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东亚稳定密码：用克制和彼此尊重解决纷争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4月22日11:07 南方周末

　　用克制和彼此尊重来解决相互间的纷争，这一点今天已成为整个东亚世界的共识。进入21世纪后，人们越来越发现本“该”是动乱之源的东亚，反过来实际成了世界和平稳定的一个基石。这样的东亚当然耐人寻味。

　　□程亚文/中国军事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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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9·１1”事件至今，从欧洲到美国，“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欧美因为“恐怖主义”的争吵似乎就没有停止过。爆炸、警告、抗议、质询、辩解、声讨……这似乎就是过去十几个月的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不过，处在地球另一端的东亚，却显得特别平静。2002年10月印尼巴厘岛大爆炸，曾经一度让人以为恐怖主义的火焰已在人类每一个聚居群落点燃，但幸运的是，那一幕惨剧迄今在东亚还只是一个特例。

　　不仅如此，人们从这个区域近年来的发展变化中，分明感受到了和平与稳定。有人曾预言，中国崛起将会引发该区域的军备竞赛和紧张态势，这至今还没有成为现实。至于南海问题、朝鲜问题、台湾问题等等东亚热点，虽然一次次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却很难把它们同“战争”直接挂钩。东亚传出的好消息居多：区域多边自由贸易谈判如火如荼，协商而非战争成为处理彼此争端的主要手段，在进行经济整合的同时，安全合作呈现出机制化的态势……在全球恐怖主义的喧嚣中，似乎只有东亚，平静中涌动着新的活力。

　　“东亚”：一种新体验

　　也许换一种眼光来看东亚，已经大有必要。

　　这个“太阳升起的大陆”，21世纪的第一缕朝阳虽然并不热烈，但却足以消融笼罩朝鲜半岛半个世纪的些许坚冰。于是，两个曾经敌对的兄弟——韩国和朝鲜，突破了50年的“老死不相往来”，实现了最高领导人的直接会晤。此后第二年，戏剧性的一幕接着上演，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出人意料地造访平壤，虽然两个对立国家领导人的脸，亦如两国之间的传统关系一样紧张严肃，但当这样的两双手在隔绝了半个世纪后握到一起时，人们自然又产生了一些联想，至少，它代表了打破某种僵硬定势的愿望，和在这种愿望下实实在在的努力与进展。

　　然而，以上还只是东亚抛弃冷战，迎接未来的几段插曲，而远不是主旋律。那么，什么才是东亚的主旋律呢？在我们注意到东亚曾经敌对的国家试图握手言和之时，我们需要从作为整体的东亚的历史中去寻找线索。

　　1950年代以前，对基本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东亚国家状态，主权、独立与民族解放只是一种遥远的政治理想。东亚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面临的是被压迫的痛苦。列强争霸最终将这一地区卷入了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又同意识形态的争夺、地缘政治的对抗紧紧交织在一起，从朝鲜半岛到中南半岛，东亚一直没有获得安宁。超级大国直接或间接的介入，为东亚国家的独立自主平添了无数障碍。

　　进入1990年代后，东亚曾经连天的烽火才渐渐熄灭。近十余年里，东亚地区除了个别国家内部偶尔会发生一些小规模的战事外，国家间的严重对峙与冲突已经鲜有所闻。是对战争已经感到疲倦？或是战争的诱因业已消除？总之，当区域内的国家发生纠纷的时候，“战争”明显已经不在各国领导人的备选方案之中。十多年时间无战事和相对平静，不能不说是200年来东亚世界的新气象。

　　一个曾经长期四分五裂、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东亚，正在逐步远离战争。2003年美国《太平洋评论》春季号上的一篇文章认为，“东亚已经发展起抑制战争的成熟机制”。对此，一些东亚观察家认为，一个新的主旋律已在东亚奏响：在国家普遍赢得独立后，区域经济一体化已使该地区国际关系走上健康发展的快车道。这是一个有别于半世纪前的新东亚。

　　东亚的变化首先是经济上的。所谓“东亚经验”和“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已是明日黄花，在国家的经济成就之外，近年来，人们注意得更多的，则是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整合。

　　中国与东盟建设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早已启动，其框架下的“早期收获”方案也在今年年初实施。按双方的协议，到2010年，一个拥有近20亿消费者、GDP约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达1.2万亿美元的经济区将初步形成——这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而与此同时，韩国与日本同东盟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也分别在今明两年启动。此外，中日韩相互之间的合作也在加强，三国于去年10月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日韩两国的关于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也在去年底开启。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甚至在2002年就提出“到2020年之前，建立东盟经济共同体”的目标。而且贸易水平与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已产生“溢出”效应，东亚国家在制止犯罪、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协商解决南海争端等问题上都表现出东亚政治的新思想观念和新行为方式。

　　更重要的是，东亚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一般大众，也正在形成“东亚一体化”的共识。从东亚地区频繁举行的各种体育赛事、区域内国家对联结彼此的文化纽带的认同、“塑造东亚共同知识空间”的话题在该区域的学者中广泛传播，从马哈蒂尔、吴作栋等政治家动辄将各自国家的前程与“东亚”放到一起来讨论的事实来看，该区域的人们已逐渐习惯视“东亚”为一个有机关联的整体。东亚的未来与东亚区域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相关，这代表着一种新的意识，是对东亚历史与未来命运的新体验。

　　历史性国际体系的复活

　　如何看待东亚的经济一体化趋势及政治合作的增强？它究竟是这一区域的一个暂时性的现象，还是一种即将出现的常态的前奏和序曲？

　　历史的进程中有偶然性，也有其相对确定性。如果只截取一个小片断，或许会发现历史充满了偶然性，人们似乎无法对未来进行理性推理。那么，基于东亚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我们是否就可以断定这些变化的指向代表着东亚的未来呢？或者仅仅是一厢情愿？如果把东亚最近十余年的变化，放到其自身上千年历史的长时程中来考察，或许我们能够因此树立信心，发现孕育在历史中的相对确定性。

　　目前的东亚使人想起历史上的“东亚”——被殖民化之前的东亚。在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弗兰克等历史学家的眼中，那时的东亚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具有高度同质性、相互关联度极其密切的国际体系。这个体系自成一体，虽然存在着中心和主导性国家，存在形式上的不平等和国家间的争战，但相对于同期的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东亚的战争频率与激烈程度却不值一提；其秩序远非长期混乱的欧洲可比。(指“朝贡体系”)

　　我们可以用“东亚历史原型”这个概念，来概括那个时候的东亚所呈现出的状态。透过历史我们能够从东亚体系内的国家中发现三个显著的特征：1　体系内国家大多具有历史延续性；2　体系内国家具有相通的历史文化背景；3)体系内国家具有明显的对该国际体系的认同。这就使“东亚历史原型”成为一种历史性的国际体系。我们能够想象得出：这些相对固定的要素(延续性，相通的政治、经济、文化氛围，相似的知识)，在相对固定的空间(东亚)内交织，对于体系的历史传统与发展方向的影响。

　　历史不仅指向过去，也预示现在和未来。历史性国际体系的存在，反映了地区性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事实，在国家构成不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被暂时忘却的历史，一旦觅得机缘，就会回归事实，重新依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的本来要求恢复自身的传统或定势。在这方面，欧洲提供了另一个“历史性国际体系”回归的样本。组成欧洲的那些主要国家在近千年间是相对固定的，它们的文化传统也保持了连续性，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曾经因共同的宗教而一体，就是在分立成世俗的民族国家之后，它们也仍在诸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和维也纳体系中，在彼此间的关系上获得很高规范。曾经分离的欧洲在经历多年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后正在走向政治一体化，甚至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形成“欧洲联邦”，不能不说，这正是历史对现实隐隐作了规定。

　　复活历史性国际体系的传统，继欧洲之后，已经初步在东亚显现，它并不以具体的国家、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东亚经济一体化、政治合作及与此有关诉求的增多，正是东亚作为曾经一体的国际体系的历史，在今天的重新呈现。

　　“溢出”效应缘于民族国家的普遍成熟

　　为什么非要等到1990年代以后，东亚作为一个历史性国际体系，才逐渐流露出复活自身传统的迹象呢？

　　东亚对其自身历史的复归，动力一方面来自深植于历史中的传统与心理，另一方面则是这些传统与心理在一个恰当的时刻被激活。今天，促使东亚共同性复活的因素包括两方面：内因是该区域民族国家的普遍成熟；外因则是东亚金融危机改变了东亚国家对本区域政治经济关系的认识。

　　东亚经济增长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与以下因素有关：1　中国庞大的市场、以及东亚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了中国经济的向心力；2　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造成了南美经济崩溃，欧洲和美国也处于经济不景气中，国际金融资本中的大量游资投向东亚；3　相对其它地区，东亚国际体系保持了政治军事上的相对稳定。在这些要素共同作用下，实际上，198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就已意识到，东亚经济整合的时机已经到来，如果不顺时应势，进行区域经济整合，那么，所谓“东亚经济奇迹”将难以为继。因此，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马哈蒂尔曾提出建设“东亚经济集团”，日本提出建设“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但由于美国的介入与反对，这些计划先后夭折。直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时，东亚国家才痛彻肺腑地感受到，只有致力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才能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也从那时开始，“10＋3”机制开始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的设想不断得以落实，而区域经济整合特别是彼此间的投资和贸易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

　　如果没有东亚国家各自的内部需求，那么，上述所谓“外部原因”，不会催生出东亚复活自身历史传统之果。东亚国家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后，普遍实现了独立自主，并获得了较以往明显为高的安全感，在此基础上，东亚国家才会将视线投向外部。民族国家的普遍成熟、对实现国家意志信心的增强、对自身安全感的增多，使这些国家在相互交往时，更乐于寻求更高程度的合作；以及在合作时倾向于超越以往国家间的历史积怨。今天的欧洲或东亚国家，都会因为历史上的战争和杀戮而或多或少地存在悲情意识，这些悲情仍将会存在，但它们显然已不会硬化到让欧洲和东亚不能实现合作的程度。

　　从欧洲以及东亚的经历，我们可以发现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现象：民族国家在独立和强大后，将寻求自主并与外界发生更多联系，而这种联系多半不会溢出历史和文化的规范。欧洲走向共同体，扎根于历史中形成的基于“欧洲”的地缘政治、经济联系，以及共通的文化背景。从欧洲共同体以及英美特殊关系、北约的凝聚力等案例中，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共通的文化和历史有助于合作，那些具有良好合作关系的国际体系，一般都具有共通的文化与历史背景；

　　其二，为发展合作关系，必须充分发掘国家间的文化和历史共通性作为信任资源；

　　其三，一旦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利益获得了可靠保证，这个国家将能够克服自卑内向心理，而致力于寻求与外界发生联系，在此过程中，文化与历史因素又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左右这些国家的现实选择。

　　以上三点结论都正好可以对应当下的东亚现实，曾经受长时间战火蹂躏的韩国、越南等国都在恢复自信和主体意识，不再单纯以受害者的面貌出现在东亚和世界政治舞台，在二战中饱受西方列强和日本蹂躏之苦的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近年来则不断呼吁“东亚走出二战　历史”，这些场景都在提醒人们：在民族国家强健之后，超越国家民族反而有了可能。

　　东亚的问题寻求东亚式求解

　　今天东亚对自身历史的回归，当然不是简单地对过去进行复制，即对既往朝贡体系的复原。当下的东亚各国在国家主权与尊严上，是对等而不是等级制的，彼此间的合作也因此是以平等相处为前提的。因此，东亚世界遵循了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在它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经历中，现代性是它新增的一维，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维。

　　然而，作为历史性国际体系，东亚的过去毕竟与世界其它地区有明显的不同，这种差别依然会影响到现在的东亚。东亚不会完全按照所谓“全球性”的主流话语来展开它的未来，它以往的经历有其特殊性，它今后仍会按自身惯有的逻辑掌控自身。东亚世界正在流露出来的一体化趋向本身，就反映了东亚区域的独特性。因此，东亚国家在吸收借鉴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西方的历史文化经验的同时，又会凸显其自身特性，对东亚问题进行不同于西方的东亚式求解。

　　如同日本企业的系列化和华人经济网络的扩大和深化，是东亚经济区域化的初始发动机一样，东亚就是东亚，不仅在经济整合模式上不会等同于欧洲，在解决未来共同面临的那些政治、军事、环境、资源、文教、治安等问题上，东亚还会表现出其“独具一格”。东亚的问题不同于欧洲也不同于美国，仅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按照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顾问库珀在去年的划分，东亚世界有的国家已进入“后现代”之列，有的国家正在大步迈进“现代”之途，而个别国家却还在“前现代”的人类社会边缘地带徘徊。不像西欧社会那样整齐划一、统统“后现代”，这也注定东亚国家必须另寻新路，寻找出东亚自身的方式来解决自身问题。

　　2003年美国《国家安全》杂志春季号，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副教授戴维·耿在其题为《对亚洲的误解——需要重新分析亚洲》的文章中，就饶有趣味地向世人提示了东亚世界的特殊性：冷战结束后西方学者所作的亚洲将经历一段军备竞赛和强权政治加剧时期的悲观预测并没有出现，相反，“亚洲国家似乎并没有对中国之类崛起中的大国进行制衡，而似乎在对这些大国趋炎附势”，“虽然自由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倾向于认为现代东亚是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地区，如果该地区恢复以往那种等级制模式，结果可能是东亚将变得越来越稳定”，而“历来都是中国的软弱导致亚洲动荡不安。在中国强大和稳定之时，亚洲秩序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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