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快报》周刊日前载文，谈印度社会的不平等状况和“贱民”为争取平权而进行的不懈斗争：

　　生而不平等

　　在印度，只要出生于印度教地区，不管愿意与否，都属于种姓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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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法律书及民间用法把种姓分为好几个“瓦尔纳”（来自梵文，意为“颜色”）。如婆罗门（僧侣）、刹帝利（统治者和武士）、吠舍（平民和商人）、首陀罗（手艺人和劳动者）和贱民（地位在首陀罗之下的“不可接触者”）。贱民被认为过于肮脏，从而不被看作“人类”。

　　印度拥有大约1．6亿贱民（其四分之三生活在农村）。日常生活中，他们经常受到欺压和侮辱。他们通常住在村庄之外的聚居地，到了高级种姓成员常去的街道，他们得从自行车上下来或者在走路时脱掉鞋子。他们一般不能喝井里的饮用水，或者，只能用一个特定的杯子。由于被认为不洁净，他们在公共汽车里只能站着，哪怕车上有空座他们也不能坐下。在茶商那里也是如此，即使凳子上没人他们也不得坐下……最近一份报告的统计数字说明了贱民们的状况：平均每小时有2个贱民受到攻击；平均每天有2个贱民被杀死，3个贱民女人被强奸。

　　改变信仰

　　如何改变生在贱民家的厄运？2003年，一些人认为找到了解决办法。即贱民公开改信佛教和伊斯兰教。

　　几年来，乌迪特·拉杰试图在全国各地组织大规模的改变宗教信仰行动。作为前税收官员，他先成立了一个全国保护贱民联合会。现在，他打算开展一场政治运动。他解释说：“我想把贱民从精神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如果没有贱民干那些低级活儿，高级种姓成员们怎么办？”　乌迪特·拉杰说，5年来，大约100万贱民改信了其它宗教。他自己的组织就“解放”了40万—50万贱民。改信佛教一直是种边缘现象（高级种姓认为佛教是印度教的一个变种），但却吸引了上过大学的少数贱民。这些受过教育的贱民信息比较灵通，他们知道，佛教徒享有公务员职位配额，而穆斯林和基督徒就没有这种机会。

　　改变宗教信仰运动使传统印度教信徒们感到恐慌。5个地区已经通过了一些法律，旨在限制这种行为。在西北部的古吉拉特邦，印度教激进分子似乎可以为所欲为；而在东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法律禁止“被迫或者通过欺诈手段从一种宗教改信另一种宗教”。

　　有法难依

　　印度如何形成了现在的局面？半个世纪前印度独立时制定的宪法第17条明确规定：“任何形式的不可接触制都已经被废除。”更让人高兴的是，贱民也可以享受公务员职务配额。问题在于，这些好听的规定几乎都没有实施。比方说，政府里的贱民通常是到最后才会被提拔，并且担任高级职务的贱民人数少得可以忽略不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德里议会通过的法律与印度教教义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另外，传统要求贱民父母生出的孩子也是贱民，那法律能有什么用？试图掩饰出身只会是徒然：家族姓氏、家庭住址甚至手势动作都能说明一个人的地位。不要忘了还有职业。

　　贱民们要从事所有被认为最可耻的职业，尤其是那些直接接触血或者排泄物的活儿。他们焚烧尸体，打扫街道，清扫公共厕所，将动物尸体从马路上移开，分解动物尸骨，处理皮革……还有些贱民在庄稼地里辛苦劳作，得到的工钱少得可怜，他们受雇于地主，地主把他们当奴隶对待。

　　不断抗争

　　在印度的历史上，这并不是贱民们第一次试图摆脱自己的困境。18世纪末，在印度东南部，在耶稣会传教士的影响下，贱民纳达尔改信了基督教。两个世纪过后，许多政治家和企业主都来自纳达尔家庭，这个团体成了该地区最繁荣的团体之一。

　　1981年，在印度南端离科摩林角不远的一个村里，至少150个贱民家庭改信伊斯兰教。一进入1990年修建的清真寺就可以看到一张布告，上面详细写明了斋月日期。农夫汗讲述说：“这些年来，我们改善了与高级种姓成员之间的关系。甚至我们当中仍然信奉印度教的那些人受到的待遇也比以前好了，就好像放弃印度教这一简单的威胁就能让高级种姓成员们改变态度。经济方面也是这样，许多年轻人都从改信伊斯兰教的行为中尝到了甜头。好几个人离家到海湾地区工作，在那里赚了足够多的钱，回来后盖房屋或者供孩子上学。”

　　最近的改变信仰狂潮要上溯到半个世纪前。印度宪法之父比姆拉奥·拉姆吉·安贝德卡（印度贱民领袖）出生于印度西部的马哈尔贱民家庭，于1956年10月在那格浦尔改信佛教。当时，几十万贱民跟随他改信了佛教。但是，安贝德卡在改变宗教信仰两个月后去世，这场运动也不了了之。不过，他的形象已经被贱民们神化了。印度有几千座他的彩色雕塑，甚至在一些最偏远的地区都可看到他的“身影”。他身穿蓝色服装，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每逢传统节日，他的脖子上就会挂着一个花环。一名清洁工说：“安贝德卡是我们的神。是他给了我们获得更美好生活的希望。”

　　希望永恒

　　自从安贝德卡辞世以后，没有一位贱民领导人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树立起威信，像乌迪特·拉杰等领导的组织都是在地区范围内活动，彼此间没有联系。当权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希望不计一切代价维护社会秩序，因而反对出现什么全国性团体。有一些贱民放弃了在印度的斗争，转而求助于国际组织。

　　一家国际组织负责人亨利·蒂法涅解释说：“种姓制度在联合国内部是个禁忌话题。不过自1996年以来，联合国明确把建立在种姓制度基础上的歧视现象等同于种族问题。来自外国的压力非常重要，因为印度要保全其形象。”对于出身贱民的科切里尔·纳拉亚南1997年出任印度总统，蒂法涅说：“那都是迷惑人的。现任总统是名穆斯林，他的继任者可能是个基督徒！这些都不重要。我们非常清楚，一旦担任了领导职务，贱民们就忘了他们的根。自独立以来，最高法院共有大约260—270名法官，你知道其中有多少人是贱民？3个人！最早的一人是1975年被选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官方的配额政策有什么用？”蒂法涅还说：“贱民的唯一希望就是致富。当贱民在经济上占的分量重了，他们的声音就不会没人理睬。如果贱民们希望摆脱自己的境况，他们就得占据一些权力职位，购买田地，创建企业，投身选举。总而言之，就是要掌握发言权，让别人看得到自己。年轻一代将不会长久忍受被压迫状况。”（完）（来源：参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