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士海

　　内容提要：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中印关系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但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冷和平”状态。除短暂时期之外，接触与谋求关系正常化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中印之间在地缘政治上存在着竞争和冲突的因素，在边界问题、西藏问题和中巴关系等方面存在着问题和分歧，但是两国在许多国内和国际事务中也有着共同的利益。未来的中印关系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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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抗的关系，也不会是战略联盟的关系，更大的可能则是竞争与合作并存。

　　中国与印度是两个对地区乃至全球事务具有影响的崛起中的大国，两国关系如何不仅关系到本国人民的命运与前途，而且关系到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未来的中印关系将如何发展？是关系恶化而陷入冷战对抗？抑或是捐弃前嫌而睦邻合作？本报告将着重分析影响中印关系的几个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判断。

　　一、地缘政治因素

　　地缘政治对国家关系的影响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客观现实。作为两个相邻的大国，中印关系也不可避免要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印之间在地缘政治上的冲突从印度独立和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出现了，其根源并不仅仅是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更为重要的是两国在现实利益和战略利益上的冲突。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在接收了英国殖民统治者和平移交的国家权力的同时，也自然地继承了过去“主人”留下的遗产，其中包括与中国的非法疆界以及为把西藏作为防范中国势力南下的缓冲区的安全战略构想。正是这些殖民主义的遗产，后来成为中印交恶的根源。

　　中印地缘政治冲突的深刻根源主要在于印度把中国看成了战略上的竞争对手和防范对象。印度是一个具有浓厚大国思想的国家，相信自己注定会成为世界上第三或第四位的强国。早在独立之初其政治领袖就认为印度的国际地位不是与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相比，而应与美国、苏联和中国相提并论。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目标和与中国平起平坐的思想使其从心理上形成了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最大潜在威胁的观念。印度的一些战略分析家认为，“尽管中印之间不存在马上就发生冲突的可能，…但是中印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和根本性的竞争，这是一个长期的因素”，“两个亚洲巨人之间潜在的力量竞争，以及它们都自认为是当然的大国，文明和文化的中心，会继续促使它们支持不同的国家和事业。印度将努力崛起，不仅是作为多极世界中的一个权力中心，而且是作为权力和影响的抗衡国家。…中印缓和只能被看作是出于两国短期的策略上的动机，即使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得以解决，但由于对第三世界领导权的角逐，两国在亚太地区必定保持一种竞争的关系”。在印度，这种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或潜在威胁的观念在其智囊集团中有着较深的影响。在中国，一些分析家也持有中印之间存在着地缘战略竞争的观点。中印之间虽然在地缘政治上存在着竞争和冲突的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必然要走上对抗的道路。理由如下：

　　第一，中国与印度过去都不是、将来也很难成为扩张主义的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输出的国家，这是两国避免冲突和对抗的基本因素。第二，无论是在当前的单极世界格局中，还是在未来的多极世界格局中，印度的竞争对中国来说并非根本的利害冲突或一方所得必为另一方所失的“零和”竞争。第三，两国在地缘战略利益上较少重叠之处。在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的阻隔形成了两国之间的天然屏障；在印度东部，东南亚日益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两国之间起到了缓冲的作用。第四，中国与印度地缘战略重心的不同也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双方的冲突和竞争。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主要来自东部：未来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目标、重新修订的美日安保条约、台湾问题、ＮＭＤ和ＴＭＤ等因素显然已经确定了中国的地缘战略重心。就印度来说，对其国家安全利益的现实威胁主要来自南亚内部。正像有的分析家所指出的：“印度的地缘战略形势更为复杂，问题也更多。中国的邻国对其既怀疑又尊重，而印度的邻国却对其怀有深深的不信任”。印度与周边中、小邻国的关系有着内在的冲突，领土与资源争端、民族与宗教矛盾决定了其与邻国关系的脆弱性。印度虽然制定了“东向政策”，但是其严重的地区安全问题和综合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其战略重心将主要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

　　从中国与印度周边的安全环境来看，两国关系将更趋向于合作而不是对抗。从印度方面说，与中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可以防止巴基斯坦和其他南亚中小国家寻求中国的支持与之抗衡。对中国来说，与印度保持睦邻友好，将会避免西方敌对国家和周边邻国利用印度遏制中国。除此之外，双方在地缘方面也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例如，两国都与一些伊斯兰国家毗邻，都不希望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破坏南亚、西亚和中亚地区的稳定，更不会听任泛伊斯兰主义的渗透活动破坏自身的稳定和统一。这使两国在抑制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的蔓延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方面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合作需要。

　　二、国内因素

　　国家的对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国内诸多因素的制约，中印两国也不例外。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印度的战略目标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这是两国最根本、最重大的国家利益所在。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于70年代末，印度于90年代初先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并打开了封闭的国门实行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使两国经济取得成就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内在的改革要求和动力。

　　现在中国与印度都制订了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但是庞大的人口、复杂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的文化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异常艰巨复杂、甚至危机丛生的过程。现代化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带来社会、政治上的严峻挑战，类似种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及社会动荡等国内安全问题将更加突出。发展经济和维护国内稳定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都是两国的首要任务，这将使两国的国家战略不得不更具“内向性”。为了最大可能地把精力和资源集中于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两国不仅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而且需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国内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印度和中国现在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种族分离主义的挑战，例如，印度东北部地区的种族分离主义活动自独立以来始终就没有停止，而中国的西藏和新疆地区也存在着民族分裂活动，这些分离主义势力一旦获得外部势力的支持，无疑将使形势更为严峻并会给各自国家平息分离主义增加极大的困难。因此，中印合作并建立睦邻关系显然是两国防止国内分离主义活动加剧的最好途径。而这种具有压倒性的战略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将缓和两国之间的对抗性，抑制着两国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上的冲突。

　　印度的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和摇摆性，既有愿意与中国发展合作关系的一面，也有防范甚至敌视中国的一面。其国内政治的因素对中印关系的影响总的来看是积极的，国内舆论的主流主张中印友好，各政党的对华政策也有着基本的共识。现在执政的印度人民党的前身印度人民同盟曾经被看作右派政党，作为反对党时主张对中国实行强硬政策，但执政后对华政策趋于温和化。该党领袖瓦杰帕伊任外交部长时曾于1979年访华，试图推动中印关系正常化。目前印度人民党处于执政地位，虽然核试验时曾攻击过中国，但是核试验以后，该党对华政策的主要方面是谋求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

　　今后对中印关系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一个因素是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印度是一个骄傲的民族，自80年代以来，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主张在国际关系中“以实力对实力”的强硬派占据了上风，1998年的核试验便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新德里的多数智囊人物都认为与中国改善关系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但一些强硬派认为，“两个巨人邻居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力量大体相当时才有改善关系的可能。一个军事上软弱无力，没有核武器和导弹的印度，即使是在多极的世界也只能被当成中国势力范围的一部分。”有些对华强硬派身居要职，对政府的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印度核试验以后，个别人甚至提出了一些针对中国的近乎歇斯底里的极端主张，例如，印度应与达赖签订边界条约，向台湾出售核和导弹技术，不承认西藏、台湾为中国领土，等等，有的甚至主张与美国、日本、俄罗斯三国联手钳制中国。如果这些极端的主张对政府的政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印度就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对中国采取一些强硬的甚至是咄咄逼人的举动。如果中国对此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不能以一种宽容的心态与印度的强硬派打交道，甚至也以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行还击，那么中印关系则很有可能急剧恶化。

　　三、边界问题

　　边界问题是困扰中印关系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最大问题，其所以难以解决是因为它并非一个单纯的领土问题，还涉及到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人民感情等问题。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但是尼赫鲁政府却拒绝了中国提出的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主张并实行了不断蚕食中国领土的“前进政策”，结果导致了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边境战争。这场战争大大加深了印度人对中国的不信任感。一些印度人，甚至一些对政府决策颇有影响的人士认为，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是中国背信弃义，“从背后捅了朋友一刀”，是中国为了争夺对第三世界的领导权而精心策划的阴谋。这种看法对未来中印关系的发展无疑极其有害和相当危险。它可能对今后两国互谅互让地解决边界问题形成障碍，甚至制造后代人对中国的仇恨乃至报复心理。

　　中印边界问题是最易引起两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导火索，预计这一问题在短期内还难以解决。但是在可见的未来，中印在边界地区发生有计划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这主要是受到了两国国家根本利益的制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与印度的军事力量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目前两国都拥有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这不仅意味着两国威慑和防御对方的能力得到加强，同时也意味着即使是打一场常规战争，对两国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将是一场难以承受的巨大灾难，战争所付出的高昂代价将大大超过任何地缘政治上的收益。两个大国之间的任何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甚至冲突的可能性都会对国内的经济发展战略产生极其严重的不利影响。

　　对中国来说，只要印度严格维持边界现状,中国就没有压倒性的需要进行冒险。中国军力在整体上比印度占有优势，但自1962年以来，中国从没有对印度采取过任何军事行动。中国对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是明确的，不相信用武力强行占领有争议的领土能使边界问题得到最终的解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边境战争中打胜之后单方面宣布停火，并主动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的主要原因。

　　对印度来说，80年代以来其在边界上的常规军力比中国占有优势，交通和后勤供给也已经得到很大改善，有的军事观察家认为，“现在的印度军队可以穿过中国边界插入西藏”，但是印度主动挑起边界冲突的可能性极小，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整体军力和战略威慑能力更加强大，还因为这将使印度承担巨大的风险。第一，印度虽是那场边境战争的失败者，但在边界领土上却是既得利益者，新的冲突将可能改变现状；第二，印度将重新面临两面受敌和两线作战的最坏局面；第三，印度有可能面临东北部地区的分离主义活动加剧的危险。

　　1962年的边境战争之后，两国都在边界地区部署了相当数量的军队。由于实际控制线的走向不明确，双方边防人员曾发生过一些小规模的冲突，1987年甚至出现了一场危机，但冲突和危机很快就被两国政府平息。这表明中印都在边界问题上都采取了相当克制的态度，尽量避免冲突的扩大和升级。90年代，两国为了避免边界冲突的再次发生而建立了一系列的信任措施。1993年印度总理拉奥访华时两国签订了《维持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和平与安宁协定》。根据这项协议，双方一致同意通过政治对话的途径和和平友好的方式协商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并许诺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1996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印时双方又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目前两国建立的信任措施主要包括：削减边境的军事力量；军队指挥官之间保持“热线”联系；边防人员定期会晤；禁止在商定的区域进行特定规模的军事演习；部队调动和军事演习预先通知对方；防止发生侵犯对方领空事件，一旦发生应协商解决，等等。这两个协定的签署对促进两国的相互信任和边界问题的最终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印度舆论也对这两个协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实质上是中印之间的“非战协定”。自1987年的边界冲突以后，中印边界始终保持着和平与安宁，90年代以来两国还在边界地区先后开放了几对边境贸易口岸。

　　目前中国和印度虽然都有解决边界问题的意愿，但是双方的分歧较大，谁都无法做出更多的让步。两国现在都意识到，边界问题只有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通过相互妥协取得双方都满意的结果，才能避免留下隐患。印度已经改变了原来所持的边界问题不容谈判，不解决边界问题就不能发展关系的僵硬态度，双方现在都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谈判，这为避免冲突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从1981年开始，中印就边界问题先后举行了八轮会谈。1988年两国又设立了联合工作小组（ＪＷＧ），专门就实际控制线的走向进行核实工作。目前，两国已开始了对争议最小的实控线中段的核实工作。今年7月中国外长唐家旋访印时，双方又一致同意提高联合工作小组的官员级别和加快实控线的核实工作。

　　四、西藏问题

　　所谓的西藏问题是中印关系中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处理不好会直接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对于中国来说，西藏至少有着两个重要的意义。从地缘战略上看，没有这片广袤的高原作屏障，中国便失去了战略纵深，现在的大后方就会变成大前方。从政治意义上讲，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西藏独立将会对其他少数民族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鉴于西藏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

　　对于印度来说，西藏也有着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英国殖民统治者为印度制定的安全战略构想的内容之一是把阿富汗和西藏作为防范俄国和中国势力南下的缓冲区。但这种构想却因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而遭到破灭。尽管印度对中国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但尼赫鲁政府还是采取了理性的现实主义的政策。他在议会中表示，“世界上发生许多我们不喜欢或与我们的愿望不同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像手持长矛的堂吉诃德一样去反对任何不喜欢的事，因为这不仅与事无补，反而会引起麻烦”,“我们正在放弃我们实际上无法掌握而事实上已经失去的东西”，面对这种已经改变而又极为脆弱的地缘政治环境，印度所能实行的只能是“通过对华友好来实现国防”。1954年4月印度与中国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放弃了从英国殖民政府继承下来的特权，明确承认了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四十多年来，即使是在两国交恶期间，印度官方也没有改变立场。

　　按照这种情况，西藏已经不应再是中印之间的“问题”了，但是一些中国的分析家却始终对印度对西藏的觊觎之心怀有很深的疑虑。认为“印度要想称霸南亚，在北方它必然要解决分离中国西藏的问题，这就不能回避与中国对抗”，“西藏独立可使中印之间出现一个缓冲地带，可使印度在避免腹背夹击的条件下，在南亚大陆继而在印度洋地区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做出这样分析的理由是，印度至今只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从不明确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犯过错误；印度政府虽然一再重申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领土上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但实际上从未取缔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的存在和活动；现在印度国内，包括政府内有一些同情达赖分裂集团的反华势力，将来一旦西藏内部发生大规模的动乱，印度就会与西方敌对国家联手“促成西藏与中国分离”。

　　上述估计并非完全是主观臆想，如果中印处于全面的对抗状态，印度并非没有插手西藏的可能。但在可见的未来，中印之间在西藏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小。首先，印度究竟不是地缘上远离中国的西方国家，插手西藏的分裂活动意味着干涉中国的内政，这无异于把自己置于与巨人邻居公开对抗的地位，这显然不符合印度的根本利益；其次，印度自身所面临的种族分离主义的威胁要比中国严重得多，支持西藏独立或公开支持西藏流亡集团的分裂活动可能会引火烧身。

　　五、中巴关系问题

　　南亚地区的繁荣、和平与稳定无疑符合中国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拥有核能力的印巴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不仅有利于中国改善周边的安全环境，而且可以使中国摆脱两难选择的境地。印度前驻华大使任嘉德先生正确地指出：“中国不愿看到印巴之间持久的敌对，更不愿印巴发生武装冲突，或者出现中国站在哪一边的形势”。印巴冲突的根源在于两国内部，克什米尔争端是导致印巴对抗的主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即使克什米尔问题得以解决，两国关系在短期内也难以完全得到改善。无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冷战结束以后，中国与其他大国都不希望印巴之间爆发战争。

　　早在冷战结束之前，中国的南亚政策就发生了变化。在敏感的克什米尔问题上中国采取了中立的态度。1991年中国总理李鹏在访印期间发表的中印联合声明中，主张两国在西姆拉协定的框架下，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一争端。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时，在巴议会的演说中提议，双方应当搁置历史遗留的问题，在相互一致的领域建立和发展关系。中国鼓励南亚中小国家与印度合作，支持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赞赏印度旨在改善与邻国关系的“古吉拉尔理论”和印巴走向和解的《拉合尔宣言》；对1999年在克什米尔印巴控制线地区发生的卡吉尔冲突中国采取了中立的立场，呼吁双方尊重控制线和早日停火。所有这些举动表明，中国无意插手南亚地区的内部事务，更不愿卷入印巴冲突之中。

　　中国与印度发展关系是不会以牺牲巴基斯坦的利益为代价的，中国不支持巴基斯坦的某些行动也不表明中国将抛弃巴基斯坦。中国认为在印巴之间采取平衡、公允的态度更有利于促进印巴关系的正常化，从而对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起到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此外，与巴基斯坦保持着“全天候”的关系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一是有利于中国与广大穆斯林国家的合作；二是有利于遏止新疆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和种族分离主义的活动。

　　目前印度最为关注的问题是中巴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和军品贸易。美国情报机构关于中国向巴基斯坦输出核武器和导弹技术的报道增加了印度对中国的疑虑和不满。中国虽然对此类报道予以否认，但如果不能增加中巴军事合作的透明度，那么不仅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将受到损害，而且中印关系也难以得到真正改善。

　　六、 印度的核计划因素

　　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相继进行的核试验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中国与其他大国一样呼吁印巴遵守联合国通过的1172号决议，签署ＣＴＢＴ和ＮＰＴ。中国显然不愿看到在自己的周边突然出现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印巴核竞赛只能恶化中国自身的安全环境。但是两年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要求印巴主动放弃其核计划显然难以实现，中国和国际社会似乎只能面对与两个事实上具有核能力国家打交道的现实。

　　印度以中国威胁为借口进行核试验的作法严重伤害了中国的感情。两国关系一度跌至90年代的低谷，中国一度中断了与印度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正常往来。但与此同时，两国政府都在努力防止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1999年6月年印度外长贾斯旺特·辛格应邀访华就是这样的一种努力。这次访问使中印关系经过短暂的冷淡以后重新回到了正常化的轨道。两国外长在两个方面达成了共识：一是中印互不构成威胁；二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和两国关系的准则。另一项具有实质性的成果是两国决定建立双边安全对话机制，这一机制对双方加深了解，消除疑虑和促进互信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今年3月中印举行了第一次安全对话会议，5月纳拉亚南总统访华时双方并没有提及核问题。这表明，中国把核不扩散看作全球性的问题，并没有把印度的核计划看成是对自身的威胁，更没有把印度的核试验当作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事实上，印度1974年成功爆炸了第一枚核装置就表明其已经具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在这二十多年间，两国的关系并没有受到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印度在将来的核武器部署中瞄准中国，两国关系将会急剧恶化。

　　七、大国关系因素

　　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谋取国际主导地位和世界霸权，分别组织政治、军事集团，激烈争夺各自的势力范围和军事优势。美苏利用印、巴矛盾在南亚地区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中印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美苏争霸的影响。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与印度得到美苏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70年代南亚地区出现了美、中、巴轴心对苏、印、阿（阿富汗）轴心的局面。80年代后期，中苏和解加快了中印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冷战的结束使中印关系摆脱了美苏对抗的影响，两国关系明显得到改善。在未来的中印关系中，美、俄等大国关系因素仍会产生一定影响，但两国关系的基本走向将主要取决于双方对各自国家根本利益的判断。

　　1．美印结盟的可能性

　　作为南亚地区的大国，印度在世界大国的力量平衡中具有重要的分量和战略价值。冷战初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想把印度拉进自己的阵营，但是印度却坚决地选择了不结盟政策。整个冷战期间，印度与美国的关系龃龉不断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美巴结盟和印苏结盟，使两国均把对方视为“敌人的朋友”。

　　冷战结束以后，巴基斯坦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地位下降，美国断绝了对巴的援助，印苏结盟关系也不复存在，美国与印度都不再把对方视为“敌人的朋友”，两国关系有了较大的修复和发展。对于美国来说，印度不仅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潜在大市场，而且在战略上是制衡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的一些战略家明确提出美印联盟制衡中国的建议。例如哈佛大学的亨廷顿在1998年1月访问新德里时提出，“印度面临三种选择：保持孤立，则被边缘化；与其他亚洲国家站在一起，则永远处于中国的阴影之下；与美国结为战略盟友，不仅能够繁荣经济，还有助于建立战略盟网，最大程度地保证世界和平。”但是，美国对印度的所作所为也始终心存不满。例如，在美国前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看来，“印度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大国，只是它的民主制度给它在海外的抱负加上了比较温和的色彩。多年来，新德里一直支持苏联形形色色的侵略，与邻国交战比中国更频繁，无视核不扩散条约，动用武力解决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果阿等一些问题，无视克什米尔人权，在世贸组织的谈判中吵闹得不亚于中国。”从战略上讲，印度也是美国企图建立和维护单极世界的挑战者，因此长期以来也一直是美国加以防范和施加战略压力的对象。

　　冷战后印度最为重要的外交目标就是积极寻求与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因为这既可以使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承认其大国地位，又可以在经济、技术上得到好处，此外还可以在战略上保持对中国牵制与压力。今年3月克林顿总统访印取得了成功，为未来印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年9月，瓦杰帕伊总理对美国的回访是两国缩小分歧和保持双边关系发展势头的又一重大举措。今后印美之间的合作将会不断加强，两国甚至会建立类似中美之间那种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印度是一个民族主义思想浓厚的国家，在这个曾经遭受了近200年西方殖民主义统治屈辱的国家里，对西方新殖民主义的戒备心理非短期就能消除。印度在外交上也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它的战略目标是“做一个有生有色的世界大国”，不愿“扮演二流角色”，更不想沦为大国的附庸而失去对外政策的自主权。在一些重大的全球和地区问题上，印度与美国存在着重大的利益分歧，因此印度不会听命于美国，也不会同意成为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的一部分。除非印度真的感到其国家安全受到了中国的严重威胁，否则它与美国结盟共同遏制中国的可能性很小。与美国结盟遏制中国无异于公然与中国为敌，迫使中国改变在印巴之间的中立政策，进一步恶化本来就已于己不利的安全环境。印美结盟也必然引起俄罗斯的不满，破坏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另外，印度与美国结盟几乎必然遭到国内左派政治力量的反对，甚至会危及政府的执政地位。

　　2．中俄印建立战略三角联盟的可能性

　　中俄印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和立场，例如三国都主张建立多极世界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北约的“新干涉主义”。中俄印在全球战略目标上的一致性不仅是因为三国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与西方国家存在着天然的差异，最根本的是国内的种族问题使它们在这些全球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保持其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它要防止任何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国际力量的出现。如果说，美国并不担心在可见的未来能有哪个国家可以成为其战略对手的话，那么它则担心几个大国联合起来与其分庭抗礼。中、俄、印三国都是与美国战略目标相互冲突的非西方大国，三个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美国及其同盟国家的战略压力，这使三国内部自然而然地会产生相互借重抵制压力的思想。正是基于这种思想，1998年12月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访印时提出了建立中印俄战略三角联盟的建议。但是这一提议显然没有得到中国与印度政府的积极响应。虽然中、印、俄三国在某些具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进行磋商和协调乃至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三国建立旨在针对美国的战略三角联盟则基本上没有可能。首先，中、俄、印都与美国有着重大的利益关系，也没有面临来自美国的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因此没有必要与美国对抗，使东、西方重新陷入冷战；其次，三国既有共同的利益，同时也存在着地缘战略的竞争关系，俄印是较少地缘战略利益冲突的天然盟友，但两国对中国的强大都心存疑虑；第三，中国与印度在军事上都与俄罗斯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俄是中印先进武器的主要来源，但是中印之间则不存在这种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重大的现实利益驱动；第四，中、俄、印之间既缺乏深厚的经济基础，也不存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体系上一致性。

　　综上所述，在未来的大国关系中，印度既不会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遏制中国，也不会加入针对美国的战略联盟。它将继续实行冷战时期的不结盟政策，在大国之间实行平衡外交，在避免卷入大国或大国集团之间对抗的同时，与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同时改善和发展关系。这种政策既可以迎合国内民众中普遍存在的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心理；又可以避免因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导致国内政治上的分裂。在国际上，印度将为自己创造这样一种战略环境：既要得到大国重视，又要不被大国强制。在大国的竞争中使自己拥有更大的外交活动空间和回旋余地，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有利于自身发展和崛起的机遇。

　　八、结论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中印关系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但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冷和平”状态。两国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以及地缘战略上存在着差异和竞争，但这与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争夺世界霸权显然不同，除短暂时期之外，谋求关系正常化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未来的中印关系既不是对抗的关系，也不会是结盟的关系，竞争与合作并存，接触与谋求关系正常化将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决定中印关系这种发展大势的最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两国在国内和国际战略上的共同利益；二是两国对对方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重要性使两国只能采取现实主义的政策，这就是互相尊重、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本文载《2000年亚洲报告》,2001年,长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