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熙德200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将迎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在过去的30年间，中日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未来30年中日关系将如何发展？21世纪中日关系向何处去？从这些问题出发，本文拟就21世纪初中日关系的基本特征及其面临的未来课题作一分析和把握。一、基础条件：进一步趋向均衡、对等和相互依存如同任何双边关系一样，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主要受到国际环境、双方国内条件以及两国相互作用三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其中，两国的国力对比、利益结构、心理因素、相互政策等因素构成中日关系的内因，国际环境则构成中
日关系的外因。国力对比和利益结构是中日关系的物质基础：前者决定两者中何者具有影响对方的更大能力与手段，后者则是决定双方相互重视程度的重要因素。这里所说的心理因素，指中日相互间对对方的非理性层面上的、广义上的心理倾向，包括感情、文化、价值观、潜意识等方面的基本倾向。相互政策是指中日两国基于特定的国力对比和利益结构、在一定的心理倾向引导下而形成的对对方的政策。按通俗的讲法，中日各自对对方的政策都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民感情之上。中日双方的相互政策是规定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最重要因素，两国间的最高相互政策就是中国的对日战略和日本的对华战略。综观历史，当代中日关系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溯源于三种历史时期的国际环境和中日双边关系框架：一是漫长的古代史，二是百年间的近现代史，三是20世纪后半期的战后史。通过这三个历史时期，中日间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国力、心理、利益、政策相组合的相互关系框架。到了当今的21世纪初，中日关系在国力、心理、利益、政策四大领域表现出了新的特征，其总和便构成了21世纪中日关系发展的基础条件。首先，综合国力日趋均衡，成为21世纪初中日关系的第一特征。从国力对比变迁的观点看，一部漫长的古代史基本上是中强日弱的历史，而近百年的近现代史则是日强中弱的历史。二战后的20年间，新中国以其独特的对外战略在国际体系中确立了政治大国地位，日本从战败的废墟上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日间形成了在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强项各异的国力对比。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中日关系克服两极冷战体制的制约而由两国自身来塑造相互间关系打开了大门。1978年以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为中国改变近代以来的经济贫弱状况铺平了道路。1983年中曾根首相提出了“政治大国”目标，标志着日本从此将致力于摆脱“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战后体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大国化和日本的政治大国化出现了崭新的双向交叉发展势头。从历史的长河看，中日关系经历了中强日弱、日强中弱两种形态以后，如今首次出现了中日走向国力均衡的趋势。目前，日本的经济实力依然远大于中国。以美元换算，日本的GDP为中国GDP的约4.4倍，日本的人均GDP为中国的人均GDP的约44倍。但另一方面，中国在过去的10年间正在缩小与日本的差距，并出现了在未来15—20年间在经济规模上赶超日本、在经济质量上进一步缩小与日本的差距的趋势。如果以“购买力评价法”（PPP）计算，现阶段中日间的国力差距则要比上述数值小得多。[i]在目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日经济对比将依然保持数量对质量的基本形态，即中国将在经济规模上赶超日本，但在人均GDP、技术发展水平等方面仍将在长时期内落后于日本。中国的经济大国化和日本的政治大国化都尚未达到中日现实均衡的地步，目前中日国力均衡只是一种正在实现的趋势即一种“心理预期均衡”。但从国际政治和对外影响的角度看，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确立了独特的优势，在经济与技术发展方面采取着跨越式发展和全面赶超的态势，因此可以说，中日国力均衡化将是未来的一个基本趋势。这一国力变化趋势确实对中日两国的外交态势和相互关系产生着很大影响，以致注定成为把握21世纪中日关系发展趋势的首要变数。其次，相互依存日益深化，成为21世纪初中日关系的第二特征。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来，中日关系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各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积累了深厚的基础。在政治关系领域，1972年9月29日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8月12日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就中日间最重要的政治与安全事项作了原则规定。1998年11月26日的《中日联合宣言》，就冷战后新形势下的中日关系诸项重要原则作了补充规定。在三个基本文件的指导下，中日政治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两国高层往来和政府间交流与合作日趋密切。在安全关系领域，中日间三个基本文件为两国睦邻友好、永不再战奠定了基础。只要回顾一下近现代中日关系史就不难知晓，最近30年间的中日安全关系无疑处于19世纪后期以来的最好状态。近年来，中日间安全对话与交流正在起步，国防高层互访已在进行，军官交流有待启动，舰艇互访等军事交流有望实现。在经贸领域，中日经贸交往得到了全面、迅速的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双赢”效果最为显著的领域。中日邦交正常化的1972年，中日贸易总额仅为10.38亿美元，到了2001年则已达到892亿美元（日方统计）。日本已连续近十年成为中国的首位贸易伙伴（目前美国和欧盟是中国的第二、第三位贸易伙伴）。中国连续多年成为日本的第二位贸易伙伴，并于2001年首次成为日本的首位出口对象国，中日贸易在日本外贸总额中的份额首次突破10%。[ii]2002年中日贸易有望达到1000亿美元。中国的对日出口正不断从低级形态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转变，中日贸易在优势互补的基调下正从“垂直分工型”向“水平分工型”转变。日本是中国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的主要对象国之一。截至2000年7月底，中国吸引日资的累计合同金额370.26亿美元，实际使用265.8亿美元，日本仅次于美国而为第二位的对华投资国。日本的对华投资领域正从劳动密集型项目向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领域拓展，其投资目的也由出口加工转向在中国国内销售。1980年以来，日本政府对中国提供了以日元贷款为主、以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为辅的政府开发援助（ODA）。截至2000年，其对华政府贷款总额达26507.07亿日元，此期日本还向中国提供了无偿援助1233.25亿日元，提供了技术合作1244.41亿日元。日本的对华ODA成为促进中日经贸关系、加强政治关系的有力纽带。在文化关系领域，中日间人际交流快速扩大，由70年代初期只有几千人相互往来发展到每年数百万人进行互访。日本法务省、国际观光振兴会的统计显示，2001年，在日本出游人数中，访问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数普遍减少，访问中国的人数却呈现较大幅度增长，上升为238万人次，跃居第一位。中日关系已告别“少数精英交流时代”而进入以经贸与文化交流、留学生双向增长、公民旅游自由化为内容的“大众交流时代”。过去30年间，中日关系的发展勾勒出了一个从“政治关系正常化”走向“经贸关系全面发展”、再走向“社会对社会全面交流”的演变轨迹。再次，心理因素趋向对等，成为21世纪初中日关系的第三特征。在古代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国人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已为“华”、以他为“夷”的自我中心意识。在古代漫长时期，日本人基本上是仰慕中国文化，积极吸收中国的先进文化。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日本人目睹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败下阵来，便迅速把敬畏的对象从中国移向欧美，形成了“脱亚入欧”、蔑视东亚其他民族的优等意识。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中日关系史证明，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历史上先后形成的优劣心理以及近现代造成的历史积怨和感情隔阂是根深蒂固的，至今尚未得到真正缓解。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中日国力均衡化趋势为依托，两国间出现了感情碰撞似乎更加激烈、直接化的局面。笔者认为，这正是中日相互心理趋向对等的一个转折契机和过渡期。值得一提的是，中日两国在历史上交替出现国力强盛趋势，曾导致两国相互学习流向的重大转变。在古代，谴隋使、谴唐使和汉字是日本学习中国的重要象征；在近现代，中国出现的几次留学日本高潮是中国学习日本的重要标志。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日本经济模式作为最主要的学习样板，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新一轮的学习日本、留学日本的高潮。[iii]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崛起势头，日本则经历了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的长期萧条。两国的国力变化趋势，给相互间的心理带来了很大影响。一些日本人对中国的迅速发展感到不安，“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列岛悄然流行。在中国国内，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使部分人滋生出浮躁心态，对日本这个远远走在前面的经济大国表露出轻视。然而，中国社会各界主流对中日国力之差和中国现代化的艰巨性还是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强调经济越是发展，越应放平心态来看待世界。日本曾是对欧美列强的“赶超者”和后崛起的非欧美经济大国，如今中国则是继日本而崛起中的东亚经济强国。当年美欧各国曾以极其复杂的心态望着日本这个后来者的崛起，在一部分扭曲了的心态下“日本威胁论”曾在欧美风行一时。如今，当中国从百年沉睡中觉醒，走上现代化的轨道时，日美欧一部分扭曲了的心态正使“中国威胁论”风行起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美欧一些势力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看法经历了从“中国崩溃论”向“中国威胁论”的大转折。“中国威胁论”的背后含有一种国际上的既得利益者对新兴力量的复杂心态，而且必欲以各种精致的理论来给中国的顺利发展设置障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一曰“新兴大国必然成为挑战者”，二曰“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有人欲借前者把中国推到美国的挑战者的地位，有人企图以后者反证中国的“好战性”。[iv]目前中日两国的心理和感情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筑在对对方的信息不足和扭曲了的不正常心态之上。在这里美国的影响也发挥着很大作用。不少日本人从美国散布的舆论和理论观点来看待中国社会，不想看到中国的进步一面，固守着“妖魔化中国”的偏见。不少中国人习惯于从美国人的文章中了解日本的局势，认为日本在经济上已经一蹶不振，产生出盲目轻视日本的虚幻认识。中日心理真正趋向冷静和对等，就必须努力摆脱美国人的有色眼睛，养成用自己的眼睛看待对方、用自己的头脑认识对方的良好习惯。当前中日关系正处在调节相互心理的过渡期。如同黎明前往往最黑暗一样，从表面看当前中日正处于感情冲突最甚的时期。笔者认为，只要中日各界主流人士去除偏见，从感情回到理性，则会清醒地看到，两国间利益上的相互依存正处在历史上最好时期，相互交流已是势不可挡。两国的有识之士不应只看树木，不看森林，而应看到两国政府和民间交往的现实。中日之间严肃的战略争论纯属正常现象，关键在于这种论争应与推动中日关系的积极姿态紧密结合。在中日关系的调整期，两国专家、学者所写的文章或提案应能经得起历史考验，而不应扮演一个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角色。最后，重新审视相互政策，成为21世纪初中日关系的第四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国力、利益、心理的变化趋势为背景，中日两国都在重新审视对对方的政策。这一进程在过去10年间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进展，其最大成果是1998年11月中日间形成的以建设“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为目标的新时期双边关系框架，其具体表现是1999年以来两国关系在高层往来、经贸关系、安全对话、地区合作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中日建设“伙伴关系”的进程，是两国不断调整自身政策和相互关系的过程。目前，这一政策调整进程正处于初步走上正轨的阶段。应清醒地看到，中日间形成一种战略互信的新型关系，还任重而道远。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50周年、60周年，将分别成为中日走向战略和解与互信过程中的新的转折点和里程碑。二、政策互动：从具体论争转向战略对话中日关系的发展受到各自的国家利益、价值体系和社会舆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各种影响归根结底都要通过相互间的国家关系集中反映出来，最终体现为两国政府间的政策互动关系。中日两国的政策互动是历史延续和现实变化的结合物，这一政策互动关系以一系列的共同利益和摩擦因素为内涵。中日关系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与摩擦、不断扩大共识和共同利益的过程。中日作为近邻，相互间有着2000多年的交往历史，现阶段两国都是在国力和对外影响方面举足轻重的东亚大国，而且对此又都具有极强的自我意识。两国在历史和现实中既有密切交往，也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利益结构之间的激烈碰撞。中日间既形成了无法割舍的共同利益结构，也埋下了一系列矛盾与摩擦的火种。1972年中日复交谈判时，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成了最大焦点，妥善处理这两大问题曾是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基本前提。中日双方本着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结合的精神，以中日和平友好大局为重，共同跨越了复交谈判难关，一举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但同时，从那以来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始终成为动摇两国关系基础的最主要的潜在摩擦因素。综观30年来中日间发生的政治摩擦，从中可以总结出如下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第一，各种矛盾盘根错节、恶性循环，感情冲突影响着理性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之间的潜在政治摩擦因素可以归纳为五大领域：历史、台湾、安全、领土、经济。这些问题本来分别具有不同的由来、逻辑和性质，因而只能用不同的方式来加以解决。然而，这些问题之间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例如，围绕历史是非的争执会引发感情冲突，而感情冲突又会给政治交往和安全对话带来负面影响。中日关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两国政府和民间逐渐能够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使一种摩擦点燃另一种摩擦的火种，从而遏止摩擦领域损害合作领域的恶性循环，形成合作领域抑制摩擦领域的良性循环。从这一视角看，2001年中日两国在处理历史、台湾等政治摩擦问题和“大葱贸易战”时所采取的“政经分离”方式，就已初见抑制摩擦升级的良好效果。第二，政府与民间、主流和支流鱼龙混杂，增大了摩擦的复杂性。除了感情冲突因素以外，中日政治摩擦总是涉及另外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问题：其一，究竟哪些摩擦属于政府责任，哪些属于民间行为？其二，究竟如何看待两国社会的主流和支流？依笔者之见，在中日最重要的潜在摩擦因素——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两国间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对话，更没有上升到相互信任的境界。今后，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应继续就这两大领域进行长期、耐心和高水平的对话。第三，美国影响的渗透，导致中日不少人透过美国的哈哈镜看待对方。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观察中国社会的很多理论乃至一些偏见都带有“美国制造”的印记。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化的进展，中国经济界考察日本经济的很多观点乃至偏见也来自美国庞大的舆论工具。迄今为止，中国的日本研究界和日本的中国研究界还做得远远不够，还不足以给本国社会传达更客观、更完整的对方国的全貌，中日两国的新闻媒体还远没有做到平心静气的进行对对方的报道。第四，由于存在抑制因素，中日政治摩擦基本上做到了适可而止。尽管诸矛盾因素导致中日间摩擦不断，但中日关系仍得以在曲折中持续发展。从客观基础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两国间不仅存在着潜在摩擦因素，更是存在着抑制这些摩擦因素的利益因素和民间基础。——利益因素。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友好相处和共同发展是比任何摩擦与冲突都更重要的全局和大道理。只要这一基本原理依然起作用，那么政治摩擦就能够被抑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在经济利益层面上，中日间的相互依存正在急速增大。中日经济在质量和结构上互补性大、竞争性小，21世纪将是中日经济形成高度分工与合作、共同促进发展的世纪。在地缘战略层面上，一部近现代中日关系史证明，两国间最大的共同利益就是永不再战，其他矛盾与摩擦都应服从于这一大道理。两国的地缘政治关系决定着，中日两国之间既极易滋生竞争意识，又必须理智地把这一竞争控制在不致破裂的范围之内。中日间这一地缘战略因素是永恒存在的，它是抑制中日政治摩擦不致走向破裂的最终屏障。如果这一因素不足以抑制摩擦，那么就意味着两国政策的失败，只能导致“两败俱伤”的结局。——民间基础。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来，两国的民间交流已有了深厚积累，特别是近年来呈现突飞猛进之势。这一趋势是政府间的摩擦所不能阻挡的，而且越来越成为抑制两国政治摩擦的有利因素。上述些抑制因素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中日关系足以相安无事或可以放任自流。假如没有这些摩擦、或这些摩擦的频度和烈度较小，中日间政治与安全互信、经贸交流、文化交往的发展局面就不会是现在的局面，而将出现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中日关系中的摩擦和抑制、历史与现实，构成了21世纪两国间政策互动关系的客观基础。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日间政策互动总是在一定的内外环境和互动关系中进行的，两国的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都不可能超越当时面对的双边框架现实，而只能是从既定条件出发尽可能地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1972年以前，中日双边框架经历了古代、近代和冷战三种基本类型。1972年以来，中日关系经过20年间的和平友好型而过渡到了重新调整期，如今进入了共筑“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时期。以日本式概念来表述，此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中日间形成所谓“普通关系”的时期。[v]中日“伙伴关系”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在目前阶段，人们至少可以为这一概念排除一些内涵，肯定一些内涵：首先，中日不应成为敌人，而应成为伙伴；其次，中日不会成为同盟，而是将成为一种合作伙伴。中日“伙伴关系”的具体内涵，则将在两国关系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目前，中日走向“伙伴关系”的进程正在进入由具体论争转向战略对话的阶段。中国的经济大国化和日本的政治大国化的客观趋势，使得中日关系越来越难以维持在低水平论争上徘徊的局面。这一现实促使中日两国日益正视对方，从而逐步进入战略对话的心态和角色。反过来说，如果中日关系继续停留于具体论争阶段，则至少21世纪上半期的中日关系发展前景将会变得十分暗淡。中日间政策互动过程从具体论争走向战略对话，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环节。——就问题领域而言，具体论争以两国间一个个具体分歧与矛盾为焦点，而战略对话则以两国间全局性的双边框架为议题。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环境、中日国内条件、以及两国相互作用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日关系进入了重新调整、重新定位的新阶段。综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政策对话进程，迄今为止还没有超出中日各自阐述自身利益和立场的阶段，尚未真正进入战略对话阶段，向战略合作过渡则更是遥遥无期。21世纪初，中日面对着进入战略对话的一个历史性机会，两国政府和民间也开始关注和思考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双方能否真正抓住这一机会。——在基本姿态上，具体论争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消极的治标方式，战略对话则是试图缓解和消除矛盾与摩擦的根源、在根本利益上达成共识的积极的治本方式。回首过去的10年，在频繁的中日政治摩擦背后，是两国间战略互信的极端缺乏和与此相关联的戒备心理、竞争意识和对立感情的上升。中日战略对话并不会马上消除两国间根深蒂固的分歧与矛盾，但将首先能降低政治摩擦的频度与烈度，并为从根本上解决具体问题铺平道路。中日走向战略对话并不意味着回避具体论争，而是意味着以战略对话积极诱导和有效控制具体论争。——就其进程而言，中日政策对话将是一个渐进过程：一方面，它将不是停留在同一话题和水平上，而是不断向更高的战略对话与合作层次发展；另一方面，这一进程又将是一个冷静务实、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中日战略对话能否真正启动，两国政府和各界主流社会能否就21世纪的相互关系开展真正的深入对话？这是中日能否最大限度地利用百年一遇的机会来构筑稳定的友好合作双边框架的基本前提。三、未来课题：共筑和平与繁荣的东亚共同体中日走向战略对话，只是意味着中日关系正处于迈向更高层次的入口处。相互作为最重要的邻国，21世纪中日关系的理想目标应是逐步走向战略层次上的和解与合作。近年来，中日各界精英都纷纷描绘着21世纪中日关系的种种图景或蓝图。概言之，这些图景无非有上、中、下三种类型：上图是中日走向双边或多边合作前景；中图是非敌非友、不近不离的前景；下图是中日关系走向恶化的前景。所有这些前景都有其一定的根据，究竟何者将成为21世纪的现实，归根结底还将取决于中日两国的战略抉择和相互作用。在各式各类的未来图景中，中日共筑东亚共同体的模式，无疑是最能体现21世纪中日双赢发展和中日与东亚地区的协调发展、并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的未来图景和蓝图。21世纪初中日关系能否实现双赢发展，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和设计未来东亚秩序；反过来，21世纪的东亚能否真正迎来辉煌，就国际关系层面而言，关键就在于中日能否实现战略和解与合作。“没有中日合作，就不会有真正的东亚合作”，这样一种认识正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同。纷纷构筑地区共同体，是当今世界上与经济全球化并驾齐驱的两大潮流之一。以西欧、北美为主要代表，世界各大区域和次区域都在构筑本地区的共同体。在环太平洋地区存在着亚太、东亚、东南亚和东北亚这三个层次的区域、次区域结构。目前，亚太地区存在着APEC，东南亚存在着东盟，在东亚层次上由东盟牵头的“10+3”机制刚刚起步。东亚合作机制的形成之所以举步维艰，主要是因为东北亚合作的滞后拖着后退，其主要原因又在于中日两国尚未能就推动东亚合作的基本思路达成战略共识。不管其具体形态如何，东亚共同体将是本地区惟一可选择、且必然要选择的发展道路，也是本地区永久和平与繁荣的必由之路。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又是一个必须从现在做起的进程。东亚共同体的启动和发展，应从最具可行性的领域入手，先易后难，以难带易。双边合作和经济合作应当成为优先领域，同时以此循序渐进地推动地区多边政治与安全对话与合作。走向东亚共同体不是挑战现存秩序，而是填补地区秩序的空白，它是东亚地区的自然发展进程。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一样，东亚共同体不可能是排他性的，而只能成为一种开放性的地区发展机制。中日作为两个东亚大国，具有强盛的国力和举足轻重的对外影响，其在东亚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没有中日合作，东亚共同体的理想最终将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因为如此，东亚地区其他国家又都十分关注着中日关系的走向。中日共同推动东亚共同体，并不意味着中日主导地区事务，而是意味着中日共同融入东亚共同体，在地区合作机制中以东亚一员的身份与其他成员国和睦相处和对等交往。中日关系从战略对话层次向共同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层次发展，需要成功地度过一些重要的中间环节。其中，摒弃“一山不容二虎”的“零和”观念、形成“双赢”的战略心理和现实条件，是最关键环节之一。去年以来，中日两国展开的东亚外交令人目不暇接，颇为耐人寻味，中国总理与东盟达成的自由贸易区协议墨迹未干，日本总理紧随着飞到东盟就加强经济合作信誓旦旦。各国舆论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纷纷猜测其背后隐藏的中日竞争心理。笔者认为，双边合作是地区合作的基础，目前中日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对外双边经济合作的重点也有所侧重，因而很少形成迎头相撞之势。未来各类双边合作如能连接和汇合成为多边合作，则中日分别与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合作将为走向东亚共同体奠定必要的的基础。妥善处理和调整与美国的关系，是东亚顺利走向共同体的重要前提。在这一方面，关键在于如下两个重要环节：其一，日美关系能否由主从关系平稳过渡到对等关系；其二，中美关系能否顺利度过最困难的对手心理阶段。就日本而言，应致力于使日美同盟不致成为走向东亚共同体的障碍。日本一些专家主张，在陆权势力和海权势力之间、在中美两国之间，日本必须与一方结盟以防另一方。这种思维方式很难为中国人所理解，同时也成为中日实现战略和解的最终障碍之一。同盟的向心力必然对非同盟产生相等的排斥力，这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如果日本暂时不得不维持既成的同盟，那么就应努力避免或最大限度地降低同盟关系对非同盟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展望21世纪，中日关系面临着诸多历史性的机会与挑战。中日两国应抓住良好的机会，共同迎接严峻的挑战，为了本国利益和共同繁荣、更为东亚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从现在起积极进行战略对话，共同推动21世纪的中日关系朝向良好的前景健康发展。（原载：《日本学刊》2002年第4期）
[i]
众所周知，战后日元曾长期保持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固定汇率，后经20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三波升值，最高值曾达1美元78日元，以美元计算的日本“国力”等于仅靠日元升值就增大了4倍以上。同样道理，如果未来人民币升值，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国力”也将水涨船高。
[ii] 日本贸易振兴会网站（）。
[iii]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本次“中日论坛”上，中方代表均能以流利的日语发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一轮中国学子留日高潮的成果。
[iv]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日美欧一些势力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曾以封闭和集权作为“中国威胁论”的根据，近来却又提出即使中国日益走向开放和民主也将构成威胁。他们的逻辑其实是：就是不能接受中国的强盛。
[v]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中日“普通关系”绝不等于不再提历史问题，因为每次的历史问题总是由日方首先提起、中方不得不作出反应。在“普通关系”之下，中日间应更加坦率和客观地讨论历史问题，以理性化的方式让历史问题逐步摆脱政治摩擦循环而真正成为“历史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