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站消息：

　　伊战后，世界政治中表现出来的权力分散化进程明显加快，中国在世界主要力量间有了纵横捭阖的更大空间

　　进入21世纪之后的东亚，正在经历以下三个关键性改变：一是民族国家普遍成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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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东南亚国家间政治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三是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及与东亚地区经济关联程度在近年来正大幅提高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国家目标上的追求上，大致经历了一个由求存（政治独立），到求强（军事强大），到求富（经济发展）的演进过程

　　·中国战略环境与以往发生较大变化

　　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取得了极大增长，综合国力有了明显提高。与此同步，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也与以往相比大为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可以概括为8个字，那就是“局部恶化，整体改观”。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极格局终结、冷战成为往事。从国际政治的一些行为表现来看，直到“9·11”事件之前，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应该说有所恶化。而恶化的主要原因，就是苏联解体后，美国不再视中国为世界权力生态系中可以利用的第三者，相反开始竭力对中国进行围堵和遏制。在具体的战略行动上，就是重新构筑美日同盟关系、加强美国在东亚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等。中美关系一段时间显得比较紧张。从中美关系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局部恶化”。当然，在“9·11事件”及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基于其政治实用主义，与中国的关系在某些领域又有所缓和。但从总体来看，中美关系因为台湾问题及美国对中国长远发展动向疑虑的存在，肯定还会充满不确定性，因此目前的相对稳定仍是随机的，而非结构性的。

　　与中美关系阴晴不定相比照，从中国与世界大国及周围国家与组织的关系来说，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又在整体改观。原因主要在于：

　　其一，伊拉克战争后，世界政治中所表现出来的权力分散化进程明显加快，中国在世界主要力量间有了纵横捭阖的更大空间。冷战结束以后，美欧还能不能保持以住那样密切的政治军事同盟关系，曾经引来很多人的疑虑。有关的说法很多，归结起来，大致有两种看法：一是苏东解体，美欧战略合作的基础不复存在，双方不可能再保持冷战期间的那种同盟关系；另一种是，美欧两家具有相同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重大的经济安全利益上也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它们的合作关系不会因冷战终结而一起结束，因此，不要指望中国能从所谓“美欧分歧”中获得什么战略利益。

　　从冷战结束到现在十余年的时间来看，以上两种说法都有部分道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北约没有消失，反而扩大了；美国与欧洲盟友合作，在欧洲打了一场科索沃战争；而且，世界经济政治事务的主导权，也基本掌握在美欧两家，欧洲并没有要与中国分享的意思。

　　客观地说，在整个90年代里，美欧之间的合作，还是比较通顺的，这种合作对双方都有利。

　　但这种情况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已发生改变。去年的伊拉克战争对世界政治产生的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所谓“美欧分歧”开始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我们不能说今天美欧关系只是布什总统上台之后推行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所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美欧关系破裂的那些因素，其实在冷战期间就已经存在、冷战结束以后又一直在酝酿发展，只不过现在是借着伊拉克战争，一下子被激发出来而已。美欧这种分歧是偶然性的还是结构性的？更多的迹象表明应该是后者。美国与欧洲之间有经济利益上的分别，自欧元问世之后就存在着与美元的竞争；欧洲在二战之前还曾一直是西方文明的代表者，但美国在二战之后却取而代之，今天的欧洲还想恢复往日的文化荣光。因此，往实里说，美欧之间经济利益不同；往虚里说，欧洲自身的历史意志正在复活，这两点都决定了今后的美欧关系不会平静。

　　在20世纪90年代里，中国还在担心遭到美欧两家的联手遏制，但现在看来这个担心可以解除了。去年以来中国与欧洲关系的大幅度进展，近一段时间欧盟一直在考虑解除对中国的军售制裁限制，这就是一个表现。

　　伊拉克战争不仅导致美欧关系疏远，另外，这场战争本身对美国来说，实际上是一次战略失误。同样用8个字来概括，就是“化友为敌，促敌结友”。化友为敌就是使自己的老盟友不再惟美国马首是瞻；而促敌结友，就是使一些恐怖组织也加紧合作共同对付美国。对外战略的失误，使美国受到的牵制力量增多，在战略上的行动自由也大大受限。中国与欧洲在接近，而美国对中国也稍微放软了身段。中国在世界主要力量间的活动空间在扩大。这当然是对中国有利的。

　　其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东亚世界的变化。进入21世纪之后的东亚，正在经历以下三个关键性改变：一是民族国家普遍成熟，各国的自主行动能力和自主意志大大增强。典型的如最近的韩国国会选举，所谓“386”一代人（即30多岁、20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60年代出生）开始步入韩国政治的前台，这一代人的总体倾向，是更加重视与亚洲的关系而非同美国的关系，对中国的亲近度也大于对美国的亲近度。二是东南亚国家间政治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共同行为能力增强。自196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目前已发展为有10个国家的联合组织，并且在东北亚国家间开展了有效的对话协调。东南亚国家开始以某种共同的意志出现，这对东亚、亚洲乃至世界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如果按现在的势头发展下去，它会成为国际政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第三，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及与东亚地区经济关联程度在近年来正大幅提高。以上这些事实都在表明，东亚正在某些局部上重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历史性国际体系的特征，也就是说，东亚作为一个历史性国际体系正在复活。它的一个政治后果，就是东亚谋求政治自主性的意愿和意志，日趋强烈，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因此受到制约。

　　·环境变化导致战略思维发生变化

　　总体说来，今天中国虽然在安全上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特定情况下，“局部恶化”的影响力甚至还会压倒“整体改观”，有些问题如处理不当仍可能葬送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成果。但相对来说，中国现在无论内部综合国力还是外部环境，又重新走过了一个波谷，处在一个较为有利的时期。也正因为在文明形态和外部环境上的这些变化，“中国崛起”这一命题，才渐渐被人们提出来，并且引来极大关注。显然，“中国崛起”这一命题本身，就已经包含了要改变对自身的看待方式、要调整战略思维、对未来发展重新进行战略规划的意味。无疑，这也是一个应该慎重对待、细致操作的大问题。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去把握这些变化、并从中抽象出有指向性的战略思维变革呢？重要的是要对以上这些变化有历史的眼光，要把它放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文明形态、外部环境及战略思维上所走过的道路这样一个宏观的历史背景下来考查。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对以上变化有个清楚的认识，对未来确立什么样的战略思维和战略决策，有个清楚的认知。

　　古代中国在东亚这一区域奉行的是“天下主义”的传统。这种“天下主义”战略思维，基本来说是文化主义的，并不看重实际的经济政治利益。但近代随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文明形态与外部环境上，却不断处于激烈嬗变中，不同时代的中国人，也不能不相应调整战略思考方式，对现实作出应对。粗略地说，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战略追求，有由文化利益转向以现实军事、政治、经济利益为主的过程，这一过程与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转变（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及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转变（由原先的朝贡体系向现代国际体系转变），是同步的。

　　·中国国家思维逐步走向普通大国模式

　　纵观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近现代史，不难看出，中国在国家目标上的追求上，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大致说来，经历了一个由求存（政治独立），到求强（军事强大），到求富（经济发展）的演进过程。在这三个阶段中，中国的战略不仅与传统战略相去甚远，而且在不同时期也差异明显。与此相应，中国在国家思维上实际上也经历了两次模式的转换，即：由“文化至上”的宗主国模式，到“国家利益至上”的普通弱国模式，到追求“国家利益+地区责任”的普通大国模式。

　　正是基于以上对近代以来中国文明形态与外部环境的考查，不难发现，“中国崛起”这一命题，并不是一句空话。相应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应该说，这是一种新的战略思考方式。一定的战略思维，总是一个国家民族在一定文明形态和外部环境下的产物，在文明形态和外部环境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调整战略思维以适应变化，是必须的。

　　在中国初步实现文明形态的转型、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增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出现新格局的情况下，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调整战略思维，而是如何有效完成这个调整。（来源：《环球时报》2004年07月05日第十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