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士兵，回国后常受战场经历噩梦的折磨和杀害无辜者而受到良心责备，有人决心赶走发动这场战争的布什总统。法国《新观察家》周刊7月15日一期刊登记者萨拉·丹尼尔同一些美国士兵的访谈：

　　“一个男人拖着他孩子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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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杰·埃利奥特上尉，35岁，490营，曾驻萨德尔城

　　11月的一个清晨，萨德尔城的气氛有些紧张。几天前，美军打死了他们刚刚任命的巴格达“萨德尔城”的区长，因为他拒绝美军搜查，还要求得到应有的尊重。

　　穆哈纳德区长被杀时，负责组建新议会的罗杰·埃利奥特上尉不在场。他认为，自己本可以阻止这场惨剧的，他甚至表示很欣赏穆哈纳德区长。他说：“穆哈纳德抵抗我们，这是好事。我们解放伊拉克人，不是为了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仆人。”　埃利奥特对这场战争及布什政府发动战争的理由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哪怕就他一个人指挥，他也能让伊拉克变个样。我们曾看到他花了一天时间，试图说服一个伊拉克商人把家用液化气的价格恢复到合理水平。埃利奥特的下属都把他描述成一个英雄。一名士兵讲了个小插曲：一次战斗中，埃利奥特把一名伊拉克囚犯扑倒在地，让他躲过了对方的一颗子弹。当时在场的比利·穆尔中士承认：“换了我，绝不会有这样的第一反应。”埃利奥特认为，正人君子应当通过自身行动来改正一支军队的错误行为。曾经在伊拉克的几次袭击中受轻伤的埃利奥特患上了失眠，经常浑身是汗地醒来。军医们认为这是负伤后的综合征引起的，但他本人认为，这种紧张源自要率领属下履行在伊拉克的“责任”而产生的矛盾心理。

　　记忆也一直折磨着埃利奥特。在体育场里拖着自己孩子尸体的男人日复一日地在他脑海中出现，让他心乱如麻。他还总是见到那些他要视作敌人的素不相识的伊拉克人。当初，就是因为觉得自己能够发挥一定作用，埃利奥特才到伊拉克服役。但他肯定地说，这并没有阻止他拒绝执行某些命令，他一直不理解上级作出的一些决定。尽管感到不适，尽管受到诸多问题的困扰，尽管妻子黛安娜和两个孩子在等着他，但埃利奥特表示，如果再次被派遣到伊拉克，他还是会接受自己的使命。

　　“我们已经展露了我们最糟糕的一面”

　　艾伦·沃特上尉，32岁，490营，曾驻巴格达和费卢杰

　　11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在萨德尔城的马尔伯勒军营见到了艾伦·沃特。在昏暗的军营食堂里吃饭时，我们借助手电筒的光，吞下了一块干牛肉和一份令人作呕的土豆泥。刚刚开斋的伊拉克司机阿布·易卜拉欣看着这些食物默不作声，他实在难以咽下这糟糕的饭菜。身为预备役军人的艾伦热情开朗，平民身份是达拉斯的一名律师。他很高兴完成任务，他不愿意为一场令自己不知所措的战争丧命。

　　艾伦说，他们没有被当作解放者而大受欢迎，这让他很吃惊。更让他惊讶的是费卢杰居民根深蒂固的敌对心理。他说：“有25万人仇恨我们。没有连续三天未受袭的情况。”

　　后来，萨德尔城的局势恶化了，艾伦在一次任务中负伤。我们在纽约一家旅馆的酒吧看到他时，他显得焦躁不安，满腹心酸，一副失落的神情。他的脊柱有四处断裂，这让他痛苦万分，还经常做噩梦。他的一个合作人透露说：“他总想什么事都自己来，但他现在连箱子都搬不动，他还无法容忍自己意志消沉。”　艾伦不愿意重返伊拉克。他说：“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伊拉克已经变成了一个制造恐怖分子的工厂。另外，我们已经在那里展露了我们最糟糕的一面。”

　　艾伦对阿布格里卜监狱的虐俘丑闻感到震惊。他觉得，对囚犯的任何不得体行为都是不可原谅的。当他知道他的翻译齐亚与游击队是同谋时，他感到遗憾：“我给他看过我的家庭照片、农场照片。我把他当朋友，他却想杀了我。不过，直到他被关进阿布格里卜监狱之前，我一直跟他分享自己的食物与水。当时，食品供应不足，我们每天只有几口粮食。”现在，艾伦开始找路子让他们部队的一名翻译来达拉斯，他说：“我们的两名翻译最近被杀了。我要对这个男人尽到责任，因为局势不会很快好转。”　艾伦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贴了一张纸，写着：“支持克里。”“我将继续为自己的信念奋斗。我希望能进入议会，至少进入得克萨斯州议会。”他说。

　　在艾伦看来，美国人在伊拉克犯的最严重错误是什么？他说：“推翻了伊拉克人受到的专制统治之后，便迫不及待地让他们接受杰斐逊式的民主！多么可笑的事情！我只不过是整部机器上的一个小部件，我不知道这样是否行得通。但我们最大的错误在于没有没收武器。我们把武器留给了伊拉克人，用于他们自卫，他们却用这些武器来对付我们。”

　　“要是我能救小提巴就好了……”

　　埃德·帕拉西奥斯上尉，41岁，490营，曾驻拉马迪和叙利亚边境

　　埃德·帕拉西奥斯颇具军事法官的风度，他家几代都是军人。埃德是共和党人，能够阻止他将选票投给布什的唯一原因，就是人们发现政府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故意”说了谎。生活中身为信息论专家的埃德军人气息浓厚，讲起话来有条不紊，但当我们问起他在伊拉克最美好的回忆时，他开始抽泣，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不时被泪水打断的故事。

　　“她叫提巴·阿亚德。当时我负责看守叙利亚边境的海特市政府。所有伊拉克人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不过有一个男人居然朝我走过来，请我帮助照顾生病的孩子。我被打动了，因为他是那么关心女儿的健康，竟然可以无视其他人的鄙视与敌视。提巴4岁，我马上喜欢上了她。她患上了癌症，在伊拉克能够为她进行的化学疗法不起作用。我开始四处奔波，试图把她送到约旦，因为约旦王妃照顾着一些生病的孩子们。直升机都准备好了，但在最后时刻，我们得知约旦王妃不再接纳孩子了。于是，我又联系了‘世界医生’医疗救援组织，并打出租车把提巴送到巴格达，医生收下了她，两天后，将有一架飞机把她送往希腊。我以为我们成功了呢！但两周后，提巴和她父亲回到了海特，因为联军不允许他们动身去希腊。最后，我还想办法让一架希腊军用飞机降落在科威特，只要美军飞机把提巴从巴格达送到科威特就行。但她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他们拒绝让她上飞机。后来，等她的病情稳定后才得以动身。

　　“当我得知提巴已经抵达希腊时，我觉得那是我在伊拉克服役期间最美好的一天。但几天之后，提巴死了。我们等待的时间太长了。这是我最悲痛的回忆。请相信我，因为我觉得我本来能够救她。正是因为提巴，我才觉得伊拉克之行并非毫无意义。”

　　“我们杀了那么多无辜者” 应该赶走布什！

　　伊万·梅迪纳，士兵，22岁，第三步兵师，从科威特到巴格达，然后驻费卢杰

　　伊万·梅迪纳是西点军校的一名军官，也是随军牧师。他的双胞胎兄弟欧文在巴格达被一枚榴弹的碎片击中身亡。伊万刚结束在伊拉克的11个月服役，回到米德尔敦的家里。他们的父亲老泪纵横，母亲用西班牙语哭喊着，想要驱走这死亡噩耗。伊万悲痛地说：“我们收到了军队发的一笔钱：1．2万美元。这就是美国军方眼中一名士兵的价值。”　尽管伊万失去了他的兄弟和朋友，他还是在自家的每扇窗户上都挂了美国国旗。正是出于对这个收纳了他的国家的热爱，他才决定打破士兵不许发表对战争看法的惯例。由于伊万是他们家唯一在世的男孩，所以他能离开军队，他表示，自己的看法“代表了所有想办法不再继续在伊拉克服役的士兵们的看法”。

　　梅迪纳一家来自墨西哥城，家里所有的孩子都参了军，目的是“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情，同时也是为了能够支付上学的费用”。招兵直接在学校里进行，新入伍者都被许诺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伊万说：“我们班25％的学生都参了军。”　现年26岁的珍妮·梅迪纳最先为弟弟们作出了榜样，她比较幸运，现在也没有被派往伊拉克。伊万和欧文从未想过会参加伊拉克战争。伊万说：“从一开始我就很清楚，这是一场非正义战争，只有两个目的：石油以及老布什和小布什与萨达姆之间的‘族间仇杀’。我兄弟和我看法一样，我们觉得被派往伊拉克是为了调解一场家庭纠纷。”作为随军牧师的助手，伊万成了第三步兵师4个连（每个连125人）士兵的精神导师。他听到了这些受惊的年轻人数百次的忏悔，他们因杀了人而精神受创。

　　战争期间，从科威特到巴格达，伊万虽然是随军牧师助手，但也杀了一些人。“我并不同情游击队员，因为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但许多人不愿意打仗。当然，我也一遍遍地考虑过那些被我们杀死的人，他们的家人也在等待他们回去，而他们永远都回不去了，就跟欧文一样。”伊万最糟糕的回忆是巴格达被攻下那天。“我们很高兴，因为取得了很大进展。然后发生了导弹袭击。就像电影里一样，袭击又快又突然。到处都是喊声，一张张惊惶失措的面孔，还有在空中飞舞的身体碎块……”　后来，伊万在费卢杰服役3个月，留下了他的遗憾：“根本不存在智能炸弹。我们杀了那么多的无辜者。”

　　但最令伊万震惊的是一些下级军官的态度。这些人犯错之后总是互相包庇，让士兵来承担责任。伊万认为，在阿布格里卜监狱虐俘事件曝光之前，虐待事实早就存在。“我们攻下巴格达后，一些军官开始对抢劫者实施报复。抢劫者们流着血，浑身淤斑。我把这些讲给了随军牧师听。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事情被暗中了结了。”　现在，伊万决定开展行动反对乔治·布什。他说：“应当赶走这个人。还应当与国际社会重新恢复联系。我们应当从这场本不该发动的战争中吸取一些教训。”（完）（来源：参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