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报道近日，美国“9·11”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基恩说：“这（‘9·11’）不是一件必须发生的事情。”他说，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浮出水面，白宫关于“9·11”不可避免的说法越来越不可信。基恩还表示，当今年7月26日正式公布时，他们的调查报告会成为一部厚厚的编年史，逐一记录着情报部门、司法部门、国防部门和白宫等政府机构的一个又一个的失职。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失职使得美国没能阻止一场本可以阻止的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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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恩说：“委员会的发现并没有改变我的观点，也就是说曾经有很多的线索以及发生了很多事情，如果这些事情不是过去那样发生的，‘9·11’袭击或许可以避免。”

　　委员会的说法颠覆了布什政府一直向媒体和公众灌输的逻辑，但问题是，美国政府谁该为“9·11”事件负责呢？布什政府的共和党高官说克林顿政府应该负责，克林顿政府的民主党前官员则说布什政府应该负责。到底谁负责，这最终会由委员会7月26日公布的最后报告来断言，由今年的大选来证实。

　　本报综合报道2001年9月11日，19名“基地”成员劫持4架美国客机，以飞机撞大楼的方式制造了空前的灾难，近3000名无辜平民在短暂的时间遇难。

　　此前，白宫、中央情报局（CIA）、联邦调查局（FBI）和美国司法部等政府部门一直辩解说，在防范恐怖分子用如此富有想象力的袭击上，美国并无良方，“9·11”恐怖袭击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灾难。

　　但是，“9·11”调查委员会最近公布的一些调查结果显示，这种论调带有强烈的开脱责任的味道。调查委员会一名成员抨击说，这是一种武断的说法，实际上，如果CIA、FBI、美国司法部等政府部门工作到位的话，“9·11”本可以避免。

　　第一过：中情局长特尼特

　　“9·11”调查委员会多个报告称，CIA及其局长特尼特在反恐工作上存在诸多纰漏。

　　3月23日，调查委员会公布的一个报告称，前克林顿政府尽管获知了拉丹行踪，但因为特尼特的阻拦，而使得拉丹三次在美国的眼皮底下幸免于难，其时间分别是1998年12月，1999年2月，1999年5月。当时，美国情报机构基本锁定拉丹在阿富汗的行踪。

　　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在“9·11”调查委员会前作证时说：“我们已经做好了对付拉丹的准备。每一次，子弹已经上膛，人员已经待命，但最后又退缩了。原因是，总有人在背后警告我们，‘我们不能肯定，我们还不能完全肯定’。”独立调查委员会在其公布的初步调查报告中指出，给科恩发警告的人正是CIA局长乔治·特尼特。

　　据报道，CIA负责追踪拉丹的负责人在给一名同事的信中写道：“三次有机会在36小时内干掉拉丹，但每次都放弃了机会。我感到非常愤怒。”他说，现在是特尼特“独自承担责任”的时候了。

　　CIA集体失职

　　但是，CIA中应该为“9·11”负责的，绝对不止是局长特尼特一人。本月13日公布的“9·11”调查部分报告披露，负责国内安全事务的FBI之所以没在袭击发生前抓到“9·11”的一名劫机犯迈扎尔，CIA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报告称，CIA知道，迈扎尔2000年1月参加了“基地”吉隆坡会议，会后，他去了泰国首都曼谷，但CIA驻吉隆坡分部没有通知曼谷分部这一消息。

　　2001年1月，距科尔号战舰爆炸案三个月后，一名线人告诉CIA说，迈扎尔会见了该爆炸案的策划人，但“CIA没有重新开始追踪迈扎尔的行踪”。

　　并且，一直到2001年7月底，CIA一直未向FBI通告关于迈扎尔的情报，这直接影响FBI无充裕时间寻找迈扎尔。

　　报告说，如迈扎尔被抓，审讯人员就有可能从他身上找到“9·11”的策划阴谋，从而阻止“9·11”的发生。但这一个可能让“9·11”破产的机会，CIA显然没有抓住。

　　第二过：美国联邦调查局

　　作为CIA在美国本土的孪生机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9·11”事件上可能存在着更多而且更直接的问题。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FBI凤凰城总部一名FBI特工2001年7月向华盛顿报告说，一些年轻的穆斯林极端分子正在努力学习飞行技术，他建议对此展开全国性的调查。

　　2001年8月，明尼苏打州一家飞行学校对FBI说，摩洛哥裔法国人穆萨维的行为令人不解，他只学如何在空中驾驶波音747,却不学起飞或着陆。

　　当地FBI分部很快逮捕了穆萨维，并要求FBI总部从华盛顿得到搜查许可证，以搜查他的一台后来证明存在关键情报的电脑。但该要求未得到满足，从而令美国丧失了发现“9·11”阴谋的“最后一个机会”。

　　但奇特的是，作为FBI局长，穆勒在近日“9·11”听证会上竟然说，在“9·11”前，他并不知道凤凰城和明尼阿波利斯的分部曾通报过华盛顿，恐怖组织可能利用客机制造灾难。

　　两任总统都对FBI不满

　　甚至布什也委婉地表达了对FBI的不满。本月11日，他说，FBI在2001年夏天共得知“基地”在美国本土活动的70个情报。他说：“这是大数字，也是我们希望FBI去完成的。”

　　“9·11”调查委员会成员戈顿说：“在我看来，FBI比赖斯、克拉克或我们调查过的任何人需要回答更多的问题。”

　　国家安全局的顾问丹尼尔·本杰明也说，“FBI的反恐资金在9·11前大幅度上升”，这在布什政府当时仍关注导弹防御系统的情况下，这是不多见的，但“它未能足够地关注威胁，是绝对的不可理解”。

　　并且，前总统克林顿8日在作证时也说，他曾为无法向FBI下达命令而恼火。戈顿说：“克林顿总统说……经历了（FBI前局长）埃德加·胡佛和（前总统）尼克松时代的一系列丑闻后，白宫已感觉到无法向FBI直接下达指示。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

　　第三过：安全顾问赖斯

　　作为总负责美国全国安全问题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2月份已经接受过“9·11”调查委员会的一次长达4个小时的秘密质询。但因为克拉克新书《反对所有敌人》披露了新内容，应调查委员会的要求，赖斯本月7日再次接受了质询，不过这次是公开听证会。

　　在听证会上，赖斯宣称，布什总统一直重视反恐问题，但没有任何“灵丹妙药”能在事前阻止“9·11”事件发生。据美国民意调查，约四成美国民众认可赖斯的说法，另四成表示暂时无法评论，其他人则表示不认同。不过，赖斯的辩解受到了媒体和反恐专家们的指责。

　　赖斯不让布什看“基地”简报？

　　克拉克说，2001年夏天，他的“反恐安全小组”已进入战争状态，但赖斯等政策制订者们仍在踯躅不前。

　　2001年五六月期间，国家安全局截听到了30多个私人电话，表明恐怖袭击正迫在眉睫。7月，美国情报机构发现，“基地”的一些重要人物消失了，可能正策划袭击。8月，CIA报告说，两名劫机犯迈扎尔和哈兹米其他基地成员，已进入了美国。

　　2001年7月，反恐专家们向白宫递交了一个简报，警告说：“我们相信他（拉丹）将对美国或以色列目标发动一次重大袭击。这次袭击会是壮观的，目的是制造大灾难。”

　　当时的头号反恐专家克拉克说，他多次建议赖斯召开内阁级会议，讨论“基地”的威胁。但赖斯不仅拒绝这样做，而且还不允许克拉克向布什总统递交一些关于基地的情报简报。对此，赖斯在调查委员会前作证时说，当时她认为“其它事情更需要优先考虑”。

　　结果，克拉克和同事“对一场逐渐逼近的灾难感到如此担忧，以至于考虑以辞职来吸引媒体对他们的声音的关注”。

　　赖斯想1000次也找不到阻止办法

　　不过，赖斯并非什么也没做。2001年7月5日，她和总统办公室主任卡德召集了来自政府各部门的高官，在白宫举行了一次针对“基地”的反恐会议，会议主持人是克拉克。

　　不过，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仍然是，“基地”对美国在海外利益的威胁。第二天，克拉克通过电子邮件向赖斯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内容核心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美国在拉丁美洲目标遭袭的可能性。

　　《纽约时报》则称，在“9·11”发生的前几个月里，这是白宫关注“基地”威胁的“顶峰”。但这次会议之后，这种关注很快就消失了。这次会议反映出，针对越来越严重的“基地”袭击情报，布什政府缺乏一个明确的反恐政策。

　　在本月7日的听证会上，赖斯还说，在“9·11”前，她既不知道穆萨维，也不知道迈扎尔和哈兹米。她还辩解说，即便知道了，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她说：“我不认同那种分析，即如果我们摇动了那棵树（指恐怖主义）的话，会有一个幸运的结果。克拉克一直在摇动这棵树，CIA局长，FBI局长也在摇动这棵树。”

　　赖斯说：“我问过自己一千次，我们本来能多做些什么。我的断言是，没有哪一个明确的努力可以阻止袭击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