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部新出版的名为《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在英美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该书作者将男女性别比例与安全问题挂钩，指出男性人口过剩会给国内和国际社会安全造成威胁，该书把矛头对准世界上人口最多、而且男性比例偏高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对于该书所提出的观点，英美学者明确分为支持和反对两派。

　　两派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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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究竟男女性别比例与政治安全之间有没有《光棍》一书作者所认为的那样存在因果关系。

　　美国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乔舒亚·戈登斯坦对其研究方法提出质疑，他在《泰晤士报》撰文批评《光棍》的“证据并不能支撑结论”。他认为，将男性过剩同暴力联系之前，需要对男女性别比例不同的各种国家进行系统研究。“我不相信有人曾系统的、在世界范围的比较研究中检验过（赫德森和博尔提出的）这些观点。”耶鲁大学的社会人类学家卡萝尔·恩贝尔也表示同样怀疑。

　　针对妇女地位与社会稳定和世界和平紧密相关的观点，批评者乔舒亚·戈登斯坦举了一个反例：18世纪和19世纪，西非达荷美王国妇女的地位与男子相比差不多，但该国却非常好战。

　　赫德森反驳说，她们并不是说性别比平衡或妇女过剩的国家就平安无事；她们只是说男性过剩是一个加剧不稳定的因素，并非不稳定的充分或必要条件。

　　另一位批评者卡萝尔·恩贝尔则指出，简单地根据“光棍”数量就作出社会和国家均暴力化的预测忽略了一点，即男人的暴力倾向是社会造就而非天生的。

　　当然，支持《光棍》观点的也大有人在：史蒂文·费舍就给予了这本书很高的评价，尽管他认为像《光棍》这样将政治现象简化为性在学术研究中有“政治不正确”之嫌。据报道，费舍本人就曾搞过类似的研究：为了搞清楚“为什么在伊斯兰国家民主如此缺乏”，他曾调查了150个国家，断定妇女地位的高低相对其它因素更能解释一国民主的强弱。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政治学教授罗斯·麦克德莫特也支持《光棍》，他认为这本书之所以受诟病，是因为许多研究者都不愿承认男女行为有差别。“历史上，当大批男性无法结婚时，他们就会聚到一起，要么成为和尚，要么结为匪帮……”这也成为恐怖分子的来源。她和来自哈佛大学的人类学教授理查德·兰翰正在对60个非洲国家展开与《光棍》类似的研究。

　　观点介绍

　　《光棍》一书的两位作者瓦莱丽·赫德森和安德烈亚·博尔，分别在美国杨伯翰大学和英国肯特大学从事政治学研究。他们认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确定胎儿性别的技术在亚洲广为普及，越来越多的父母利用这项技术在胎儿出生之前就把女孩打掉。这导致亚洲国家年轻一代中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例如在中国，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4岁以下儿童男女性别比率超过120∶100；而这一年龄组的正常性别比率应为100∶105或者更低。他们认为，这将导致在2020年中国将有3000万男人找不到妻子。

　　两位学者认为，妇女的缺乏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拥有金钱、技能和受教育等优势的男子可以结婚；而没有这些优势的男子却结不了婚，他们在社会经济最底层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光棍阶层。在中国和印度，到2020年，光棍将占到年轻的成年男性人口的12％至15％。

　　他们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处于社会底层的年轻成年男子，为了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会通过暴力和犯罪方式联合起来。

　　他们认为，为了提防“光棍乱国”，政府会考虑将这股“祸水”引向国外：或者通过鼓励年轻男子向外移民；或利用他们为政府的海外军事冒险服务。台湾问题和克什米尔问题会受到这种考虑的影响。这还会加剧国家的集权化。

　　专访人口史学家:中国人口从未威胁过世界

　　对于中国人口对外部世界的影响，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的葛剑雄教授曾作过细致的历史分析。他发现，在中国历代人口压力较大时，同时期中国版图往往没有出现扩张；而中国历代王朝开疆扩土时，人口压力往往却很小……

　　长期以来，西方流行这样一种说法：中国由于人口庞大，自然会构成对外部的威胁。这就是所谓的“黄祸论”。这个话听上去似乎有道理，因为中国历来人口占到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最多的时候甚至三分之一。解释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存在，最根本的办法是用事实说话。通过研究中国人口史，我发现，一直到近代，中国的人口基本上是本土生长的粮食所供养的，更主要的是，长期以来中国人并没有一种对外开拓的思想。所以，自古以来中国人口就没有对外界构成威胁。

　　改革开放后，中国本身容纳劳动力的能力是非常可观的。光在上海就集中了三百万流动人口。那些出去移民的，不是没饭吃才往外走，而是为了经济上能更上一层楼。

　　中国现在计划生育政策已经生效，中国人口不会持续增长下去。就拿上海来说，已经连续十年负增长。中国本身就可以容纳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当人口进入负增长的时候就更没有问题。（据《国际先驱导报》）

　　尽管对《光棍》一书的许多观点和论据是否成立提出质疑，但几位受访的中国学者都强调客观对待和学术宽容。

　　“看到这本书，我马上联想到美国学者布朗写的《谁来养活中国人》，当时国内大多数人也声讨这本书，其实布朗并没有敌意，我当时就提出，他在书中提出很多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比如粮食安全问题。我们不要轻易把别人看作别有用心。现在这本书提到的男女性别比失调、男性过盛也是一个事实，书中提到可能给国内社会造成的隐患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他们对中国问题了解不是很深入，对中国历史不是很了解，所以才会得出这种‘很危险的结论’来”，葛剑雄认为，对于这些言论，应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从总体上我们对之应有个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在具体问题上，我们确实存在的问题该反思的还是要反思，不要一概把人家定义为别有用心；“退一步讲，他真是别有用心，如果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也应该注意”。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也认为，我们在看待西方的这些说法的时候也应该划清界线，用一种开放的心态，正确的我们借鉴，错误的我们不必理会，严重歪曲的我们要反驳。人口性别比不均衡的情况是事实，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3000万中国男性找不到老婆”只是一种假设

　　在最近西方学者围绕中国男女性别比例是否构成安全威胁的讨论中，所有分析都围绕以下假设：即根据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4岁以下儿童男女性别比率超过120∶100，按照这一比例推测将来会有3000万中国男性找不到老婆。

　　对此，人口史学家葛剑雄认为，目前中国性别比数字虽然不理想，但不一定像外国人想象得后果那么严重。“如果把性别比悬殊放在同一个年龄段里考虑，似乎很严重———理论上120∶100，应该有20个人找不到老婆；但实际上，存在着不在同一个年龄层里面选择的情况，比如相差七八岁，那就不存在理论上所假设的问题。况且，中国如此之大，人口流动性强，各地风俗又不同，并不会像外国人想象得那么严重。”

　　人口学者乔晓春也认为，婚姻问题是个体行为，并不能静态地看待，不是简单的从数字上男性比女性多多少，就会有这么多人找不到老婆。“对婚姻行为有影响的两个重要因素是年龄差、文化差，即女性会要求男性文化，经济条件相对高，男性会要求女性的年龄小。由此看来，真正‘婚姻挤压’的是社会底层男性和高知女性，而这‘两头’中间的男性不存在谁找不到老婆的问题。”

　　中国学者评点《光棍》逻辑

　　对于西方学者的“男女比例失调”会威胁安全的理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国内还没有针对‘男女比例失调’与社会安全问题的因果关系做专门的课题研究，没有科学的数据能说明‘男性过剩’会直接造成社会的动荡，包括暴力案件、人口拐卖等社会问题增多，基本上这些对未来的影响都只能是猜测，是经一般的逻辑演绎出来的可能，在调查研究之前无法否认，但也并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