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前，一个富裕的纽约商人尤金·郎（EugeneLange）向纽约哈莱姆黑人区的一个六年级班级许诺，如果班上的孩子们能顺利升到高中，郎就资助他们上大学。

　　从这一刻起，“我有一个梦想”项目开始在郎的脑海中萌芽。1986年，“我有一个梦想”基金就正式成立。自此之后，郎的创意在美国如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到目前为止，这个项目已经资助了22所小学，18所初中，25所高中，和10所大学一年级的班级。13,500多个孩子得到了他们的大学学费。

　　在这个项目中受益的孩子都被称为“追梦人（dreamer）”。23年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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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郎资助的第一批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当郎首次站在这个60名学生的六年级班的毕业典礼上时，代表同学们致告别演说词的俊·马丁奈兹（JuanMartinez）并没有意识到，他的生活将就此改变。

　　“校长亲切地把我拉到身边说，‘你听到他说的话了吗？他保证要送你上大学。’”马丁奈兹回忆道，“那个时候，我只有12岁，还不太能完全理解。大学生活离我还那么遥远。但是渐渐地，我开始理解到这是多么重大、多么有纪念意义的事。”

　　孩提时代的马丁奈兹曾梦想要赢得诺贝尔科学奖。虽然长大后并没能如愿以偿，但是他已经成为一名商业律师，效力于美国最有名望的律师事务所之一。

　　他说，“我有一个梦想”基金改变了他的生活。“我得到了机会接触外面的人、事和局面。否则，我永远不会有这个途径。”

　　并不是所有的孩子后来功成名就，但是，和马丁奈兹同班的学生中，有90％的人都完成了高中学业，70％的人得以去大学深造。诺撒拉·塞拉诺（RousanaSerrano）现在是J.P.摩根（J.P.Morgan）公司的副总裁。拉斐尔·洛瑞凯兹（RafaelRodriquez）当上了牙医，还开了自己的诊所。而阿里斯迪斯·阿尔瓦拉多（ArisidesAlvarado）则成了纽约警察。同学生中还包括音乐促进者、一个化验员、一个计算机专家、行政秘书、一个一般承包商和一位老师。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资助自己成才的人。

　　为了感谢郎的资助，2004年父亲节这批“追梦人”邀请他共进晚餐。“我所做的并没有直接成就他们。一点都没有。唯一的一件事是，我做了（我能做的）。”郎感慨道。

佐治亚乡间的全职志愿者



“我有一个梦想”现在已经发展到19个州。他们的行动方式非常灵活，只要能帮助“追梦的孩子”安定、成功地完成学业，IHAD愿意吸收广泛的社区资源。社区组织、房屋组织、学校、大学、商业机构、宗教和市政组织都可以按这一宗旨提供志愿者、会议场所、资金和各方面的服务与资源，由志愿者担任教师、辅导员，为孩子们提供学业上的帮助。

　　在佐治亚州的乡间，54个孩子也因为一对善心夫妇的帮助，同样得到了“寻梦”的机会。

　　汤姆·凯利（TomKelly）和他的妻子,凯西（Kathy）已经计划提前退休，用余生帮助贫困的孩子。凯西曾任佛罗里达州克力尔沃德市的市长，汤姆是一家保健公司的负责人。当他第一次走进格林斯保罗（Greensboro）小学时，校长琼·安托恩（JoanAntone）以为他是个推销员。没错。他就是个推销员。

　　汤姆大致讲述了一个“我有一个梦想”项目，安托恩显然很高兴。“终于有人听到了我请求的声音：‘你们能不能为格林尼（Greene）县做点什么？’”她说。

　　这个县三分之一的孩子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半的女孩在十几岁时就怀孕了。生活在这个县另一区的凯利夫妇对此非常同情。“这真令人难过。那里没有暖气、没有电，这些能源都没有。太可怜了。”凯西说。

　　凯利夫妇虽然富裕，但还没有富到能保证让所有格林斯保罗小学的孩子都得到资助的程度。于是他们决定，他们优先帮助学前班120名学生中的一半。

　　选择资助对象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咨询了学前班的每一位老师，让他们列出一个10名学生的名单。当然，他们能给我们一个20人的名单，因为他们想让所有孩子进入这个计划。”汤姆说，“最后，我们做了随机选择。我们选了那些名字落在帽子外面的学生。”

　　凯利夫妇给这60名幸运的孩子的父母寄信说明情况。有些父母对突入而来的惊喜难以置信。“我很惊讶”特里沙（Tyesha）的妈妈说，“我说，‘这个计划是什么样子的？该不会是个陷阱吧？’”

　　对汤姆来说，这的确是个棘手的陷阱。他每年要筹集50万美元的学费基金。“第一年，我很讨厌这件事。”汤姆说，“朋友们总是开玩笑说，‘哦，又是那个凯利在打电话，我保证他又是在要支票了。’”

　　除了经济上的资助，凯利还招募了几十名志愿者在课后给孩子们补课。而看到孩子们后来的成绩后，凯利夫妇喜出望外。

　　“80％的孩子在最后的标准化测试中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汤姆说，“80％呀。”

　　在凯利夫妇的努力下，一部分孩子已经走出了偏远的格林斯保罗。“他们中有些人去了纽约，有些人去了佛罗里达，有的去了宾夕法尼亚。他们开了眼界，去了博物馆，去了餐厅，去了大城市。”汤姆说，“孩子们明白，只有努力学习，才能追求这种现代化的生化方式。”

　爱心是孩子“追梦”的支柱



如果说，凯利夫妇是全职奉献给这个工程，那么阿恩诺·邓肯（ArneDuncan）的资助行动则走得更深更远。邓肯是芝加哥教育系统的CEO和管理者。那里的学生们目前有60％都无法通过州内考试。但邓肯相信，“寻梦”创意能帮他的教育系统成为美国第三大学校体系。

　　12年前，邓肯资助了芝加哥一所学校的六年级班，这所学校有67％的辍学率。但是邓肯资助的这个班最终却有87％的孩子毕业了。

　　“我们所做的是向外界证明，当你给这些孩子以合适的机会，给他们辅导，外面的世界就会呈现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机会，他们就能成功。”邓肯说。

　　在邓肯看来，由于美国城市的边缘化发展，人们不重视贫困的内城区的教育问题。而这种成人的漠视不利于提高美国的教育水平。“我们从‘我有一个梦想’计划得出的教训是，儿童教育与成人的关系。要让成人们都知道这群孩子，关心他们，这才是最重要的。”邓肯说。

　　“我们‘寻梦’工程中得出的另一个教训是，要让孩子们在学校有一个真正的学习氛围，而不是让教室成为跳草裙舞的场所。”邓肯这样认为。

　　为了创造这种氛围，“寻梦”工程在一所由“男孩女孩俱乐部”里设立了由志愿者组成的辅导学校。在那里，体育馆成了孩子们的家庭作业中心，而电脑教室永远挤满了孩子们的身影。

　　能如此刻苦地学习，是因为“追梦的孩子都有一个信念‘我要出人头地’”安托恩说。

　　“等我长大了，我要做律师。”一个叫威利的孩子这样说，“因为我要回到我住的个社区，带给这里的人们应得的公平…我知道我能做到。”也许正是这种理想，支撑着“寻梦”工程在美国发展起来，帮助越来越多的贫困儿童圆了他们的成才梦。

作者：选稿:曾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