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记：文章作者穆广仁在与鲍文会见后，专门撰文并发表于《瞭望》周刊。文章经由新华社转发，在海内外引起广泛而且热烈的反响。当时，香港及海外的一些媒体摘要刊用了这篇文章，有些媒体还给了积极的评价。它们认为，经历了中苏多年舌枪唇剑式的舆论战后，读到一篇讲事实、说道理且没有火气的对话，颇有清新之感。

　　中苏交恶已成为历史，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开创国际关系更美好的未来。从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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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说，在国际关系的演变中传媒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确实大有文章可做。

　　文 ／ 穆广仁

　　近读钱其琛的《外交十记》，22年前中苏关系出现微妙变化时的一段往事又重现眼前。

　　被钱其琛扣住未发的稿件

　　1982年3月24日，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谈话。照例，他对中国攻击了一番。但他话锋一转，讲了几句“出乎意料”的话，他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承认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并且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在长达20多年的激烈的中苏论战年代，应当说，他的这番谈话传递了重要的新的信息。这天，碰巧我在新华社总编室值夜班。看到这则消息后，我当即与外交部领导同志交换意见，他同意写篇东西，驳斥勃列日涅夫的反华言论。在当时，我的这种反击式的反应可以说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其背景是，当时国内几个有关部门有个估计，认为对中国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是苏联：北面，它在中苏（蒙）边境陈兵百万；南面，支持越南反华，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西面，入侵西邻阿富汗。为了应对这种威胁，从70年代起，中国开始改善同美国的关系，逐渐形成联美反苏的战略，毛泽东主席把这个战略归之为“一条线”战略，即联合美国、日本、东南亚、中东、直到欧洲，形成对付苏联的一条线。外交部实践的是这个战略，新华社的国际报道当然也服从这个战略。因此，我的头脑一直循着这条线走下来，遇到苏联领导人讲话，就条件反射式地予以驳斥、揭露。稿子送到外交部后，却被当时的新闻司司长钱其琛扣住了。他没有详细解释原因，只说勃的讲话有新意，不必反击，写一篇客观报道就行了。

　　事后，我才理解到勃列日涅夫这番讲话的真正不同寻常之处，也就十分佩服钱其琛的高明。总而言之，这是件大事，它本身意味着：在关键时刻启动了扭转20多年中苏对抗的按钮，逐渐建立起中苏美大三角的架构。当时，苏联的处境是不妙的，在同美国争霸、特别是核武器竞赛中弄得精疲力竭，国内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又陷入阿富汗的泥潭。眼看中美关系在改善，勃列日涅夫坐不住了，于是在塔什干放出改善同中国关系的试探气球。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记述说，当天邓小平得悉勃列日涅夫发出的信息，就指示外交部要作出反应。于是就有了钱其琛的“三句话”新闻发布会：中国“注意到”勃的讲话、拒绝勃对中国的攻击、在两国关系上中国“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书内还透露了那年夏天邓小平在他家里开会时提出的“一个大行动”：向苏联传递我们主张改善中苏关系的信息，并且提出苏联要做点实际事情。这就是，中苏谈判要坚持消除“三大障碍”的条件：苏联从中苏边境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国政府向莫斯科传递的第一个信息是，外交部苏欧司司长将以视察使馆名义前往莫斯科。1982年10月，于洪亮司长在莫斯科同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举行了会谈。此后，钱其琛以副外长身份同苏联进行的多轮谈判开始启动。

　　《外交十记》详细记述了中苏马拉松式的谈判过程，其中不乏外交语言的争辩，但对于中国提出“三大障碍”的历史背景，外交争辩毕竟有所不便多说之处。

　　与鲍文的交锋

　　1983年2月，即中苏第二轮谈判开始之前，苏联派《消息报》高级评论员鲍文以苏联驻华大使馆客人的名义来到北京。这种安排有点像是对于洪亮司长出访莫斯科的一种回应。鲍文是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他除了在《消息报》上经常发表重要评论，还在苏联中央电视台和莫斯科电台的每周“国际纵览”节目中评论国际问题。对于这样一位新闻界知名人物，又是苏联高级官员，中华全国记协礼貌地安排他访问了在京的几个新闻单位，最后一站便是新华社。作为新华社副总编辑，我有了一次同鲍文面对面“交锋”的机会。2月下旬的一天，我在新华社的会客室接待了鲍文。大概是有备而来，坐下后没有寒暄两句，鲍文就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说他要提出许多“尖锐的”问题。他的问题确实尖锐，不过我们都没有使用尖锐的语言，而是心平气和的讨论。

　　首先，他提出了中越关系和越柬关系问题。实际上，这是与“三大障碍”直接间接相关联的。他认为中越两个兄弟国家关系恶化、兵戎相见，是因为中国和柬埔寨从两方面向越南施加了压力，中国想把越南纳入中国的战略轨道。

　　我从两个方面回答他的问题。一是越南在结束抗美战争之后的战略和政策。越南依仗越战取得胜利的势头，要把柬埔寨、老挝纳入它的“印度支那联邦”，充当东南亚的军事强国。当时越南出兵占领了柬埔寨的威岛，毗邻的柬鹦鹉嘴地区曾被越南军队当做战时庇护所，战后越南拒不撤回，战争时期借用老挝的“胡志明小道”，战后也不归还；此外还占领了中国南沙群岛中的几个小岛。掌权的一派柬埔寨共产党人（波尔布特、乔森潘等）不愿听命于河内，不接受“印支联邦”，越南就出兵入侵柬埔寨，占领金边，把柬武装逼到柬泰边境地区。越南的做法引起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不安。对于越南战后的这种政策中国是不赞成的，因此越南与中国翻了脸。在这里，我点出了越南反华、进攻柬埔寨有苏联支持这个重要的因素。鲍文说，越南人的说法是，波尔布特杀了太多的人，越南出兵进攻柬埔寨是为了纠正他们犯的错误。对此，我告诉他，外界传说被杀害的柬埔寨人达二三百万人，这显然是不实的，全柬埔寨人口一共才700多万。再者，一个国家领导人犯了错误绝不可能、也不能允许另一个国家用派兵去占领的方法来纠正。苏联斯大林时代肃反扩大化错杀了许多人，难道别个国家就可以派兵去占领莫斯科吗？事实上，柬共自己也在改正错误，他们联合西哈努克亲王和宋成派力量组成联合政府，改善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他们如不修正错误，在越南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是根本生存不下去的。另一方面，我也分析了中国和越南的关系，回答鲍文对中国在中越边境冲突问题上的指责。我说，在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中国勒紧裤带援助越南，粗略估计达200亿美元之巨。那时关系是很好的。越战结束后，越南军队不断向中国边界一侧进行蚕食，原来是一条友好的中越边界，才突然变成一条纠纷的边界。

　　鲍文要谈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阿富汗，这也直接与“三大障碍”有关。他以“阶级观点”为苏联出兵阿富汗作辩护。他说，苏联出兵是“为了支持阿富汗人民反对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宗教首领、部落头人的统治”。我说，这里是两个范畴的问题，一个是内政问题，另一个是外来侵略问题。一国的内政应由本国人民自己解决，外国不能干涉；外国入侵，就成为一个民族存亡的问题了。英国人花了一百年也没有征服阿富汗，抵抗英国的就包括那些地主、宗教首领、部落头人。中国共产党人和蒋介石打了10年内战，日本一入侵，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就联合起来共赴国难。历史的逻辑是，一个民族是不能被外国征服的。鲍文承认，苏联出兵阿富汗，造成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地位，但解释说这是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困难的选择。

　　鲍文要问的问题都问了，最后他表示，这次谈话“很有意思”，使他了解到过去不知道的“许多细节”。他又说，这次在中国旅行，接触到的中国老百姓对苏联人民都很友好，并没有因为中国的“反苏宣传”而抱敌对情绪。看来，摸一摸普通中国人对苏联的态度，也是他这次“侦察”内容之一。

　　如今，中苏交恶已成为历史，中越关系、越柬关系也早已言归于好。回顾这段历史片段，是为了开创国际关系更美好的未来。从传媒角度说，在国际关系的演变中传媒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确实大有文章可做。试想，当时如果新华社把勃列日涅夫的塔什干讲话臭骂一通，如果仍旧用“大批判”的语言对待苏联舆论界，历史的痛楚会不会多少延长一些呢？#（来源：了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