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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邓小平当翻译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5月25日14:36 扬子晚报

  1975年,由于工作需要,我从纽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回到了外交部翻译室。从1975年到1985年在翻译室工作的10年间,我有幸为中央领导担任翻译,尤其是担任小平同志大部分对外活动的英语翻译。

  小平的这些外事活动,包括接见美国总统福特,里根,当时的副总统老布什,总统安全顾问基辛格,国务卿舒尔茨及其他政要如布热津斯基、温伯格、黑格,美国国会议员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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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出访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时,我担任了代表团的主要翻译。通过这些活动,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位世纪伟人,耳濡目染,受益匪浅。今天我想从当年一个年轻翻译的角度,写下我对小平同志的一些印象,以此作为对小平百年诞辰的一点纪念。

  独选华尔街

  1974年4月,小平同志到纽约出席关于经济与发展的联合国特别大会。当时我们与美国还没有建交,出于安全和工作方便考虑,小平同志一行在我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驻地下榻。驻地坐落在纽约西区,原来是汽车旅馆,所以每间房都一样大。当时常驻人员并不多,所以每人住一间,夫妇俩就住两间,中间的门可以打通。小平住在第10层,也只有两间,跟我们一般工作人员一样,而且条件也不太好。他喜欢散步,但是代表团驻地只有一栋楼,没有院子,屋顶平台处于周围楼房的监视之下,安全没有保障,每天早上他只好在10层的走廊里来回踱步。

  小平在纽约只呆了不到一个星期,日程安排得很满,除了4月10日在联大发表一篇讲话外,还会见了大会主席布特弗里卡、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及与会的各国领导人。

  13日是星期六,没有会。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同志是个美国通,他问小平同志想到什么地方看看。小平同志立即回答:“去华尔街。”唐明照说,周末华尔街没有人。小平讲没有人也要看看。于是,小平在唐明照的陪同下,悄悄地从代表团的地下车库出发。这辆载着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黑色林肯轿车,直向城南的华尔街金融区驰去。

  从旅游角度讲,华尔街没有什么可看的,无非是几排石砌楼房。时值周末,整个金融区静悄悄的,没有什么人。这是小平同志第一次到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来,在纽约及其周围有许多好玩的地方,但他惟独选了华尔街!也许他正在思考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图大略吧。

  参观小翻译房间

  1978年11月,小平同志访问新加坡,原来的日程上有参观裕廊新区项目,这是一个新的居民区,实施新的管理办法。小平对此很感兴趣。没想到在出发前几分钟,新加坡接待人员告诉我们,出于安全考虑,新方建议不去裕廊居民新区了,而只是到一座高楼登高俯瞰,并做一些介绍。我从旁看到小平有点失望,无奈客随主便,我们只能到附近的一幢办公楼登高瞭望一下。访问结束,早餐后,我正在房间里收拾行李,小平的警卫秘书敲门进来说:“首长要到你的房间来看看。”我惊讶之余赶快把剩下的一些零星物件塞进了箱子,打开房门迎接小平来参观。

  小平在两位警卫秘书的陪同下走进了我的房间。访问新加坡期间,小平和部分随行人员住在总统府,代表团其他人,包括随行的部长们都住在文华饭店。总统府的楼很小,我住的是一个单间。小平站在房间中心,环顾四周,然后走进了洗澡间,他东看西看,最后喃喃地说了一句:“不错!”小平走后,我愣愣地站在那里,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央首长对小翻译的房间那么感兴趣。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在报上看到小平同志参观前三门居民楼的消息时,我才茅塞顿开:原来他在考虑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啊!

  “邓小平万岁”

  小平同志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小平时时牵挂着中国人民的福祉,中国人民热诚地爱戴这位带领他们走上富强道路的领导人。

  1978年2月,小平访问南亚国家后在成都休息,我们都随同住在成都金牛坝宾馆。小平在宾馆听四川省领导汇报工作,我们在韩念龙副外长的带领下到杜甫草堂参观。韩部长坐的是黑色小轿车,工作人员坐的是面包车。

  我们的车队行到一条小街时,两旁约有上千名群众把我们包围住了,他们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喊着:“邓小平!邓小平!”原来他们以为小轿车里坐的是邓小平!四川省的陪同人员只得下车解释,这里没有邓小平。群众还是不愿散去。韩部长不得不“亲自出马”,下车向群众解释,并保证把他们的问候带给邓小平同志。

  这时群众才让开道,让我们的车队继续前进。群众中有人喊了一声:“邓小平万岁!”接着“邓小平万岁”的呼声此起彼伏。

  严肃而又亲切

  小平同志脑子极为敏锐。按惯例,中央首长会见外国客人前,接待单位和外交部有关领导都要汇报一下客人的情况及可能涉及的问题。但小平会见客人时,往往只提前10分钟或15分钟到,不需要汇报,只是简单问一两个问题,然后就请客人来,干脆得很。

  小平同外宾谈话,从不讲套话,每次都有些新意。他说的是老百姓的语言,生动而一针见血。他批评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把台湾当作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的中东政策是“驴驹子推磨”,没有任何进展……

  任何外国客人,见到小平同志都肃然起敬,有时还挺紧张,刚坐下时甚至找不到恰当的客套话来说,这时,总是邓小平来打破紧张气氛。有一次他拿起茶几上的熊猫香烟,指着加长的滤嘴说:“他们迫害我。这是特制的香烟,滤嘴这么长。”引得全场哈哈大笑。

  还有一次,小平接受一家美国电视台的专访,需要在他的中山装上别一个小话筒,记者有点紧张,别不上去。小平笑着说:“啊,这是秘密武器。”大家笑了起来,记者也不紧张了,终于把话筒别上了。

  有一年9月初,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外宾。我们提前很早就到了。当小平同志神采奕奕健步走进福建厅时,外交部美大司朱启祯司长说了一句:“小平同志晒黑了。”小平回答说:“我加入非洲籍了。”他一眼看见我,说:“小施,好久不见了,过来,拉拉手(四川人把‘握手’叫‘拉手’)。”

  “让翻译吃点东西”

  国外有个习惯,高级领导人访问时,宴会一般不安排翻译的座位。有的国家虽然给翻译发了请帖,但他们按礼宾顺序,把翻译安排在最后几桌。在马来西亚的国宴上,我的座位在30几桌,怎么给首长做翻译啊?所以我只好空着那位子,坐在首长后面,饿着肚子,等到宴会结束后再找点东西吃吃。小平看我坐在后面没东西吃,一会儿给我一个面包,一会给我一只苹果,还非要我吃一点,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在国内就不一样了,无论多高级的宴会,翻译总是坐在主宾旁边,一道菜也不少。小平同志很会做工作,在宴会上,是两国领导人私下交换意见的好机会,所以有时翻译顾不上吃饭。服务员也很照顾我,把没吃的菜都放在我面前。小平就会对外宾做一个“暂停”的手势,说:“我们现在‘暂停’,让翻译吃点东西。”轮到上甜食,他就经常把他的那份推到我面前,说:“女娃子爱吃甜的。”让我多吃点。

  请我到他家看看

  在新加坡访问时,有一天中午没有宴会,我陪小平和卓琳同志在总统府一起吃午饭。总统府的老服务员祖籍山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全家逃亡到新加坡。小平与他亲切地交谈起来,并建议他到山东老家看看。

  老服务员知道四川人爱吃辣椒,特地给小平准备了一小碗朝天椒。小平吃得津津有味,看我不吃,就开玩笑说:“吃一点嘛,不辣不革命!”他还称赞总统府的大草坪保养得好,北京绿地太少。他对我说:“我家院子里有一块大草坪,也保养得很好。我喜欢草坪,可以围着它散步。在文革期间,这也成了谴责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条罪状。”他问我:“你没去过我家吧?我邀请你去我家看看那大草坪,真的是很好。”可惜,后来我看首长那么忙,不忍心去打扰他,始终没有勇气联系。但是小平待人亲切和蔼,使我永志不忘。

  意女记者“独家采访”

  奥琳埃娜·法拉奇是一位笔锋犀利,以提尖锐问题见长的意大利著名女记者。1980年8月采访邓小平之前,她曾采访过世界上多位领导人。如果被采访的人给她留下的印象不好,或回答问题转弯抹角,她就会用很尖刻的语言来讥讽这个人。

  她对基辛格印象不好,说他高傲;基辛格则说她“胡编乱造”,把她气得不行。她去伊朗采访霍梅尼,要穿黑长袍,只露出两只眼睛。霍梅尼坐在上面,她盘腿坐在下面,觉得自己像个“巫婆”,又觉得这是不平等的对话,心里忿忿不平。

  法拉奇是一个工作狂。在她萌发采访邓小平的想法后,就专心致志地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她对“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都有所了解,对邓小平挨整也知道个大概。

  她要求采访邓小平,还是走了“后门”的。据她对我说,她同当时的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很熟,随时都可以打电话找总统。佩尔蒂尼定于1980年9月访华,法拉奇正好借此机会要求采访邓小平。她要求佩尔蒂尼向中方推荐她,而且只推荐她一个人,不让其他意大利记者知道。她要进行“独家采访”。

  1980年8月21日上午,我接到通知,让我下午到人大会堂为一名意大利女记者采访邓小平做翻译。外交部有很好的意大利文翻译,为什么用英语翻译?原来法拉奇在采访邓小平之前,已与美国《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等10多家西方报纸签约,全文发表她的采访,所以她要求用英语采访。

  法拉奇毕竟是有经验的老记者,一坐下来,就把录音机放在茶几上。似乎为了给邓小平一个好印象,她说:“明天是您的生日,祝您生日快乐!”邓小平幽默地说:“明天是我的生日?我从来不关心什么时候是我的生日。”法拉奇说:“我是从您的传记中知道的。”邓小平说:“就算是吧,也别祝贺我。我已经76岁了,到了衰退的年龄啦!”

  采访就在这样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但并不是整个过程都是轻松的。这位意大利女记者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地问,许多涉及对毛主席的评价、“四人帮”问题等。有的问题很不礼貌,例如:“在西方,您被称作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您对此有何看法?”

  我当时有点犹豫,怕小平同志听了会不高兴,但是作为翻译,必须忠实地表达对方的意思。小平听了后,不但没有表示丝毫的生气,相反却报以爽朗的大笑,他以平静的语气,从容地回答说:“喔,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赫鲁晓夫我很熟,我个人同他打了10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我松了一口气,只有伟人才会有这样的胸怀。

  第一次采访到了下午六点多,似乎言犹未尽。原计划只同意法拉奇采访一个小时左右,小平主动提出:“怎么样,时间不早了,看来你的问题还没问完,我们找时间再谈一次吧。”法拉奇喜出望外,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一个劲儿地说:“好,谢谢!”

  “上次那个是白开水”

  8月23日上午邓小平又见了法拉奇一次。两次加起来约有4个多小时。法拉奇的问题很尖锐,有时还打断邓小平的话,但小平以一名军事指挥家的风度,驾驭了整个采访过程,他从来不回避问题,对所有的问题都给予简明扼要、一针见血的回答。他总能通过对一个很敏感的问题的回答,向世人传递他想表达的信息。

  这使我想起1978年2月访问南亚国家时,在某个国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也许有所安排,参加的都是当地记者,提的问题都很友好,基本上是“大路货”,如:“对两国关系的评价”,“对某国的印象”等。后来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对记者没有控制,有些驻邻国的西方记者也特地赶来采访,他们平时没有接触邓小平的机会,当然不会错过这一良机。记者们坐了满满一屋子,大家抢着提问,气氛很活跃。提的问题五花八门,有关于中美关系的,也有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记者招待会结束后,我跟小平出来,他回头对我说了一句:“这个记者招待会还有点意思,上次那个是白开水。”显然他是喜欢回答尖锐的问题的。

  “I LOVE HIM”

  法拉奇两次采访完毕后,新闻司领导授权我同法拉奇整理采访的录音稿,并负责把关。我在法拉奇下榻的民族饭店干了两天,对有的英语译法做了一些修改。对有些话,法拉奇理解得不对或有偏差,我向她进一步解释,然后共同找一个西方能听懂而又不损害原意的译法。中间累了,我们就休息一会,也就是在她没有空调的房间里闲聊一会。

  她对这次采访非常满意。她一边在房间里来回走,一边说:“他(邓小平)是个伟人。他对一切问题了如指掌,每个问题都回答得很精彩。”然后她又说:“他真幽默。我喜欢他的风格。喔,我喜欢他!我喜欢他!(ILoveHim)”她接连说了好几次“我喜欢他”。

  当年8月31日和9月1日,西方各大报纸都连载了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的全文,引起热烈反响,人们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有了进一步认识。施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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