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2：30，刚刚回国的邵义诚，出席了在天津举行的专场欢迎会，会场大幅标语醒目：“祝贺中国对日索赔获得突破！”

　　的确是历史性的突破———第一次，日本的高等法院对中国劳工索赔案，作出了赔偿判决。7月9日，日本广岛高等法院判处西松建设公司，向邵义诚等5名中国劳工原告，支付2750万日元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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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的欢迎会上，劳工们来了，专家们来了，有“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之称的王选，也特地飞来了。天津市的政协委员还专门带来一份特殊贺礼———生梨，谐音就是“胜利！”

　　昨天的欢迎会上，邵义诚老人深深动情：“胜诉第二天，我们就在日本专门去祭奠了亡灵。”

　　昨天，记者飞赴天津，在欢迎会开始前一刻赶到……

　　“胜利了，请安息吧”

　　欢迎会现场。会议室早已挤满了人，除了天津的一些学者和专家，当地和河北许多当年被抓的劳工得知消息，也都赶来了。

　　当78岁的邵义诚老人出现在会场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7月12日深夜11点才回到天津的他，一脸疲惫却遮不住胜诉的喜悦与扬眉吐气。为了这个结果，邵义诚老人等了整整6年，4赴日本，经历10次开庭2次判决，当胜利来临之时，5位原告已只剩邵义诚和宋继尧尚且健在，“法官宣判的话音刚落，我和老宋都忍不住欢呼起来，法庭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走出法庭，我们看到了在外边等候的支持者，挂出了‘胜诉’的标语。”

　　邵义诚老人告诉记者，1942年，16岁的他被日本人强掳到广岛，跟300多名中国劳工一起，给西松建设公司挖水力发电用的引水隧道，住在既是食堂又是厕所还是宿舍的房子里，随时有人监视，吃不饱睡不好，经常遭毒打，跟他一起到日本的宋继尧受伤至今双目失明。“整整60年，每每想起这段屈辱的劳工经历，我的心就好像是刀割一样的疼。”

　　令邵义诚老人气愤的是，整个诉讼过程中，西松建设公司始终不承认当年强掳和虐待劳工的事实，还在日本媒体上歪曲说是“正当雇佣”，给劳工每月发大米和工钱。邵老先生越说越来气，“这纯粹是撒谎！我们根本就没有拿到一分钱！”

　　在谈到胜诉原因时，邵义诚老人说：主要是证据充足，我们向法庭出示了将近100份证据，不但国内有人作证，还有当地的几位日本百姓出庭支持，还收集到了西松公司存档的360位劳工名录。“其实，我认为事情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据，那段日子简直牛马不如，病了也不给治，我就是带病回来的，现在是一身后遗症。”

　　当然，也有很多日本友人的关怀，令邵义诚老人感动：“西松公司的洋子女士，自费到中国帮着调查取证。还有新美隆律师，不仅免费为中国劳工代理，还在日本主持成立了‘强掳中国人思考会’，为中国劳工对日索赔做了很多贡献。”

　　判决胜诉了，赔偿款何时能拿到？邵义诚老人介绍说：“二审败诉时，西松公司当庭就表示不服，一定会再向日本最高法院上诉。被告这一态度，也就决定了赔偿款不可能顺利到手。但我坚信赔偿款早晚可以拿到。只要被告再上诉，我们就坚决奉陪，虽然年纪不饶人，但别忘了，有后辈在我的身后，有更多的支持者在身后。”

　　说着说着，邵义诚老人的眼圈红了：“法庭宣判第二天，我和老宋特地回到了当年西松公司所在地，当年和我们一起到日本的360名劳工，有29名劳工死在日本，永远也回不了祖国。包括5位原告中的杨希恩，在广岛原子弹爆炸时去世，当时他只有22岁。我们想告慰他们，胜利了，请安息吧！”

　　带着遗像上法庭

　　天津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修刚，是这次诉讼的全程陪同翻译。他向记者介绍了在日本开庭的情况。

　　“那天，我们把两位原告吕学文和曲福先的遗像带上了法庭。这还是第一次在中国对日索赔诉讼的法庭上出现中国受害者的遗像，它打动了很多在座的日本人，也打动了法官。”

　　修院长说，开庭前一天他和新美隆律师无法入眠，喝酒到深夜，他问新美隆律师：中国劳工对日诉讼，二审胜利的一个也没有，这个案子胜算的把握有多大？新美隆律师回答他：非常大，要有信心。但7月9日下午1时10分开庭后，气氛一度相当紧张。被告律师一再提及让众多中国劳工败诉的“诉讼时效”问题。直到主审法官林木的一句话，扭转了局势。林木法官说：时效原则固然重要，但公理正义更重要。

　　修院长告诉记者，“时效壁垒”是中国向日战争索赔诉讼常遇到的障碍。比如本案，日本法律规定有关绑架和被迫做苦力的诉讼时效为20年，有关公司不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诉讼时效为10年。按此观点，无论从1945年战争结束开始计算，还是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1978年开始计算，原告1998年起诉时都已经超过了诉讼期限，因而丧失索赔权。在修院长看来，此次广岛劳工案突破了“时效壁垒”，是伟大的胜利。同时，劳工诉讼案中方胜诉的极少，即使胜诉也是由地方法院宣判的，这还是第一次由高等法院判决劳工胜诉，意义可谓重大，相信将对向日战争索赔产生深远的影响。王选呼吁这次座谈会特地邀请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团团长王选。也是巧了，昨天记者和这位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的奇女子同乘一架飞机，从上海抵达天津。记者眼前的她，虽然瘦小，却浑身充满了慷慨凛然的力量。王选对此次广岛高等法院的判决，感到非常欣慰。她说：“这是中国要求战后补偿诉讼首次在二审判决中胜诉，可以说是日本司法界比较有良心、明智的判决。”审判当天她特地上日文网站搜索，发现日本的各大媒体都进行了广泛报道，当地的华人华侨也举行了很多活动来庆祝这一胜利。虽然去年经历了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的败诉，但王选“从未丧失信心”。这次中国劳工的胜利，让她看到了和平对话解决问题的希望。“我相信日本人民是有良知、有理性的，问题在于是否对话，怎样的对话。”在座谈会上，许多当年的劳工问起了如何更有效诉讼。王选介绍，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有这样的法案，支持受害者起诉在加州进行营业的日本企业，包括允许美国公民以外的受害者起诉。中国劳工可以尝试通过这种方式提出起诉。私下与记者交谈时，王选倾吐了心中深层次的忧虑：“以细菌战对日索赔为例，10％的原告已去世。再坚强的意志也抵挡不了自然规律。对于七八十岁的老人来说，亲身出庭起诉作证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少了。”王选希望通过记者呼吁，社会各个阶层都来实实在在地支持对日战争索赔，而不是空发议论，徒有热情，相信努力总有回报，相信正义必胜。二战期间中国赴日劳工史略出自《华人劳工从事劳动情况调查报告书》：二战时期，日本有30个县(都、道、府)的135个矿业所，役使中国劳工近4万人，占日本47个行政区域的63%。中国劳工从事工种有：修铁路、机场建设、开采煤矿镍矿水银矿、码头搬运、机械制造、装卸、扒土、采石、筑堤搬运、挖土砂、采碎石、开渠道、铸造、装卸等。出自日本《东京新闻》：战争年代从中国绑架来的劳工，从10多岁的少年到70多岁的老人共约5万多人。他们被迫在矿山、煤矿、港口等地从事繁重劳动，而且不付工钱。由于受到非人待遇，连饭都吃不饱，约有7000多劳工在日本死亡。中国劳工血泪片断河北人李春和1944年被抓到日本福冈，同行300名劳工。每天在煤窑干12个小时，由穿着军装、挎着洋刀的日本兵押着。劳动是强制的，不干就打。干活累了，稍一直腰，拿着小锤的队长看见就打。总是不够吃。1945年日本投降才回国，在路上发现，同去的300人少了几十个。山东人黄凤桐1943年和七八百名劳工一起，被日本兵押往北海道做劳工，当时他年仅12岁，但也得推运水银矿石，这是有毒作业。黄凤桐挤断了手指，还两次遭到工头的皮带抽打。河北人王志田1942年春节被日本兵抓走，到煤矿做苦力，稍有不慎便招毒打，更可怕是得病，一旦染上便送往隔离所，没有能回来的。中国劳工对日诉讼案一览中国劳工已在日本的新泻、长野、群马、东京、京都、福冈等地法院，提出20多起诉讼，著名的有：花冈诉讼1944年至1945年，986名中国人被日军押送到秋田县花冈做苦役，418人丧命。1995年，11名受难者和遗属，在东京地方法院提出索赔。这是第一起中国受害者对日民间诉讼。2000年，在东京高等法院主持下和解：被告鹿岛公司向中国红十字会信托5亿日元设基金，用于祭奠劳工及帮花冈受难者和家属自立、养伤和子女教育。刘连仁案1944年，山东人刘连仁被日军抓到北海道劳动，后因不堪忍受逃进山中，过了13年野人生活。1996年，刘连仁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2001年，东京地方法院判决日本政府向刘的遗属提供2000万日元赔偿。新泻诉讼1944年，12名中国劳工被绑架到日本新泻做苦役。1999年，劳工和遗属提出诉讼。2004年，新泻地方法院判定，日本政府和被告公司应支付8800万日元赔偿。这是首次判处日本政府和企业同时赔偿。札幌诉讼1944年至1945年，43名中国劳工被抓到日本做苦役。1999年，劳工向北海道札幌地方法院提起诉讼。2004年，札幌地方法院判决，承认历史事实但驳回道歉赔偿要求。福冈诉讼2000年，15名中国劳工在福冈地方法院提起诉讼。2002年，福冈地方法院驳回原告对日本国诉讼要求。2004年，福冈高级法院二审以诉讼时效已过为由驳回劳工请求。东京劳工诉讼1997年，42名中国劳工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2003年，东京地方法院驳回原告要求，劳工已上诉到东京高等法院。京都劳工诉讼1998年，6名中国原告在京都地方法院提起诉讼。2003年，京都地方法院以超过20年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原告要求，目前在大阪高等法院审理中。责任编辑：丁俊杰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