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与伊莎贝在房间里做爱，品尝着人生头一回的欲生欲死时，窗外的大街上，警察高举着盾牌和橡皮棍追逐着抗议的学生。在《梦想家》里，导演贝托鲁奇用三个充满青春和激情的身体叙述着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那场青年学生试图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抗行动“五月风暴”。呼啸急驶的警车、愤怒呼喊的抗议者、美丽静谧的街道，还有燃烧瓶、催泪弹和那仅具象征意义的街垒，以及马修、伊莎贝和迪奥在家里放任自流的裸体和性爱，一起组构成1968年春天巴黎那幅奇特的蒙太奇。
故事起始的背景是“五月风暴”的序曲之一“朗克洛瓦事件”：法国文化部长试图干涉电影事务，宣布解除巴黎电影资料馆馆长朗克洛瓦的职务，引起法国电影界人士的强烈不满，迅速集合起来保卫他们心目中的“教父”。影片开端便是一幅反抗束缚挑战现实伦常的隐喻画面：漂亮的伊莎贝嘴叼香烟，双手插在铁栅栏门上的铁链子里。来法国学习语言的美国影迷马修在声援和抗议集会上，认识了同样迷恋电影的示威者伊莎贝和迪奥兄妹。
迪奥和伊莎贝是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子弟。在父母外出旅游后，他们力邀马修来家同住。在家庭的空间里，他们三个人在父母“权力”缺位的情形下恣意汪洋。他们喝酒、抽烟、谈论电影，乃至玩弄着裸体和性爱的游戏，把原本干净整齐的资产阶级家庭空间弄得一团糟。在欧洲的观念里，国家是家庭的扩大版，国家官僚政治体系是家庭父权的延伸。“1968年人”的导演贝托鲁奇，试图借此展示一幅“五月风暴”中青年学生反资本主义国家压抑性的科技官僚体制背景下的“家庭空间革命”。
享受着那个时代经济繁荣的青年学生，要反对高度理性化、科层化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消费社会体系，拒绝这种体系带来的压抑和异化。用当年流行的一个口号表达是：“在一个奶与蜜的世界里，1968年的年轻欧洲人想要当———一个全人”，这就是1968年学子们那个无与伦比的梦！他们力图逃避沦为工业社会生产线上的一个微小零件———简单而刻板的“单向度的人”，保存作为一个人应具备的自由、人道和批判精神。他们要反对他们父辈构建起来的制度、信奉的伦理和价值。
马修和伊莎贝兄妹在家中的裸体式，是拒绝进入成人世界进入体制竞争的象征性反抗，也是对他们布尔乔亚父母提倡的体面优雅生活方式的反动。他们在资本主义这个物质和精神巨无霸面前，只能以这种“凌辱”现实常规的方式造反，在头脑的意想中获得革命的快感，校园的大字报上高呼“想象力正在夺权”。
迪奥一边从父亲的冰箱里找东西喝，一边恶狠狠地咒骂着要把父亲送到乡下接受再教育进行政治改造———在家庭内部以意识的方式革父权的命，获得想象层次的满足；迪奥卧室里贴满了第三世界英雄毛泽东的画像，校园里树立着巨大的格瓦拉画像———家庭内部革命与社会空间革命遥相呼应。
然而，街头巷战飞来的一块石头击穿了包裹在家庭外壳里的“革命”，火种蔓延向街道。睡在客厅中央伊莎贝营造的“帐篷”里的三个年轻人，丢弃家庭革命的武器———裸体，穿上衣服加入到喧嚣的示威人群中。在与警察的对峙中，迪奥和伊莎贝终于冲破家庭革命的樊篱，在来自美国的马修“用这个（指性），用这个”的焦虑劝阻声，拿起燃烧瓶冲向街垒，演化为广阔外部世界反对科技官僚体系的革命行动主义者。“五月风暴”早已过去，叛逆怀旧的贝托鲁奇试图以此表达激情岁月里对“一种新秩序的向往”———人们不分种族、民族和宗教，彼此融合并肩为一个自由的理想战斗。但所谓文明即是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建构，人类从森林走入文明，来路早已湮没，再也不能循过去的足迹重返伊莎贝家庭帐篷指喻的原始森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68年5月的那场革命，是场不折不扣的“心理剧”，是法兰西200年革命浪漫主义的再次溃堤。法国理性的思想大师雷蒙·阿隆曾对此深刻地评品道：“人们创造历史，但根本不了解他们创造的历史”根本毫无意义。
·洪庆明·
（金陵／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