一个阑尾切除术）。显而易见，巴克姐妹既非弱智也非低能。进一步的研究证明卡丽·巴克的那个私生婴儿——被霍尔姆斯法官称为“隔代低能”——是一个智力正常的孩子。像成千上万被强行夺去生育权利的男女一样，卡丽·巴克并没有犯下任何违背自然法则的罪行，她的罪名是贫穷和无权利这一古老的罪名。（来源：世界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