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案发生时，罪犯往往匆匆抹去可见的证据，而时间也成了“帮凶”，罪犯留下的蛛丝马迹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因此，在法医鉴定过程中，被害者的死亡时间一向是个很难确定的问题。这时，一向不起眼的小小昆虫却可能发挥作用，成为帮助刑警指证案发时间的唯一“目击证人”。昆虫法医学也由此成为法医鉴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自然界当中，许多蝇类和甲虫都属尸食性昆虫，它们以吞食动物尸体为生，而动物
的尸体也因之加速腐败。法医鉴定中，昆虫学家经常人为设置一个与案发现场相类似的环境。他们将昆虫放置在猪或人的尸体上任其繁衍，随后通过鉴别这些昆虫的分类、生长发育、生理生化、分子遗传特征等，并与现场从被害人身上获取的蛆虫进行对比，以此推断死者的大致死亡时间。
寄生在尸体上的昆虫类型以及它们正处于的生长阶段除了有助于确定死者的死亡时间外，还能帮助了解和判断死者的死亡原因、遇害地点以及生前是否吸毒或服用过其他有毒物质等。以至于法官有时也认可这些小昆虫是“目击证人”。
为了考察现代蛆虫理论在推断死亡时间上的准确性，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法医学院的梅勒妮?阿彻进行了长达2年的追踪试验。她把被宰杀的5只小猪放在用金属丝编织的笼子里，并搁置在灌木丛中。在随后的每个季节，她每周至少要对这些样本上的昆虫进行一次调查，并将其与掩埋在地下的，对比组的小猪尸体上的昆虫进行比对。
结果，很多现象出乎她的意想。比如，在第一个冬季，产卵于腐烂创口的大苍蝇的蛆虫在9周后离开尸体，但在第二个冬季，它们在4周后就离开了尸体；在第一个冬季，一种名为Creophilus的甲虫在小猪放置4个星期后抵达尸体，但在第二个冬季，它们在尸体放置两周后就抵达了尸体。
这些时间上的差异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比如气候的变化，或者当地昆虫数量的改变。由于尸食性昆虫群侵袭尸体的时间与温度密切相关。一旦对案发时当地温度的估计有误，死亡时间的判定就很容易出错。
为了估计抛尸地点的气温，昆虫学家采取的办法通常都是亲赴现场，检测案发地温度的变化情况，并将其与当地气象站测量的温度记录进行对比，估计出抛尸地点周围环境的气温。然而，当梅勒妮?阿彻继续做进一步实验时却发现：与实际气温相比，估计值的误差应在1摄氏度以内，然而，如果在监测期间或者是在尸体放置期间气温急剧变化，估计值的误差就会大于8摄氏度，这就可能导致估计的死亡时间与实际死亡时间之间出现较大出入。
她指出，有些法医在当堂呈证的就是这种其实并不准确，误差较大的死亡估计时间。这种证词其实并不具备说服力。死亡时间的判断在很多情况下会受天气、季节甚至死者衣服厚度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现代法医学需要改进昆虫法医学的不足之处，完善现代蛆虫理论，以获取和提供更科学、更严密的证据。
梅勒妮·阿彻的观点获得了一些美国同行的赞同。他们指出，现在许多律师，甚至法医并没有意识到昆虫法医学的局限性。执法部门需要的证据应该是严密而精确的，他们必须明白，昆虫法医学提供的是估计值而非精确值。（科技日报/赵亚萍）（来源：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