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虐俘，人们用足了种种道德谴责的语句；而面对斩首，人们则在非常冷静地讨论，斩首能不能让美国人从沙特撤走，对这一行为本身似乎并没有太多的义愤。

　　美军虐待伊拉克俘虏的事件还没有平息，基地组织切下美国平民头颅的血腥照片又出现在网络、媒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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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人寻味的是旁观者们的反应。在媒体上我们看到，对于虐俘，人们用足了种种道德谴责的语句；而面对斩首，媒体则在非常冷静地讨论斩首能不能让美国人从沙特撤走。

　　虐俘和斩首，都是不能令人容忍的丑恶行径。不过，在作恶者那里，情形却似乎有所不同。

　　虐待俘虏者可能还是有道德上的负疚感的。当那些士兵在隐秘、黑暗的监狱中犯罪时，可能确实从放纵兽性中享受了充足的快感。但他们似乎还没有完全野蛮化，或者他们所处的道德环境不容一个人完全野蛮化。对于军事法庭的惩罚，他们大概也不可能提出强有力的辩护理由。

　　从虐俘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普遍地谴责虐待俘虏，乃是基于文明社会普遍的道德规范：即人对于本能产生的对本群体成员之爱、对其他群体的政治或种族仇恨的一种节制与超越。不因为他不是我们这个群体的，或属于我们的敌人一方，我就可以虐待他、随意杀死他。禁止虐待俘虏的国际法，不过是把这种道德规范予以系统化而已。

　　不幸的是，这样的理性和良知，却总是脆弱的。人们普遍的道德感非常容易破碎，比如，对于斩首者，舆论似乎就并没有太多的义愤。而且从公开的资料看，斩首者没有任何负罪感。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从事一项神圣的事业，而为了这项神圣事业，可以做任何事情，赋予一切手段以正当性。

　　我们可以说，虐俘者似乎还有向善的可能，而斩首者则完全堕落了。但是，作为旁观者的舆论是奇妙的。面对后者彻底超越了伦理底线的行为，文明人反而不知所措，也许因为伦理规范本来是防君子而非防小人的。文明人自觉地降低了对斩首者的要求。既然人家就是自觉的嗜杀者，因而，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们放弃了普遍的伦理规范，那么，你再用这种伦理规范来要求他，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所以我干脆就不去跟他讲道理。

　　而这样一来所形成的结果是，斩首者邪恶的伦理，似乎获得了文明世界某种程度的默认，俨然成为与普遍的文明伦理同时存在的另一套伦理规范。一些头脑糊涂的旁观者，也确实认同了这样的伦理。因为，那种道德自豪感是如此坚定，有些好心肠的人士便说服自己相信，斩首者所从事的确实是某种正义的事业，因而，他们所采取的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

　　不管怎样，经过文明人道德评判机制的这样一番奇妙转换，美军虐待俘虏，成为引起美国和国际社会轰动的事件，而斩首，却似乎不算什么严重罪行。一个自称道德的人犯了错误，似乎比流氓犯了罪更加令人痛恨，更加令人不能容忍。

　　人们、包括国际媒体通常奉行的这种道德言说策略，使道德评判处于一种严重的错位状态：本来应当同样遭受道德谴责的行为，却因为其更加残忍，而被轻易地饶过。

　　于是，恶人更加肆无忌惮了：一个人如果想做坏事而又免于道德上的谴责，那么，他所要做的就是把坏事做绝，以至于善良的人们觉得，对他做任何道德评判都是无力的，于是，也就放弃做道德评判，甚至将其视为一种英雄行为———杀人如麻者常常会被奉为英雄。因此，很多善良的民众会同情马加爵这样的连环杀手，却不能容忍出租车司机的服务不周。

　　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媒体上不乏这种基于本能而未加反思的道德评判结论。如果不加理性地反思，人们必然陷入这样的双重标准困境：人们谴责一个群体的恶行时会声称，自己坚守某种普遍的道德标准；但面对另一个群体同样邪恶的行径，却会推托说这样的标准并不适用。于是，道德评判便不再具有超越的含义，而成为追求某种功利性目标的工具。而由此形成的社会，必然患上精神分裂症：今天还是最文明的人，明天却会成为最野蛮的人，且为自己的野蛮而自豪。

　　（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