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覃里雯

　　在传统的国际政治学里，均衡是和平的一个前提，而1914年之前的欧洲看上去远比我们今日的世界要均衡。今天的情况更为复杂，一小群恐怖分子可以造成整个国家的混乱，而且恐怖组织像病毒一样难以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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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恐的圣战”令人沮丧的前景正日益显现，通过以暴易暴获得和平注定是一场代价惨重的幻想。既往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目的多么美好和伟大，手段本身将决定未来的形态。在一个暴力不断升级的世界里，有一个事实最容易被忘记而又最不应该被忘记，那就是：不存在所谓的终点，存在的只有道路。

　　3月11日恐怖爆炸中的马德里仅仅是今天在世界各地的大连环爆炸中一个意外的点。这个巨大锁链上的新环节正在增加，而曾经脱落的环节正在联系起来——联合国正在为似乎在巴尔干半岛复燃的冲突忧心忡忡，3月17日，世界各国联合在五年里维持的半岛和平在两个阿尔巴尼亚男孩被淹死之后毁于一旦。据称，男孩是被一群塞族人和他们的狗追入河中淹死的。阿尔巴尼亚人开始对塞族人烧杀抢劫，科索沃的10万塞族人重新陷入恐慌。所有人目力所及的一切就像英国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的一本书的名字：“失控的世界”。

　　恐怖主义遏制了暴力？

　　在过去几年里，由激进武装组织发起的在以色列、俄罗斯和伊拉克的爆炸和其他暴力事件，以及以色列、美国和俄罗斯在这些暴力事件之后进行的军事攻击，正在使全球和平图景变得日渐惨淡。恐怖事件所导致的死伤人数尚不能与全球死于肺结核的人数相提并论，但是后者是人类和天意的较量，而前者是人类社会与自身的较量。在与自身的较量中失败是人类共同的羞耻。在今日世界中，我们已经不再能够倚仗势力均衡来保证和平。1914年之前的欧洲看上去远比我们今日的世界要均衡：高度全球化的欧美市场，各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相当，但是它几乎在一夜之间整个翻了过来。今天的情况更为复杂，一小群恐怖分子可以造成整个国家的混乱，而且恐怖组织像病毒一样难以根除。

　　似乎可以略微让人感到安慰的是，3月11日的马德里爆炸之后，西班牙选民的反应与美国民众在9·11之后的反应大相径庭——美国人的愤怒导向了好战的本国政府，而在西班牙，一个原先处于绝对劣势的反战党派领袖忽然击败了支持伊拉克战争的前首相。

　　“在现代史中，穆斯林第一次明确影响了一个欧洲国家的政治方向，使它向减少全球暴力迈出历史性的一步，此前，全球暴力一直由于‘反恐战争’而不断升级。”一位名叫布鲁斯·肯尼迪(Bruce Kennedy)的作者这样评论上周发生在马德里的爆炸。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个反对美国发起的反恐战争、同情伊斯兰圣战组织的网站Jihad Unspun(解密圣战)上。

　　布鲁斯·肯尼迪的观点看上去无可辩驳。事实上，在此前此后基地进行的任何一次攻击之后，同样的观点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人一再被提出。但是，这一观点在某些方面是一厢情愿的，在另一些方面是危险的，它就像它所反对的伊拉克战争的逻辑一样，指向的是无穷的灾难和困境。暴力并不能减少暴力，无论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最终减少暴力的不是暴力，而是暴力自身的筋疲力尽。这是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论暴力》一书中讨论过的古老话题。

　　通向乌托邦的战争

　　在伊拉克战争和马德里爆炸之间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在发起者的动机和事件的积极后果之间并没有必然而坚固的联系。伊拉克战争导致了萨达姆下台，但小布什政府发动战争的原因并不是对独裁统治的无上厌恶，形形色色的小型独裁统治仍然存在于世界的其他角落，但是美国总统对此并不关心。同样的，马德里爆炸导致一个反战的西班牙总理出乎意料地当选，但这并不是基地组织的目的——基地组织的目的并不在于改变现有西方国家的政治力量对比(它从根本上鄙夷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而是通过展示自身的力量来宣扬它的意识形态。

　　这些被布鲁斯·肯尼迪所忽视的动机和特点就能在“解密圣战”网站上找到。在该网站刊登的那篇题为“给美国人民传递一个信息”的著名宣言中，本·拉登表示了某种看似现实而节制的政治目标，他表示要通过让美国人的“心充满担忧恐惧”使美国“克制侵犯和敌意”。但是一个足够清醒的读者不会忘记，就在宣言的开头部分，他宣称的目标要远为宏大：“事实上，我是你们值得信赖的忠告者。我邀请你们来到此世和来世的幸福之中，逃离你们枯燥可怜的、没有灵魂的物质生活。

　　也就是说，与传统的以恐怖手段实现政治目标的激进组织(比如西班牙老牌恐怖组织“埃塔”)不同，基地组织并没有一套现实的、分阶段的、短期的政治目标，它既不把具体的政治实体作为对手，也没有具体的政治实体作为联盟。它按自己惟一的目标单独行事，这个目标非常长远，就是将世界塑造成它所期待的、由其宗教理念主导的理想世界。对这样一个组织而言，谈判是不可能的，即使进行，它所期待的目标也因为过于遥远而无法通过谈判来达到。一个名叫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的西班牙新首相只是成功的小小开端……

　　道路比终点更重要

　　相比之下，在伊拉克发生的旨在驱逐美军的爆炸缺乏如此明确的目标。而在中东冲突和车臣冲突中，情况要更为复杂，政治谈判仍然是出路之一。但是这几个地区冲突的结果是同样的：大多数受害者是普通平民。最极端的是伊拉克的反对派武装组织，它们甚至不惜攻击本国的平民。由于这些发动暴力攻击的组织不是合法政府，它们也拒绝承担一个合法政府所应承担的、对本国平民所负有的责任，结果暴力成了它们走向理想国的惟一路径，成了本·拉登巨大的财富所服务的惟一目的。

　　而在这些暴力的对面是几个西方民族国家政府发动的常规战争：中东战争(现在转变为迅速的小规模军事行动)、车臣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无一例外地成为漫长的失败。这些战争的共同结果也是大规模的平民受难，以及无穷尽的后遗症。阿富汗似乎是一个例外，这个国家似乎正在显示出恢复和平的迹象，其中原因，按照美国《新闻周刊》主编法里德·札卡里亚(Fareed Zakaria)的说法，在于美国将其托付给了具有国际合法性的联合国。但是法里德·札卡里亚没有看到的是，暴力之所以没有在阿富汗大规模升级，联合国作为一个松散的政治联合体起到了缓冲作用。暴力的互激通常更容易发生在组织紧密的实体之间。

　　札卡里亚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冷酷的恐怖行动已经成为某些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恐怖组织的目的。这也是非常错误的，这个观点把札卡里亚的文章降格为宣战词，而不是政治分析。基地组织的目的不是冷酷的恐怖行动，而是建立一个它理想中的乌托邦。假如小布什政府继续通过战争来进行它的消除“邪恶轴心”计划，它所做的一切也是在为乌托邦而战，它就无法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与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根本区别开来。

　　要维持1945年保持至今的短暂和平(或者更确切一些，真正的全球和平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我们必须避免布鲁斯·肯尼迪先生的错误，那就是道德犬儒主义。道德犬儒主义认为：为了善意、正义和崇高的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但是既往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目的多么美好和伟大，手段本身将决定未来的形态。在一个暴力不断升级的世界里，有一个事实最容易被忘记，那就是：不存在所谓的终点，存在的只有道路。

　　这正是波兰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罗莎·卢森堡所看到的东西，她对俄国变革的最大担忧即在于此。这一担忧得到历史证实，道德犬儒主义作为变革遗产被变革后的政府所继承，它导致了巨大的灾难。在面临新时代的乌托邦之战时我们必须对此保持清楚的记忆，首先，人类社会不存在某一个完美终点，未来始终不断变化；其次，没有任何美好的未来值得并且可以通过对大多数人来说最恶劣的途径到达。

　　不幸的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世界和平必须依靠民主选举制度来保证。美国右翼强硬派是民主选举制度推上前台的，这证明这个制度不能避免重大错误，但是长期来看，它确实能够避免让一个政府将乌托邦强加在本国乃至全世界头上。在西班牙的大选之后，我们更有理由期待同样的结果在美国重演：新干涉主义的信徒在正在进行的美国大选中落败。只有这样，发生在美国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间的暴力互激才可能暂时告一段落。但是我们尚不知道如何防止在中东、俄罗斯和科索沃的暴力升级扩散、相互联系，因为这些地区与世界的经济中心关系不够紧密。但是毫无疑问，解决这个问题同样是保证我们的世界不走向失控的必要前提。

　　近年来造成重大伤亡的恐怖袭击事件

　　1998年8月7日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大使馆几乎同时遭遇汽车炸弹袭击，231人死亡。

　　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成员劫持3架民航客机、撞击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第4架遭劫持的飞机中途坠毁，恐怖袭击造成3000多人丧生。

　　2002年10月12日印尼巴厘岛两家夜总会发生爆炸，造成202人死亡。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的东南亚恐怖组织“祈祷团”被指控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

　　2004年3月2日伊拉克南部城市卡尔巴拉和首都巴格达同时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82人死亡。

　　2004年3月11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阿托查火车站等地连续发生爆炸，超过200人死亡，上千人受伤。尽管不少舆论指责“基地”组织制造了这起恐怖事件，但迄今为止尚未确认最后的凶手。(请见《经济》杂志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