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站消息：作家遗言的光辉照亮了生者，遗言的“真意”也需要生者去理解和阐释。因此，记住作家最后的遗言固然是重要的，重新阐释和理解这些遗言也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我们先来看看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了些什么，他在弥留之际指着《旧约》说：“你瞧这儿写着：‘不要强留’。这就意味着我就要死了。”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
一个虔诚的宗教徒，他心中充满了叛逆者的各种怀疑。他说：“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有意无意之间为此苦恼了一辈子的问题——即上帝的存在的问题。”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那部未完成的杰作《卡拉玛左夫兄弟》，便集中地体现了作者的这种怀疑和焦虑。当一位将军放出自己的猎狗，将一个九岁的孩子当着他母亲的面活活地咬死、并撕碎时，陀斯妥耶夫斯基通过作品中的人物依凡之口追问，“如果上帝存在，他怎么可以允许这类事情发生呢？这孩子有什么罪？即便是人类的原罪，怎么可以让一位无辜的孩子来承担呢？”但是，如果没有上帝，那不是一切都成了可为的吗？人类由此将面临一个罪孽更为深重的世界。人类因为眼前的罪恶而否定上帝的存在，其结果只能带来更多更大的罪恶。所以，陀斯妥耶夫斯基决不做无神论者，并且，他无时无刻不在反驳着无神论。他初次犯羊癫风时有点儿像得到天启的样子，因为当时刚刚有过一场关于宗教问题的争论。他痛苦而热情地反驳那些无神论者，“不，不，我相信上帝。”上帝的存在问题苦恼了陀斯妥耶夫斯基一辈子，最终也没有得到证明，但正是这种“没有证明”反倒证明了陀氏的伟大；同时也是这种“没有证明”，证明了上帝的存在是无需证明的，对于上帝，人类所能做的，只有相信、皈依和顺从。这或许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说的“不要强留”的意思。
托尔斯泰面对上帝，显然比陀斯妥耶夫斯基具有更多的虔诚，而更少怀疑。他临终时是这样说的，“我爱真理……非常……爱真理！”这实在可以概括出老托尔斯泰一生的追求和奋斗。托尔斯泰一生都在真诚地寻找真理，童年时代同哥哥尼古拉一起在橡树林寻找“绿棍”，这“绿棍”其实就是真理的化身。1844年他考入喀山大学，上到三年级时他因不满意大学里枯燥乏味、远离真理的生活，退学回农庄，进行农事改革。但是，由于农民和地主之间不能相互理解，农事改革宣告失败。为了从根本上扫除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隔膜与仇恨，他便对农民进行启蒙教育，于是，他开办学校；而一旦着手上课，他又发现“历史乃是在宫廷的监督下由统治阶级编造出来的十足的谎言”。这样，他就自聘教师、自编教材，这很快就引来了沙皇当局的监视和搜查。托尔斯泰不得已远走欧洲，旅行考察，试图在欧洲找到理想的社会模式，1861年他索性解放了他的全部农奴……1862年他埋头于创作，试图通过文学创作来探索俄国社会的出路。到了80年代初期，他抛弃了上层社会贵族的“一切传统观念”，转移到宗法制农民的思想立场上来。从此，他告别过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亲自劳动，简衣缩食。1891年他宣布放弃版税、放弃财产。1910年，82岁的老人深夜出走……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是那样的爱真理，真理高于一切。他一生都在探索真理，但他最终对自己所找到的真理并不怀疑，并且，正因为这种不怀疑，他才能“非常爱真理”。
法国著名作家拉伯雷1553年4月9日在巴黎逝世前曾大声发笑说：“拉幕吧，戏演完了！”显然，他没有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那种宗教上的矛盾和追求，他有的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自信和乐观的精神。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又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拉伯雷就是这样一个巨人。他博学多才，通晓医学、天文、地理、数学、哲学、神学、音乐、植物学、建筑学、法律、教育学等多种学科，以及希腊文、拉丁文、希伯莱文等多种文字，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拉伯雷的代表作取名叫《巨人传》，小说中的主人公高康大是从母亲的耳朵里跳出来的，落地便会说话，一天要吃17000匹母牛下的奶……这一形象体现了人文主义者对“人”、“人性”和人的创造力的充分肯定。由于掌握了知识和理性，拉伯雷对人类、对自己都充满了信心；由于没有了上帝的安排和操纵，人生就成为了一座广阔的舞台，人们各自扮演着自己选择的角色，并赋予它们以意义。当生命即将结束时，“拉幕吧，戏演完了”，这既是对自己无怨无悔的一生的总结，又包含着某种对神圣权威的嘲讽。
法国19世纪伟大的作家左拉在同死神作了最后搏斗后，他朝书架伸出双臂，向它掷去了虚空的笔，然后说道：“重新开始！”他带着这种信念痛苦地离开了这个使他又恨又爱的世界。左拉死于煤气中毒，这究竟是自杀，是他杀，还是偶然的事故？人们已不得而知，但是，左拉在艺术上独辟蹊径，开创了自然主义流派；在宗教上打击天主教会的反动势力，提倡科学改良；在政治上更是疾恶如仇，伸张正义，他为德雷福斯冤案所进行的不懈的斗争，使他遭到当局的迫害，不得已流亡英国，这些都已是不争的事实。左拉7岁丧父，生活非常艰难。他未能通过中学毕业的理科会考，他当过小职员、抄写员、打包工人和流浪汉，他一次次重新开始，最后选定了走文学家的道路。他的处女作《给尼侬的故事》遭到了三家出版社的拒绝，他绝不灰心，而是重新开始，他找到了拉克卢瓦出版社，开口就对老板说，“这部稿子已经有三个出版社拒绝接受，但我是个天才”，左拉的自信终于引起了出版商的注意，稿子被接受了。他历时25年完成了他的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包括20部长篇小说），从此一个新的流派——自然主义诞生了。在“德雷福斯案件”中，左拉控诉了国防机关、军事法庭，以及一些将军和司令违法乱纪、通同作弊，违反人道和正义，他为此写下的《我控诉》是一篇人所共知的政治檄文。左拉在晚年又开始探索人类社会的理想模式……，他正是在这种重新探索中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他那部未写完的作品《正义》。（来源：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