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刚
笔者从《纽约时报》接连读到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的两篇文章，讲的都是印度在IT领域的崛起给美国带来的挑战。他认为，布什政府过于关注反恐，而忽视了对未来高技术领域竞争的准备。文章的字里行间透射出作者内心深处的忧虑。
其实，危机感是像弗里德曼这样的美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基本素质。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到约瑟夫·奈对过分使用硬力量的担忧，无不渗透着强烈的危机意识。而正是这种意识才促使美国政府的决策更具战略考虑。
与美国人接触多了，你就会觉得，许多普通百姓也具有这种忧患意识。尽管对像咱们这样的“老外”，他们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优越感，可一旦面对实的生活，他们又难以掩饰内心深处的忧虑。民意测验的数据就颇能说明美国人的忧虑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一是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犯罪率下降了不少，可2/3的人仍然认为治安状况更糟糕了；二是多数美国人认为未来他们子女的生活水平会降低；三是害怕丢失工作几乎永远都是美国人最大的担心。有本名叫《美好生活及其不满足》的畅销书是这样讲的：尽管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成功远远超过了失败。但在美国人的心灵深处，却是一幅反面的图像。普通百姓的忧虑当然与知识分子的危机感有所不同。我举这个例子不过是想说明，恐惧其实已经成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美国人对未来担忧的原因有很多，最明显的就是受保守主义传统的影响，认为自己已经得到的就是最美好的，因此总怕别人会夺走这些东西。其次是市场经济的竞争十分残酷、激烈，特别是高风险社会的未来又难以把握。再者还有福利相对较少，缺少社会保障等。除此之外，更值得一提的是，某些政治家和利益团体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夸大事实，渲染恐惧。社会学家格拉斯纳在《恐惧文化》一书中指出，美国人的恐惧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源于错误的信息。“恐惧文化”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让美国人把心思花费在不必要的事情上，却忽视了正有待解决的不平等、贫困、种族主义等社会问题。格拉斯纳所描述的现象并不少见，就拿弗里德曼讲的印度在IT领域取得的成就来说，它现在已经成了某些人煽动“印度威胁论”的猛料。前一阵子某些人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其实靠的也是这种夸大事实、渲染恐惧的手法。
对未来有危机感固然是一种好事情，这也是美国之所以会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事情的另一面是，危机感发展到了恐惧，就会影响到客观公正地看待世界，看待别人，特别是当这种恐惧文化对美国的决策产生影响，那就不只是美国人自己的事情了。在“9·11”恐怖袭击后制定的“先发制人”战略的背后，在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战争决策背后，不都可以看到一种出自对未来不可知的恐惧感在作怪吗？美国是全球经济、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如果美国总是用这种疑神疑鬼的恐惧心态来看待别人，那能不让世界感到恐惧吗？《环球时报》(2004年04月30日第八版)（来源：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