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美军的7个航母战斗群将齐聚西太平洋水域，进行水面联合作战、反潜战与潜艇战、海空联合作战、港口访问等为内容的共同演习。此次演习，美军投入50多艘战舰、600多架战机和来自陆、海、空三军及海军陆战队的15万官兵，堪称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军演。

　　7月中旬，美军的7个航母战斗群将齐聚西太平洋水域，进行水面联合作战、反潜战

IGame开张!火速领奖 财富之旅诚邀商户加盟 你的放心邮于我的用心 查博士送你去雅典

与潜艇战、海空联合作战、港口访问等为内容的共同演训。这次大规模军事演习从6月5日开始，美国首次动员了12个航母战斗群中的7个，并同时在全球5个海域展开了“夏季脉动04”军事演习。其范围波及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和地中海等多处水域。而且，此次演习，美军将投入50多艘战舰、600多架战机和来自陆、海、空三军及海军陆战队的15万官兵，堪称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军演。

　　美军这次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无论在重点区域的选择上，还是在时间把握上，都蕴含着多重寓意。美军自称这次演习类似“年度战备系统检测”，此外的用意还有：提升布什总统的“人气”，以配合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在解决朝核问题的谈判进程中，向有关各方施加压力；向沙特、伊朗、叙利亚等国施以威慑；促使台湾当局日前推出的军购方案能够顺利获得通过，等等。但是，上述目的相对于“美国对新亚太战略的检验”而言，都是次要的，是从属性的。

　　应该说，美国的亚太战略目标是长期和一贯的，按照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凯利的说法，这个目标“甚至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都明显一致”，即美国治下的“和平与安全，获得该地区的商业准入，航行自由，以及防止任何霸权力量或联盟的崛起”。2001年，乔治·布什入主白宫后，在以“美国主导下的亚太稳定秩序”为基本战略理念的前提下，在崇尚实力、运用武力等战略手段的选择方面，较之以往历届政府都更加突出。这构成了美军亚太战略调整的核心内容。

　　“前沿部署”转变为“灵活进入”

　　增强美国海外驻军的远程投放能力和机动能力，是美军亚太战略调整的主要内容之一。布什曾批评克林顿政府过分强调“人权外交”，频繁进行“人道主义干预”，致使兵力过于分散，战略重点失衡。为此，布什将美国军事力量的使用原则做了诸多规定，其中之一就是：必须有迅速进出战场的详细计划，保证快进快出，避免深陷其中。随着美军远程投放和机动能力的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开始淡化“常驻力量”，强化“随时进入”的功能。

　　长期以来，“驻在哪里就在哪里发挥作用”，一直是美国海外驻军的主要原则。冷战后，这种依靠增加基地数量、采取定点防御的方式，因不断遭到各国政府和民众的质疑和担忧而难度加大，也因负担加重而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牵制，更无法适应21世纪不断出现的新安全威胁。随着新军事技术的发展，美国提高了军队的远程打击和机动能力，其海外驻军的灵活性以及快速投放能力备受重视。“9·11事件”后，美军加快了这种战略调整的步伐。美国国防部提出了“构建能使美军在世界关键地区有更大行动灵活性的基地体系”，将海外驻军目标重点放在增强远程投放、快速机动能力上，即由“前沿部署”，转变为“灵活进入”。

　　鉴于亚太战区范围广、基地和沿途设施密度偏低的现实情况，美国国防部建议，必须改变单纯增加驻扎人数和扩大基地的传统方式，通过缔约和结盟的方式扩大潜在军事合作伙伴，确保达成额外的准入和基础设施协定，获得外国设施的临时使用权，并开发能够以最低限度的战区基地支援远距离持续作战的系统。为此，美国一方面通过在菲律宾、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增加“军事落脚点”，弥补美军力量原有的“空白点”；另一方面，则以“无障碍进入”的方式，即通过与有关国家签署相关协议，建立起一种军事上的不定期合作关系，使美军可根据具体情况和需要，不受限制、随时使用该国的有关基地。如“9·11”事件后，美军以帮助菲律宾打击其国内恐怖主义为名，通过美菲联合军演，即可达到随时进驻菲军事基地的目的。另外，还与有关国家签订后勤保障、开放领空等协定，开发可支援远距离持续作战的各种保障系统，为美军的具体行动提供必要的后勤支持和各种便利。

　　构筑“美国领导”的“均势格局”

　　改造传统的双边同盟关系，以“安全共同体”概念来统合亚太各盟国的安全战略目标，从而构筑起有效发挥“美国领导”作用的安全体系，是美军亚太战略调整的另一项主要内容。

　　为防止传统均势战略因采取结盟方式而形成一个与之对抗的联盟，美国试图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在其主导下的“均势格局”，以便在日益崛起的大国和迄今还没有与美国结盟的亚洲重要国家之间形成力量均势。比如，利用日本、印度这两个短期内不可能对其构成威胁的国家谋求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心态，提升美日、美印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以牵制中、俄两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再以巨额军事经济援助和安全承诺，诱使中小国家靠近美国，接受、认同美国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并积极主动地与美国合作。

　　控制亚太从“点”到“线”再到“面”

　　与此同时，美国还以“9·11”事件为契机，以开放的新联盟理念改造传统的亚太双边同盟。2002年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美国将打造新的、富有成效的国际关系，并且重新定义现有关系，以应对21世纪挑战。美国致力于在亚太地区核心盟国范围内建立的一个能够适应“后后冷战时代”需要的、类似于北约模式的机制化安全体系。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布什政府就已在官方层面上提出了建立包括美澳日三国的安全磋商机制，并已经将美泰、美加澳和美菲之间的例行联合演习整合为“协同挑战”等多边联合演习；美日、美韩之间的双边演习，也正在朝着美日韩联合演习的方向整合。通过这些整合，达到美国对亚太地区从“点”到“线”再到“面”的控制体制。

　　然而，正当美国开始“操作”上述设想之时，在伊拉克问题上北约内部出现了裂痕，伊拉克战争结束后接连不断的恐怖袭击和绑架人质事件，导致美国军队难以脱身，“快进快出”的计划显然没能实现。正反两方面的因素，不仅导致美国国内对布什政府的信任程度大为降低，也使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面临更大的国际、国内舆论压力。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打消亚太地区盟国对建立“新亚太联盟”的疑虑，使其能够“心悦诚服”地加入到美国的战略体系之中，再综合考虑对中国、朝鲜、俄罗斯等亚太国家以及中东、中亚的沙特、伊朗、叙利亚等国的长期威慑作用，促进对台军售以及向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施以压力，布什政府觉得：有必要对其新的亚太军事战略进行一次“检验”，“夏季脉动2004”军事演习便随之出笼。

　　将使亚太大国关系趋于复杂

　　客观地说，美国亚太军事战略的调整，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既有积极意义，也存在消极隐患。一方面，在冷战后的世界，恐怖主义、武器扩散、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大量出现，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安全威胁要多于传统的军事威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稳定因素所造成的后果通常是跨越国界的，它不仅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同样不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美国提高其海外驻军的远程投放能力和机动能力，对抑制、打击各种非传统安全因素，无疑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但是，在另一方面，美国亚太军事战略的调整，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存在消极隐患。首先，由于美国在军事实力方面的超强地位不断稳固，美国安全战略很可能从考虑各方利益的均衡原则转向单方有效威慑原则，而这种单边主义政策又不可避免地加剧亚太大国之间的战略对立。亚太地区“热点”集中，文化价值观和贫富程度差距较大，在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中，“美国因素”的突出，不仅会使亚太大国的相互关系趋于复杂，而且还必将给各国独立自主地处理内部和国家间矛盾增添难度。

　　美国军事在亚太地区存在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防止任何大国和集团力量迅速崛起，使美国能更长久地维持自己的单边优势及霸权体系。一旦亚太国家的政策与美国的战略利益相悖，美国的军事存在就会转换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威胁力量。在区域化的力量结构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往往会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凌驾于别国之上，弱小国家的行为往往更容易受制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因此，对中、俄等亚太地区大国来说，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日益机制化的亚太安全框架里，既能增强大国间协调处理地区安全问题的有效性、增进集体的和自身的利益，同时又保护自己的独立性和影响力。因为，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不可能依附于哪个国家，哪个国家也承担不起它的依附。

　　中国如何应对美“亚太军事战略”

　　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这个与美国军事对抗40余年的前苏联继承者，对美国的亚太军事战略调整已经做出了自己的“解读”，并采取了必要的应对措施。几乎就在美国“夏季脉动2004”军事演习开始的同时，从6月9日起，俄罗斯开始在波罗的海到太平洋沿岸的广阔地域举行了代号“机动2004”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本版6月18日曾有报道———编者注）。笔者认为，俄罗斯此举的目的，决非出自与美国的军事对抗，而是要表明自己有能力应对亚太地区任何形式的挑战，从而表明俄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存在。

　　有鉴于此，中国军队也应尽早建立这一机动、灵活的快速反应机制。我们虽然没有庞大的海外驻军，但也应事先划定境内各军事单位在紧急事态发生后所担负的执勤区域，建立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体系以及武器、装备及人员的快速投放能力和应急作战能力。在未来的亚太军事格局演变中，我们不应从属于美俄任何一方，也不应与任何一方对抗。我们与美、俄两国的共同目标有两个：共同承担亚太地区安全的责任；防止其中任何一方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从而形成中、美、俄三国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协商的建设性约束机制。这一机制既是联合国安理会“大国一致原则”在地区安全上的具体体现，也是地区稳定、世界和平的必要前提。这一机制所担负的任务，是界定亚太区域内哪些问题属于一国的内部事务，哪些是次区域事务，哪些又是共同关心的事务；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界定三大国在这些不同级别事务上的介入原则和介入程度。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