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大楼的新地图:孕育中的美国军事和国际战略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6月03日10:15 南方周末

　　“为什么美军可以一年打赢几次类似伊拉克这样的战争，却无法成功地操作一次占领？”伊拉克的窘境，迫使美军不得不反思自海湾战争以来的现代战争理念。而出身于旁门左道的海军学院教师托马斯·巴纳特，无疑使这一反思具有了戏剧化的色彩。他的理念会成为美军下一代军事战略和国际战略的蓝图吗？

　　□薛涌(发自纽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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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巴纳特及其新著《五角大楼的新地图》，近来令美国朝野震动。如果继续现在的好运的话，巴纳特的设想不仅可能成为美国未来战略的蓝图，而且将重塑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巴纳特最能吸引中国人目光之处，还在于他大声呼唤21世纪的中美联盟。

　　未来美军的“构想者”

　　对美军转型的思考，因为“9·１1”而迫切起来。“9·１1”之后，美国国防部根据拉姆斯菲尔德的指令成立一个军队转型办公室，集中精力研究如何改造美军。而办公室的负责人Arthur Cebrowski中将——2001年时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院长，立即找到在该校的托马斯·巴纳特，请他帮助构想后“9·１1”时代的美军。

　　41岁的巴纳特，目前在罗得岛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争分析系任教。他的经历颇为特别：1980年代中期，曾就读于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后来在哈佛大学教授马克思主义等课程，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就职于联邦政府资助的海军分析中心。这番经历在美军内部完全是左道旁门，属于边缘的边缘。但是从历史上看，美军一直有从意想不到的地方汲取思想、塑造其未来战略的先例。比如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默默无闻的五角大楼分析家安德鲁·马歇尔，他提出高精度炸弹、无人驾驶飞机、无线通讯将会引起战争革命，使美国能够从远距离摧毁敌人。这一思想最终被应用于海湾战争、科索沃乃至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彻底改变了现代战争的概念，塑造了美军天下无敌的巨无霸形象。

　　然而，美军目前在伊拉克意想不到的困境，迫使美国不得不思考新的战争理念。这也许是巴纳特一下子走红的原因。其实，这位边缘的教书匠并非没有来头。1998年，他曾作出可怕的Y2K的预言——华尔街被迫关闭一个星期，枪战、种族仇杀、抗抑郁症的药品的销量都会全面上升；美军突然发现自己陷入广泛蔓延于发展中国家的战争之中而不能自拔。进入新的千年后，最初什么也没有发生，这让人觉得他似乎有些神经兮兮，但“9·１1”后的事态开始让人们对他另眼相看。

　　如今，巴纳特著书立说，《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一书被杂志广为转载。在不同的场合，他已经作了100多次演讲，并且多次给五角大楼的高层集中讲课。

　　现在，美军的上上下下，不管支持还是反对，都在讨论他的思想。拉姆斯菲尔德对他的理念还没有公开表态，但据说是非常感兴趣。随着伊战进入僵局，他又频频出现在各大电视新闻网上，成了公众战争分析家，与当年从不显山露水的安德鲁大异其趣。无怪乎有人说他是目前在重新塑造美军的问题上最有影响的人物。

　　巴纳特的主要思想，可以简述如下。

　　在冷战后，世界上的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核心国家”，如美国、欧洲、中国、印度等等。这些国家是国际社会的成员，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迅速整合。另一类则是所谓“断层国家”。这类国家要么拒绝融入主流国际社会，如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要么因为没有中央政府或种种内部危机无法融入国际社会，如伊拉克、阿富汗、索马里以及撒哈拉以南大部分地区。这些“断层国家”是滋生苦难、压迫、恐怖主义、疾病的温床。这样的两类国家显然无法隔绝开来。

　　面对这样的世界，美国需要两种军队。一种是“利维坦”式的军队，由潜艇、远程轰炸机和训练有素的士兵组成。这一部队当然以现有的美军为原型。借“利维坦”之名“利维坦”是圣经《约伯记》中的怪兽。17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用它来比喻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人类为了摆脱相互恐惧，摆脱自相残杀的“自然状态”，自愿出让一部分自己的权力，而造就的庞大的权力机器　，大概是因为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是一个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的专制政治权力。在巴纳特看来，冷战后的世界秩序，显然需要美军这么一个“利维坦”来维持。

　　另一种军队，则被称为“系统管理者部队”The System Administrator Force　。这支部队专门负责改造“断层国家”，包括训练其保安力量、镇压反叛、重建基础设施如司法体系和电力网等等　。这支部队由轻武装的士兵、海军陆战队、政府、司法、商业、国际发展等部门的官员组成。比起“利维坦”部队来，这支部队年龄更大，更加专业化，其使命是让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迅速恢复秩序、进入国际体系，并在必要的时刻能够应付武力冲突、保护自己。

　　巴纳特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军没有及时转型，仍死守着“利维坦”式的传统军队。由于美国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上的绝对优势，过去那种超级大国间的决战已经不可能出现。拥有二流武力的国家也不敢和美国对抗。而全球化过程使各核心国家在经济上互相依赖，利益交织，更不愿彼此打仗。但是，五角大楼在1990年代却挖空心思琢磨谁是下一个苏联，并最终锁定了中国，为想象中的一场和中国的大战做准备，浪费了宝贵的时间。结果，在军事上只有“利维坦”，没有“系统管理者”，面对“9·１1”后的世界措手不及，伊拉克就是一个教训。巴纳特曾借机教训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将领们说：“你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打赢两个或三个伊拉克战争，但你们却无法操作一个占领。”

　　从这个立场上出发，巴纳特对布什政府乃至新保守主义的看法非常矛盾。首先，他认为国际社会与恐怖主义的战争实际上是“接轨”connecting　与“脱节”disconnecting　之争。恐怖主义者的目标，就是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主流国际社会脱节，成为当年的阿富汗和现在的伊拉克。而“系统管理者”的任务就是迅速重建这些与世界脱节、支离破碎的国家，使其迅速和主流国际社会接轨。一旦这些国家融入主流国际社会，恐怖主义就没有滋生的土壤。所以，他支持伊拉克战争，并发挥了新保守主义的国家建设的理论。他认为中东和世界的关系，不应仅仅靠石油连接，而要在政治、经济上全面接轨，使中东的老百姓从国际秩序中受益。因此，国际社会不能拿了石油就走。如果美国在伊拉克驻军10年左右，操作得当，使伊拉克迅速建立与国际社会接轨制度，被萨达姆封闭在世界之外的伊拉克人就会拥抱新的国际秩序，其他中东国家也会连锁而动。

　　但巴纳特毕竟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在他看来，反恐战争只能在世界整合的背景下才有意义，而这个世界整合，不能靠美国自己完成。

　　他多次批评布什政府对伊战灾难性的操作，只认武力，致使战争越打，伊拉克越与世界脱节，恐怖主义者越得手。布什政府仅仅因为欧洲反战，就采取“原谅俄罗斯，无视德国，惩罚法国”的策略，在世界特别是欧洲把伊战塑造成“他们美国人的战争，与我们无关”的形象，结果美国与世界脱节孤立，美军在伊拉克四面楚歌，甚至自己在和谁作战都搞不清楚。同时，在国内为了反恐，通过“爱国法案”，侵犯公民权利，妨碍外国人入境，这又是一种“脱节”政策，等于顺着恐怖主义的胃口出牌。反恐战争要赢，主流世界就必须走到一起，世界必须融合，美国应该是把大家撮合在一起的力量，而不是让世界脱节的力量。

　　世界“新核心”

　　要整合世界，战争就必须“以其他一切事情为背景”，不能只以战争为背景谈战争，不能只当战时总统。巴纳特特别指出，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比布什政府的要复杂、有远见得多。在布什看来，所有国际事务都可以简化为反恐战争。中国领导人则认识到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事情。对比一下布什和胡锦涛2003年10月在澳大利亚议会的讲话就看得很清楚。在前后几天内听了这两个演讲后，许多澳大利亚议员觉得中国代表着未来，美国则陷入过去不能自拔，一天到晚就知道打仗。

　　在未来美国的联盟中，巴纳特特别重视中印俄等国家。他在评论西班牙“3·１1”恐怖袭击导致执政党下台、新政府从伊拉克撤军时指出，欧洲国家对流血牺牲的承受力非常之弱。相比之下，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国家更加敢于牺牲，在这一点上和美国更接近。从战略上看，欧洲国家对美国的苦斗会长期采取作壁上观的态度，反而是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可能成为潜在的盟友。所以美国不能总想着怎么让欧洲人高兴，更要想着怎么满足中国、印度、俄罗斯的利益。这些国家和美国可能形成国际“新核心”，这一核心比欧洲、日本代表的“旧核心”还要重要。

　　具体到东亚，美国的政界、军方一直认为有两个火药桶：一是朝鲜半岛，一是台湾海峡。巴纳特则指出，2003年，韩国的经济增长有40%是靠中国因素。日本的增长则有70%依赖中国。台湾经济则有90%靠中国大陆。未来东亚各国都要整合进中国的巨大市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维持中国的稳定，将使中国领导人不愿意在台海冒险。所以美国要赶快帮助中国进行金融和财政改革，以建设性的姿态维持台海和平。相比之下，朝鲜则最可能成为伊拉克之后的下一个麻烦。针对朝鲜半岛的危局，美国的主要合作伙伴还是中国。美国应该在东亚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北约式军事联盟，成为维持这一地区稳定的基石。

　　与闭门设计秘密的新军事体系的安德鲁相比，巴纳特倡导军事革命的方式更加开放。当年安德鲁几乎所有的文章都属于机密，因为他的战略思想侧重于军事技术层面。巴纳特则认为美军在“9·１1”后的世界面临的主要不是军事技术的挑战，而是政治的挑战。打赢战争不仅仅是赢得几个战役，而是能够重新塑造国际秩序。他的“系统管理者部队”的理念，其实接受了拉姆斯菲尔德的战争思想，认为美军可以变得更加高技术、小巧机动，并发挥更大的效能。但在国际关系的问题上，他的“核心国家”与“断层国家”之争的理论，超越了冷战期间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超级大国之间对立的观念，把战争放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背景中来理解，认为核心与断层国家的冲突，远远比核心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的冲突要重要。核心国家的共同利益，能够超越彼此之间的分歧。这就与新保守主义的道德纯净性分道扬镳。也正因为他的思想超越了军事技术层面，他就不像安德鲁那样满足于为美军设计秘密的战略，而是出现在主要的媒体上，教育公众理解“9·１1”后的新世界。

　　目前，巴纳特的思想在美国正处于从异端、边缘走向主流的过程之中。像任何新理论一样，他在美国内部遇到顽强的抵抗。一些美军将领依然对中国感到担心，认为巴纳特的战略思想一旦付诸实施，美国就可能被一场与中国这样的国家意想不到的战争打得措手不及。另一些将领则认为所谓“系统管理者”的军队设计，低估了“断层国家”的军事实力。“系统管理者”的轻武装，不足以应付激烈的武装冲突。不过，巴纳特的知音也越来越多。共和党议员、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资深成员迈克·托恩比利就公开承认，巴纳特思想塑造了他对中国、国际贸易、对外援助、国防等问题的认识。自从冷战结束后，美国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超越两党政治的全球战略，他认为巴纳特的理论有助于形成两党的共识。

　　巴纳特像其他军方人士一样，淡化自己的党派色彩。他赞扬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勇气”，又批评其操作上的失误，认为布什连任后也未必能够摆脱目前这种过时的单边主义的战略思路。对于克里迎合民主党内反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竞选口号，巴纳特也嗤之以鼻，认为那又是一种走向“脱节”之路。但克里对恐怖主义强硬的同时，坚持国际主义的外交路线，又和巴纳特有不谋而合之处。2000年巴纳特投了戈尔的票，今年他认同谁还不得而知。不过，克里上台大概对实现他的主张更为有利。他的思想，为美国新保守主义在伊拉克失败后提供了一种诱人的战略选择。

　　但最为重要的是，巴纳特的多边国际主义的战略，需要在国际上有所回应才能在国内取得说服力。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在他的战略构想中有重要的意义。他及时指出了“9·１1”后的世界为美中合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会。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的理论，应该逐渐在国际关系层面进一步发展，和巴纳特的理论“接轨”，求同存异，使21世纪的中美关系，有一个稳固的战略基础。在伊拉克问题上，中国应该充当美国的“诤友”，一方面要求美国放弃单边主义，一方面推动联合国将伊拉克问题国际化。同时，在有联合国的授权下，中国要与美国合作，考虑向伊拉克派维和部队，并要求美国提供相应的军备和训练。这样不仅可以推动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而且在美国有求于人之时，伸出有条件的援助之手，使中美的军事合作升级。这不仅对维持台海稳定、控制台独势力有重大的帮助，而且有助于中国的能源战略，为中国的崛起提供更牢靠的国际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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