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议会报》记者阿纳托利·阿尼西莫夫日前对民主德国最后一任领导人埃贡·克伦茨进行了专仿。2003年底，克伦茨获释。他现住在波罗的海边一座风景如画的小村庄里。《议会报》刊登了克论茨的自述：

　　遍尝柏林监狱的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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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的统一或许为民主德国的经济带来了福祉，但对不少民德政治人物来说，却是政治迫害梦魇的开始。

　　联邦德国的当政者并不愿意东西德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统一。他们一直试图证明，民主德国的存在从法律上讲是站不住脚的。从1949至1990年，民主德国一直被斥为“莫斯科的保护地”和“克里姆林宫在德国的传声筒”。为证明这一荒谬的说法，他们需要将民主德国的领导人定罪并关入大狱。从1991年起，被检察院拘捕对我来说成了家常便饭，我的家中也经常被莫名其妙地搜查。警察局将我当做罪犯监视，不给我护照。我非但不能出国，而且活动范围只限于柏林市内，后来才被恩准可以去梅克伦堡。

　　对我的审讯从1995年一直延续至1997年。1997年8月25日，法院判我6年半监禁，地点是纳粹时期就恶名远播的柏林莫阿比特监狱。幸亏律师的协助，在最高法院最终判决出台前，我着实享受了一段难忘的自由时光。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联邦法院在1999年11月9日，也就是柏林墙拆除10周年纪念日当天，批准了对我的判决。2000年1月，我再度被捕，在狱中蹉跎了4年时光。我向德国各级法院提出上诉，却被一一驳回，后来我又告到了欧洲法院，不幸的是，法院站在了德国政府一边。

　　12年来，柏林的监狱我差不多都蹲遍了。在莫阿比特，我受到了最严苛的“礼遇”：不足9平米的陋室，每天23小时的禁闭，只有1小时的放风时间。德国没有政治犯，我只能跟刑事犯关押在一起，没有书报，没有电视，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狱方专门给我派了个心理医生，这简直是对心理学的滥用。只有他确认我对社会无害后，我才能外出工作。后来，我白天上工，晚上回监狱继续服刑。

　　谁出卖了民主德国？

　　民主德国不复存在已十余年了，最近有人却突然开始研究谁是它的掘墓人。

　　我并不认为民主德国的消亡是个人出卖的结果，毕竟欧洲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已不复存在。这有其历史及经济根源，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造成的；何况，民德原本就是冷战的产物，冷战一旦结束，它必然失去存在的土壤。当然，民主德国的消亡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民德的许多国民，包括我，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背着我们与联邦德国做交易心怀怨恨。民德终于落入联邦德国手中，这令西方欢喜雀跃。而民德人只是觉得被愚弄，他们意识到，与苏联多年的蜜月关系已走到尽头。

　　戈尔巴乔夫曾表示，他与联邦德国达成协议，不迫害原东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情报人员。我们会面时，他亲口告诉我科尔答应了他的请求。但后者一直拒绝承认。在审讯我的过程中，我要求戈尔巴乔夫与科尔出庭作证，但遭到拒绝。现在想来，这是错失了用法律手段还历史清白的难得机会。

　　有报章披露，戈尔巴乔夫曾在一次私人谈话中透露，如果他事先知道德国统一社会党部分领导人要求昂纳克辞去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就不会支持德国统一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戈尔巴乔夫对民德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我和党内其他同志当时都将苏联视为我们最好的朋友，将所有情况向其汇报。昂纳克与戈氏的关系一直剑拔弩张。昂纳克曾当着戈氏的面，指责苏联的政策是错误的。或许，戈氏对此一直怀恨在心。我在1989年跟戈氏举行过4小时的会谈，就民德当时的局势、两德关系等进行了尖锐的交谈。后来，戈氏出版了他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会谈纪要，我们的那次谈话却没有收录进去。他当时明确告诉我，德国统一不在他的日程安排中。我们还提到科尔在耍两面派。显然，作者是刻意将这一重要章节隐去的。

　　亲情与信仰相伴晚年

　　出狱后，我一直住在波罗的海边的这座小村庄。这里有我难忘的童年记忆。也是在这里，我邂逅了我的妻子，我生命中最爱的人。我们的婚姻非常幸福，她是教德文和算术的老师，却在德国统一后被勒令不得从事教学工作。因为她被指控反对过戈尔巴乔夫，而反戈氏就意味着反改革，这样的人不能从事教育工作。事实上，我夫人在戈尔巴乔夫访问民德期间一直陪伴赖莎，与戈氏夫妇的私交相当不错。将这一罪名扣在她头上，的确匪夷所思。

　　如今，我们都已经退休在家、安享晚年。两个儿子早已长大成人，老大年近不惑，是电脑专家，小儿子在电信公司任职，长孙18岁。虽然我一生历尽坎坷，目前的退休金并不丰厚，但有爱妻相伴白头，有子孙承欢膝下，是我最大的幸福。

　　在经历了人生的种种荣耀与磨难之后，我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罗莎·卢森堡说：“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野蛮强权。”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漫长的。民德的社会主义模式虽然失败了，但我认定社会主义的理念本身是正确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必然有新的社会形态取而代之。我对此充满信心。（完）（来源：参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