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元琦

　　在亚洲左派政党纷纷重振、勃兴之时，亚洲最富裕的国家--日本，却在全力加速右倾。按世界银行的评估，全亚洲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是日本

　　不管是一种偶然，还是一种趋势--没有人会忽视2004年亚洲一些国家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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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印度共产党(马)通过选举成为仅次于国大党和全国民主联盟的第三大党团；在韩国，信奉共产党宣言的政党一跃成为第三大党，并誓言要成为执政党；在菲律宾、尼泊尔等国家，本已奄奄一息的一些左派政党，逐渐显示出越来越受到更多人欢迎的迹象。而人们普遍认为：出现这些变化的根源，在于更多的人相信人生而平等，不再心甘情愿地只看着别人过幸福生活却自甘贫穷。

　　均贫富的理想曾使世界上出现过进行不同社会制度实验的“两大阵营”。但如处理不好速度和公平的矛盾，“均贫”而不是“均富”的现实，就会使一种实验陷入停滞甚至崩溃。在亚洲左派政党纷纷重振、勃兴之时，亚洲最富裕的国家--日本，却在全力加速右倾。而按世界银行的评估，全亚洲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是日本。其中的耐人寻味之处，颇可琢磨。

　　“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

　　20世纪60年代末，在西方，以法国的“五月风暴”和美国的反越战运动和民权运动为标志，强大的左派运动似乎使资本主义岌岌可危。然而，转折在1979年发生了。

　　这一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她在政治上极端保守，并在发达国家中第一个实践新自由主义经济纲领。随后，1980年，强硬的里根任美国总统，并连任两届。1982年，科尔击败社民党候选人成为德国总理。这样，在80年代，人们看到新右派政治力量在几乎所有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优势地位。

　　新右派在国内政策上放松对资本的约束，加大对劳工运动的打击，改革和削减工人福利。在对外政策上，一方面加强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压力，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另一方面，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从1978年到1992年，美国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70多个国家强迫执行了566个结构调整方案。这些方案改变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把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完全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撒切尔夫人是最激烈批判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祖师哈耶克的忠实信徒，她有一句名言“别无选择”，就是说世界除了资本主义，没有别的可行的发展道路。她的这句话像谶语一样，至少在此后的20年被证明在一些地方行之有效，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的进口替代发展路线都纷纷被抛弃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及其以后的历史似乎就是验证撒切尔夫人这一名言的历史，这句话也被西方主流媒体无数次地作为宣传的核心。左派运动看起来是要烟消火灭了。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历史在20年之后又转了一个弯。1999年11月3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三届部长会议在西雅图开幕。会场外有4万多人组成的全球化抗议者队伍与警察发生全面冲突，会场内发展中国家代表激烈谴责发达国家在贸易上的双重标准，会议最终未能达成预定协议。

　　此后，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浪潮一发而不可收。2000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年会时，1万多人示威游行。同年12月，欧盟尼斯首脑会议期间，5万名左右的示威者在会场外游行。2001年6月中旬，欧盟在瑞典召开首脑会议时，也发生大规模的骚乱活动。时隔10天，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又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全球化运动。参加者在和警方的冲突中，有几十人受伤，世界银行被迫取消了在那里举行年会的计划。同年7月，在意大利的热那亚举行八国首脑会议时，意大利部署了1.5万名警察。参加示威的人数多达15万人以上。结果1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同年11月世贸组织多哈会议期间，会议举办者仍然如临大敌。美国3艘军舰以及200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开到卡塔尔海域，为会议提供保护。这是20年中少见的现象。

　　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在发展中，诞生了规模和影响日益巨大的世界社会论坛。2001年第一届世界社会论坛在巴西阿雷格里港召开。此后每年几乎都能吸引到来自约150多个国家的约10万名社会运动积极分子参加。世界社会论坛反对“由自由市场控制”的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过分做法导致的灾难、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

　　2001年除了世界社会论坛、“9·11”事件之外，还发生了另一个标志性事件──2001年12月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改革样板阿根廷的崩溃：两周内，阿根廷更换了5位总统。阿根廷发生的严重危机，逐渐蔓延到了邻近的乌拉圭、巴西等国。

　　2002年10月，积极参与反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被指责为“极左派”的劳工党领袖卢拉，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巴西总统大选。11月左派候选人古铁雷斯在厄瓜多尔大选中获胜。玻利维亚的大选左派也获得了重大胜利。2003年5月阿根廷大选中，坚持新自由主义的前总统梅内姆被迫自动退出总统选举，主张发展民族工业的基什内尔，虽是政坛新秀却轻松赢得了大选。此前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已经和左派以及古巴关系非常密切。这段时间，秘鲁和玻利维亚在民众的大规模抗议之下已经停止私有化。

　　《纽约时报》忧心忡忡地指出：“持续20年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试验，正在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遭到反弹，无论从秘鲁到巴拉圭，从巴西到玻利维亚，还是从厄瓜多尔到委内瑞拉，我们或许正在目睹一个时代的终结，90年代末正统的经济改革终告失败……”很多观察家断言：拉丁美洲国家正在转向或者不久以后会转向左翼政治力量的领导。

　　世界社会论坛针对撒切尔夫人的“别无选择”而提出的中心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现在看来，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并成为政治现实。

　　在亚洲，这一判断也在逐渐得到验证。

　　以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代表的亚洲资本主义的危机，是亚洲左派力量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有较大发展的社会原因。

　　20世纪90年代，亚洲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思路，采取了一系列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措施，大幅度开放金融市场。结果，工业投资下降而金融投机热钱猛增，1996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很快从泰国蔓延开来，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均遭重创，也波及韩国。这次危机极大地损害了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并进一步恶化了贫困阶层的状况。

　　在这次危机前后，亚洲左派逐渐从此前的阴影中走出来，并直至今天一直在发展壮大，其中以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菲律宾共产党和尼泊尔共产党(毛)的力量发展最引人关注。

　　菲律宾农村的破产和菲共的重振

　　菲律宾是在美国支配下的世界上最早最彻底实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第三世界国家。早在1962年，菲律宾就对经济解除政府管制，此后一直奉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企图以廉价劳动力优势吸引外资，成为发达国家廉价商品的供应者。

　　这一战略却使菲律宾成为在发展上最失败的国家之一：该国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民族产业，约有7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约40%的人处于赤贫境地，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绑架甚至成为该国最有发展势头的行业，首都马尼拉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世界绑架之都”。菲律宾法律所许诺的土地改革在统治阶级的阻挠下根本不可能实行，部分地区农民虽然占领了土地，但由于没有技术、资金和市场而破产。

　　这些为菲律宾共产党的发展准备了土壤。

　　菲共成立于1930年，1968年12月重建。1969年菲共在中吕宋建立新人民军，开展武装斗争。到80年代中期拥有3万多名党员。“苏东剧变”后，菲共内部发生分裂，新人民军急速走向衰落，到1997年总人数降至2000多。之后，塞松领导了“第二次大整风运动”，新人民军实力又有所恢复，2001年底达12000人。他们深入农村地区，为佃农实行减租减息，为农业工人提高工资，在农村推行真正的土地改革，因此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菲共还建立了工人、农民、妇女、青年、专业人士和其他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已达到100万。

　　尼泊尔农村贫困与尼共(毛)的突起

　　尼泊尔共产党(毛)是从尼泊尔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一个派别。1990年1月，尼泊尔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制下的多党议会制，尼共曾经于1994年在选举中获胜，上台执政。而尼共(毛)则认为尼泊尔的阶级矛盾越来越大，不可能通过议会斗争的方式得到改造，只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才能改造社会。1996年尼共(毛)在普罗昌达的领导下从尼泊尔最为贫穷的西部山区开始发动“人民战争”， 充分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组建解放区新型政权，获得一些地方人民群众的支持。该党也因此由合法变成非法，由公开转入地下。

　　他们在统治地区进行土地革命和政治、经济变革，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拥护，年轻人、妇女和穷人相继加入。目前，该党在尼泊尔建立了“解放区”和政权组织，其影响已渗透到加德满都。目前，解放区实际控制人口1000万，而尼泊尔总人口为2300万。

　　尼共(毛)的武装反抗存在着很深的社会经济基础。尼泊尔是个非常贫穷的国家，高度依赖印度和西方，年轻人很多流落到印度去做最苦最累的工作。国内几乎没有进行土地改革，佃农要将原本就很少的土地收成的一半以上交给地主。作为一个印度教国家，妇女的地位极低，有资料表明：有近20万的农村少女被贩卖到印度从事色情业。据90年代中期的统计，尼泊尔农村人的寿命平均30岁，妇女25岁。

　　在这样的土壤里，尼共(毛)的力量有日益壮大之势。

　　乡村建设的业绩与印共(马)的壮大

　　印度共产党(马)是1966年从印度共产党中分离出来的。在2004年5月的印度大选中，印共(马)和印共组成的左派阵线夺得人民院543个席位中的62席，其中印度共产党(马)就夺得了43席，成为仅次于国大党和全国民主联盟的第三大党团，并且对国大党能否成功组阁起着关键作用，这和瓦杰帕伊的失败一样令世界大为吃惊。

　　其实，印共(马)已经有很好的执政成绩，最杰出的表现是对克拉拉邦的治理。克拉拉是印度南部的一个小邦，人口只有3000万，即使在印度也是较穷的邦， 但是用社会指标来考量，克拉拉邦社会综合发展指标比其他地方好得多，人们的文化程度、健康程度、预期寿命甚至比有些发达国家都好。1991年男性成年人的识字率就已经达到了94%，女性达到了86%，大大高于印度全国的水平(分别是64%和39%)，甚至高于当时中国的水平(分别是87%和68%)。一位克拉拉的学者在最近的文章中说：“美国公民的人均收入是克拉拉的60倍，可是如果我们将两地人的生活物质质量的实际指数加以比较，他们之间的差别实在不大。”克拉拉邦的整个发展情况远远好于非左翼执政的其他邦：印度的北方部分农村，6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

　　印共(马)取得这样的业绩有如下“善政”：

　　1、认为教育是基本的人权，因此教育是公共服务的一部分，不能产业化、私有化和精英化。基础教育的支出仍然是由邦财政来负担，从而可以保障不同家庭背景的儿童都可以入学，不会因为没钱而上不起学。

　　2、克拉拉邦真正实行了土地改革，严格实行印度的国家法律，私人占地一般不得超过25英亩，没有地主，人们占有土地相对平均。尽管农产品没有国际竞争力，然而贫困人口很少，流浪乞讨的人也很少。

　　3、民众对决策的参与度比较高。克拉拉邦把40%的财政收入交给基层，由村以下的民众来决定如何支出这部分收入。

　　4、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结合。例如，克拉拉邦的非政府组织──人民科技运动，就是知识分子利用和创造适于当地发展的技术帮助农村发展。

　　5、实行非正规就业者福利基金等有效的合作医疗制度，而不是将卫生系统私有化和产业化，有效地解决了广大人民的医疗保障问题。

　　重新认识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

　　在苏联东欧阵营解体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良好发展业绩，曾经使之成为代替前苏联模式成为全球特别是亚洲落后国家的模仿对象。于是新自由主义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风行亚洲。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像这些国家这样“幸运”。在各国能够自己主宰自己的政治经济时，在美国和日本政府的政策予以支持时，这种战略行之有效。反之，特别是当出现大规模的全球性生产过剩时，后进国家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就会出现危机：低端产品之间出现恶性竞争，几乎无利可图；出口几乎不再是国内经济的补充，而可能成为将地区和国家财富转移流走到发达国家的一种方式。于是，持续的失血必然导致国内再生产基础的破坏，导致经济的萎缩和大规模的失业，并最先影响到最脆弱的农村。亚洲左派政党的崛起正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发展战略破产的基础上。

　　印度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说到：“克拉拉的成就表明，甚至在收入很低的情况下，如果有适当的公共行动，人民的生活也可以得到改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状况也会发生变化。”这表明，还可能有私有化和以GDP数量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之外的选择。

　　这一选择毫无疑问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简单重复，但同样无疑的是，社会主义历史中的进步经验如注重公共服务、合作、平衡发展、减少社会差别等精神将焕发新的力量。

　　左派政党的前景

　　亚洲部分左派政党力量的上升，更多证明的是新自由主义这种洋教条的失败，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些政党已经找到了较有普遍意义的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新的发展道路。目前还处于非法地位的菲共、尼共(毛)即使将来暂时取得了政权，但是它们如果只是采取武装斗争、土地改革等政策，而缺少一个适应全球化信息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建设性的战略，将很可能慢慢失去人民的支持，从而很难维持和壮大下去。

　　当前，菲、尼等国的政府军队以及美国军队，正不断升级对这些左派政党的压力，不断加剧的冲突已经造成这些国家大规模的伤亡和社会动荡，进一步恶化了这些国家的社会危机。美国将菲共和尼共(毛)定为恐怖组织，在国际上，这些政党较难得到同情和支持；在国内，也有不少希望和平发展的民众对它们的暴力政策感到厌弃。

　　持续的暴力并不一定带来胜利，也可能是持续的动荡。印共(马)的经验也是有局限的，它也许在局部地区和某一时期是合适的，但是由于任何国家都面临全球资本的体系性压力，整体上不可能获得一种自给自足不受影响的发展“桃花源”的机会。

　　同时，世界毕竟需要走向发展和丰富，不能长期保持在低水平的平衡之中，因为这样的平衡是极端脆弱甚至是违背人民的长期要求的。亚洲部分左派政党近年来勃起的事实，更多揭示的是一个道理：如果国家经济不能发展，人民得不到实惠，贫富差距拉大，那么，就很容易激化矛盾，使社会陷入动荡不安甚至长期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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