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为何“兴师动众”纪念郑和下西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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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28日10:12 中国日报网站 | |||||||||
近日,中国准备大规模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一事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出,从而引出这样一个新话题:中国为什么会如此“兴师动众”地纪念一个600年前的历史人物? 政治篇:郑和给中国软实力补钙 近日,《德国之声》网站刊登文章“中国纪念郑和下西洋引起周边担忧”,该文转述
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引起了一个新的话题:中国为什么会如此“兴师动众”地纪念一个600年前的历史人物? 硬实力?软实力?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为了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2005年7月11日),我国政府专门成立了由交通部负责牵头,外交部等15个有关部门参加的筹备领导小组。筹备领导小组成员、交通部副部长徐祖远在临近纪念活动倒计时一周年——7月7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向外界宣布:将在北京举办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大会等一系列大型活动。自2003年到2005年,每年举办不同主题的航海暨海洋知识竞赛、讲座、夏令营、学术交流活动。徐祖远指出,整个纪念活动将在2005年7月达到高潮。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在新闻发布会后指出,这显然只是一种手段。中国纪念郑和的背后,是雄心壮志,但更多的是一种被迫的无奈。向海洋找资源,找出路,中国从没有现在这样迫切。因为“中国已经意识到石油对自己的攸关重要,更意识到中国陆地可以开采的原油相当有限”。 该专家认为,中国过去在海洋主权的主张上过于依靠历史证据,对于现实存在重视得不够,中国必须加强海上力量和对争议海域的实际控制。 硬实力在未来海洋事业中重要作用是不是郑和留给今天中国的全部遗产?交通部副部长徐祖远在7日记者会上指出:“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和平实践,我们后人从中得到了这样一种认识:和平崛起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平崛起凝聚着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价值取向和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品德。” 霸权之外的一种选择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纪念郑和下西洋除了说明中国对外发展将走一条和平之路,还有更广泛的意义。“我一到中国,就非常想到南京来看一看,因为这里是明代航海家郑和的老家,是郑和制造宝船的地方!”冰岛驻华大使埃德尔·古纳松先生是一位“郑和迷”,郑和的和平使者形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1421:中国发现世界》的作者加文·孟席斯也指出:“在我的考证中,郑和的航海根本带着和平的欲望,并非一些史籍中所说,是‘耀兵异邦’。郑和在近20年的7次出海航行中,除了几次针对海盗的防卫作战外,没有证据显示,船队对沿途居民实施主动进攻,更无史料显示,郑和的船队意图征服异邦。这与以后西方的航海家征服性、侵略性的远征具有根本的不同。因此,郑和是一个出色的航海家、外交家、世界贸易家,是和平文化的象征。” “据我所知,英国、美国、东南亚和中东都在用各种形式纪念郑和,当然规模有大有小”,潜心研究中国海权问题多年、国家海洋局原副局长许森安认为,在国际层面来讲,纪念郑和并非只为了纪念一个人,而是纪念郑和下西洋所代表的国际交往中的一种历史传统。“世界各国一直在寻找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方法,霸权主义肯定是行不通的,他们怀念郑和并不奇怪。” 一场需要技巧的纪念 但也有专家认为,仅仅将郑和下西洋和中国和平崛起作为历史与现实的对应恐怕不太妥当,因为当时郑和下西洋之后恰恰中国不是崛起,而是衰落。香港时事评论员邱震海认为,郑和下西洋早于哥伦布航海将近90年,为什么后者却成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此番纪念的意义应该在于此。 既然如此规模纪念,“就应该点出对国人来讲最要害的地方,”邱震海强调,纪念的意义在于自我反省,而非自我崇拜。 专家认为,通过纪念,国人应意识到开放心态对于本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性。记者注意到,交通部副部长徐祖远在总结郑和留给中国人宝贵经验时,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开放促进发展”。 当然,能否保证大规模纪念郑和活动取得理想中的外宣成果,至少不被郑和当年经过地区引起误会,专家承认,这是一个需要高度技巧的问题。 比如邱震海就认为,宣传郑和时在用词上一定要注意。记者从接近政府对外部门工作的人士了解到一个细节,就是最近在许多场合,与“和平崛起”提法相比,提“和平发展”的次数越来越多。这位人士告诉记者,“理由很简单,崛起这个字眼火药味太浓”。 专家指出,有些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有疑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有头脑的人,会注意中国的具体行动,中国习惯以事实来证明自己的初衷”。(未完) 1 历史篇:郑和下西洋三个争议问题至今没有句号在郑和下西洋599年之后,这段辉煌历史的争论仍然在历史学家中间不断进行。关于郑和下西洋目前的争论主要集中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郑和最远处到过哪里,以及在中外交流史中对世界的认识究竟怎样。不知值此600周年纪念再度出海的人们,能否给这些争议划上句号?王道、绝患、安外?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出于对外宣示王道,扩展海权的需要。有专家认为,明初国势强盛,本身具有加强同海外各国联系,扩大海外贸易和来往的要求。为宣扬国威,明成祖朱棣需要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另外也用扬威海外来缓和国内一部分人对他武力夺取皇位的不满。另一种说法与明宫内乱有关。1402年“靖难之变”,“宫中火起,帝(建文)不知所终”,“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所以,有人认为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之一主要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杜绝后患。但学界普遍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因为大规模下西洋寻建文帝绝非有效之方法,建文帝若亡命海外,当闻风躲藏。永乐帝在位24年间,中国西北部的蒙古旧部继续威胁明朝北方边陲。有人认为永乐派郑和下西洋是为安定海外,使明朝专注防御北方之乱。但当时海外诸国武力都不强,没有攻侵明朝海域之可能,此说似乎也很难成立。郑和七次下西洋,只有过三次战役:一为帮助一小国政权转换,一为反击偷袭,一为海盗。郑和发现了新大陆?2002年10月,英国退休的潜艇指挥官、业余航海史学家加文·孟菲斯的《1421:中国发现了世界》一书正式出版。他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支环绕地球航行的队伍,早在15世纪中叶之前,中国的航海家便已经发现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87年,比达伽马早了92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了116年。论据是他在意大利的威尼斯搜查资料时发现的一幅日期注为1459年的投影图,上面绘有非洲南部和好望角。而好望角作为一条水路通道到1497年才被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发现。投影图还有一段以中世纪腓尼基语书写、有关1420年绕好望角到佛得角群岛的航海笔记和一艘中国大帆船的图画。当然还有其他文字论据。孟菲斯的结论是,中国人通过15世纪的一系列航海活动,绘制了大致正确的世界地图,而西方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是在使用了15世纪、16世纪初绘制的世界地图的前提下,由葡萄牙人完成了“发现新大陆”的壮举。如果此说属实,这将有可能改写世界航海和文明发展的历史。恐怕西方人眼中最伟大航海家将不只是哥伦布、麦哲伦、库克、达伽马,排名顺序也将改变。但在中国的历史中目前还没有找到这样的记载。由于下西洋后,明朝海禁,郑和出使数据已丧失重要性,或不知不觉散失,或在新朝人为毁灭,所剩不多。目前剩余的文件《天妃之神灵应记》上记载:“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明朝祝允明所撰《前闻记》也记载:郑和最远到达了红海和非洲东海岸,即今天的索马里、肯尼亚等地,据说目前在东非还遗有汉人血脉。带来怎样的世界观?中国历来有“王道”与“霸道”两种迥然不同的统治哲学与治国思想。儒家思想主张王道,不赞成霸道,不主张用兵对外扩张。这种统治思想一直延续到中外交往中。郑和下西洋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世界观,这也是今天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中人们探索的一个问题。中国历朝历代对外政策,只要邻国不破坏边境安定,中国很少对外主动用兵而强调以中国的强大感召他国的臣服。明太祖朱元璋就主张:“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柔远人”,“宜德化而招徕之”。但是郑和下西洋催生了中国最早的海权思想,史载郑和曾向明仁宗进言:“欲国家强富,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亦来自海上……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他的见解实际上体现了一种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以海上贸易为手段,对海上敌国实施威慑的思想,这是中国至今为止见到的早期最为深刻的海权论述,比马汉的“海权论”早了近500年。尽管郑和使得“太宗皇帝德泽洋溢于天下”,但是由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这段传奇也在28年之后中止了,给历史留下的只是深深的遗憾。(未完) 2 城市篇:南京推出“郑和牌”与经济效益挂钩郑和留下的似乎不仅仅可以用来励精图治,也可以直接和效益挂钩。这不,“郑和资源”丰富的南京,正在加紧打造“郑和文化”品牌。这也是今天许多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城市正在寻找的新经济动力。国内与郑和关系最为密切的城市在2004年5月份举行的“南京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上,南京市委副书记缪合林指出,郑和文化作为根植于明文化之上的个性文化有三大特点:开放的思想、创新的勇气、民族的精神。而这些文化个性的形成,与古都南京有着割舍不断的渊源。首先,南京包容开放的人文地理环境,造就了郑和文化的开阔视野。南京地处“吴头楚尾”和长江下游地区,历史上长期是南北文化、东西思想交流的中心。其次,南京饱经沧桑的发展历史,积蕴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勇气和力量。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一种理想与信念冲撞,都蕴藏着一种创新创业、不懈追求的精神和情愫。正是南京历史文化中的这种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赋予了郑和文化的创新内涵。第三,南京丰厚的历史文化沉积,培育了郑和航海船队的民族精神。从越王勾践灭吴后在南京筑“越城”算起,到明代郑和下西洋为止,南京已有1700多年的建城史,1100多年的建都史。曾为明初都城的南京,是明文化的发祥地,明代遗迹随处可见,明城墙和明故宫遗址耳熟能详,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妇孺皆知,有着弘扬郑和文化的广泛社会基础。同时,南京作为郑和下西洋的决策地和始发地,有着众多郑和遗址遗迹,如,郑和府邸马府、郑和墓、渤泥国王墓、郑和下西洋的下江处阅江楼、建造郑和宝船的龙江宝船厂遗址、静海寺、天妃宫、净觉寺、大报恩寺等。缪合林认为,南京具有传承郑和文化精神的绝对优势。郑和出位,城市出彩为了充分体现传承的优势,南京连续搞出大动作:为纪念郑和下西洋首航600周年倒计时一周年之际,人民海军“郑和舰”首次造访南京,并与社会各界拜谒郑和墓,这是“郑和舰”首次驶入内河航道,也是首次抵达内陆城市。同时,大型纪录片《1405——郑和下西洋》在南京举行开机仪式。南京还将建设六大郑和遗址项目。另外,南京还准备通过多种形式展示郑和下西洋的文明成果,比如展示郑和从西洋带回南京的奇花异草。倒计时100天,南京将推出郑和文化网站,发行相关纪念封和纪念邮票;倒计时50天,举办全国青少年大明宝船海模比赛;倒计时30天,推出南京郑和文化旅游专线。据了解,像南京这么早就拿出如此系统方案,在国内城市并不多见。这些活动都指向一个共同目标:通过宣传郑和文化,进一步扩大南京的对外文化交流,提升南京的国际形象。“郑和旅游”不能少除了城市形象营销中隐性效益以外,聪明的南京人也直接把打造城市品牌和经济效益挂钩。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为南京推进“旅游倍增”计划提供了一个难得机遇:开辟郑和文化旅游线(郑和航海之旅等)、开发“郑和文化”系列纪念品等,举办郑和文化艺术节、郑和学术交流会,建设郑和美食一条街、郑和文化民俗一条街……南京人正在充分挖掘“郑和文化”的旅游价值,放大“郑和文化”的经济效应。(未完) 3 文化篇:敢于冒险的现代航海家们重走郑和路徐海鹏,台湾山河探险协会理事长,正为郑和八下西洋探险队按期出发(预定2005年7月11日)忙碌着;翁以煊,世界首位单独环球航海的华人,正为随重走郑和路的“宝船”出海(预定2004年8月8日)准备着……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身体力行去唤醒中国人的冒险精神。郑和感召他们上路有人曾评价,郑和虽被阉割,但精神狂放,凭此写下世界航海史上的大手笔;可七下西洋之后,郑和精神也惨遭阉割,把创造历史的空间拱手让给哥伦布等人。然大约600年后,几位中国年轻人在翻阅历史翰海之时,再次发现了郑和精神的价值。徐海鹏向本报记者回忆:当时很想搞些大手笔的探险协会成员们设想过攀登珠穆朗玛峰等多种形式,但都因为“外国人已经远远做在了中国人的前面”而放弃了。最后,大家决定从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中去寻找活动的线索,他们发现的是陆上远征的成吉思汗和七次下西洋的郑和,“既然西方人纪念哥伦布的航行和十字军的东征,那我们当然就应该纪念郑和的航海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徐海鹏告诉记者,“八下西洋”的意义正在于“在中国人中提倡冒险精神,为中国的活力注入更多的创意和元素。而且,中国应该有人来培养大家这样一种精神”。有多少“现代郑和”中国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却称不上是一个航海大国。徐海鹏有一次曾和两位德国朋友一起登上一艘英国19世纪的海盗船,发现这两位朋友几乎都是从小就开始了对海洋和航海技术的了解,他们掌握的技术和知识让曾经通过公开征选成为“环球徒步四壮士”的徐海鹏自愧不如,“我当时就想,我们的航海技术和海洋意识,比起他们已经落后了不止十年了。”这段经历让徐海鹏立志成为“现代郑和”。其实,抱着“中国应该有人来培养大家这样一种精神”的“现代郑和”又何止徐海鹏一人:事实上,中国第一个完成“重走郑和路”计划的是一位来自武汉的女记者。她叫范春歌,从2000年7月11日到2002年7月12日,她从当年郑和船队出发的地方起程,沿郑和航线追访18个亚非国家。她追寻郑和的原因来自一位美国同行,“美国《纽约时报》一名记者曾在1999年追访了郑和下西洋的遗踪,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大多数中国人里,对本国航海史有了解的人并不多。我想,一个外国人竟会对中国的航海史感兴趣,外国人早就在做中国的历史了,我们还等什么?”翁以煊有句名言:“世界上最好的方式,便是航海!”既然开拓海洋的先驱是中国人,他希望能通过“重走郑和路”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够重新对海洋产生兴趣。他的摄影师王绥琛说;“我以为如果说哥伦布的探险是为了物质生存,那么我们今天的行为则是在为我们的精神生活寻找生存空间。”老夫图发少年狂在山河探险协会征集“郑和八下西洋”探险队成员的活动中,最让组织者徐海鹏吃惊的报名者是一位72岁高龄的老人。这位来自福建厦门的老人名叫汪锦树,出身于一个造船世家。他从《厦门日报》上看到山河探险协会将组建一支探险队“重走郑和路”的时候,主动找到探险协会在上海的联络办公室,用电子邮件把自己的材料发给了他们。汪老人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是从福建出发的,这是福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他家族的造船历史,也让他对航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时值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有类似想法的普通中国人绝不只汪锦树老人。被徐海鹏称为“中国探险界老前辈”的中国科技探险协会会长高登义回忆,今年也曾经有一个年轻人想要“重走郑和路”,寻求他的“道义支持”。高登义认为,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和以前不同了:“实际上,探险精神是和人民的物质生活紧密相关的,近两年来大家生活好了,自然而然的就会对大自然感兴趣,喜欢探险的人也越来越多。”(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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