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定于5月24日-25日举行的中印边界谈判特别代表第三次会晤，由于国大党重新执政、中方谈判对手易人，而延宕下来。如今，这次引人关注的会晤已于7月26日在新德里举行。双方特别代表在久悬不决的中印边界问题上能否有所突破呢？我们请专家来谈谈看法。

　　解决边界问题基础——超越历史纠葛向前看地缘政治影响应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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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印边界谈判特别代表会晤机制是在双方有关边界问题的联合工作小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印就边界问题的对话则可追溯到20多年前。1981年中国外长黄华访印，双方决定就边界分歧进行定期对话，奠定了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这个有重大分歧问题的基础。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邓小平与他进行了长谈，指出中印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双方同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合作携手共创未来。邓小平强调“只有当中国和印度一同发展起来了，真正的亚太世纪才会到来”，向印度方面明确传达了中国与印度的合作期望。这次访问达成的一个重要成果便是双方决定成立“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成员为高级外交官和有关专家。这个小组就边界分歧的一系列问题展开实质性讨论，产生了一些重要成果，包括双方分别在1993年和1996年签署的有关维护边界安宁稳定与建立相互信任措施的协定，成为中印自1962年边界冲突以来最重要的双边协定，为维护与发展中印关系的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3年6月瓦杰帕伊总理成功访华，双方发表“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北京宣言”)，就边界问题“各自任命特别代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角度出发，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特别代表会晤机制由此建立，成为近年来已经取得很好进展的中印关系的一个新的亮点。前两次会晤表明特别代表机制是有益的，十分有利于双方在政治层面上的沟通，完全可以成为加速双方解决边界问题的动力。有鉴于此，国大党领导的印度新政府甫一上台，外长辛格就表示将不会改变前政府近年来推行的对华友好政策，将继续致力于改善和发展印中关系，并强调了对华政策将成为新政府对外政策的重点。

　　关于特别代表会晤机制，观察家一般比较注重的有两点：其一，与“联合工作小组”比较，特别代表的职衔显然更高，小组一般由外交部司级官员领衔，间或也有副部长和印方的外交秘书参与，但特别代表中方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印方更以与总理直接联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出任，显示双方要提升边界谈判层次的决心。其二，是“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角度”与边界问题的关系是什么。对此有不同的解读。从双方的边界谈判进程看，在过去的20多年中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包括关于边界问题的两个协定，但离最终解决似乎仍有很大距离，因此这个“政治角度”是否意味着某种决心呢？印度学界持乐观态度的确有这种看法，甚至认为双方达成最终方案已是指日可待了。但就前两次会谈而言，这种看法恐怕有点过分乐观。所谓“政治角度”，一是双方要超越历史纠葛，特别是要摆脱1962年冲突的阴影，才能正确地向前看；二是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解决边界问题的基本前提是要降低双方关系中地缘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也就是“北京宣言”中强调的“双方互不视为威胁”原则，否则就必然会产生寸土必争的结果，因而也必定不符合这两个亚洲大国的根本利益；三是划定边界线不仅要看自然地理条件山川走势如何，边境地区民族组成状况如何等等，而且更涉及民族心理国民情绪领导层的政治意愿等等。设立特别代表机制的政治意义因此就非常突出，相信随着双方代表会晤的频度加大，在上述这些方面达成共识，从而为最终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铺平道路的机会是存在的。

　　解决边界问题前景——短期内尚难达成共识不影响双边其他往来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结束后，印度议会立即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要求政府不得与中国谈判，除非边界问题以印度“完全满意的方式”得到解决。这个非常情绪化的决议似乎表明了边界问题将永无解决之日了。但世事难料。虽然边界冲突给两国关系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使两国撤回大使达14年之久，然而把边界问题看作两国关系的全部既不符合事实，更不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1976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决定把她的大使派回北京，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这个重要的表态成为印度以后历届政府对华政策的基石，直到2003年6月瓦杰帕伊总理访华时做出正式书面声明。印度并没有完全放弃改善与发展对华关系，毛泽东主席等老一辈领导人也一向主张中印要成为友好邻邦。1979年1月，时任外长瓦杰帕伊访问北京，邓小平与他进行了重要的谈话。此后，中印关系朝着正常化与和解的方向发展，边界问题是重要一环。

　　中印边界问题既包含了双方对历史演变进程中地域归属认识的差异，也指向现实地缘政治中各自对对方的地位、力量、作用和意图的看法，后者在处理领土争端这类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时将扮演重要的角色。由于中印在上述两方面都还没有共识，因此，彻底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同时又必须注意到，虽然两国在边界问题上还无共识，但这并不表示两国就不能在其他领域发展关系。江泽民主席1996年访印时发表了重要演讲，提出即使有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可搁置，且不应影响全面合作共谋发展的观点，引起印度方面的强烈反响。绝大部分印度学者都同意这是处理中印关系的正确观点。因为有了这样的观点，中印关系在其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如经贸往来势头越来越旺，以及去年在世贸组织坎昆会议上，中印的立场高度一致，反映了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这些都在为建立高度互信、最终解决边界问题创造条件。

　　那么条件何时才算成熟呢？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有种种迹象表明双方都在加紧努力。除了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和两国外长的定期会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5月胡锦涛主席会见瓦杰帕伊总理时，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的12字方针——“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相互调整”，为边界谈判提供了可操作的指导思想。贯穿于该方针的是一种和解精神，而这正是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核心。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再次强调：中印关系史上99.99%都是友好交往的，只有0.01%是不愉快的，应当往前看。中国传达的信号是明确的：中国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政策是实实在在的，印度是中国最重要邻国之一，中国愿与印度发展全方位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由此观之，有理由期待，中印边界特别代表第三次会晤将就边界问题的解决思路与途径提供有新意的建议，为该问题的最终解决做出实质性贡献。在此基础上，如不出意外，在印度本届政府的5年任期内，与中国解决边界问题是否会成为其坚定不移的政治选择？回答这个问题涉及印度国内政治的方方面面，限于篇幅不再展开，但这无疑将成为关注印度对华政策的一个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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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印边界问题是如何产生的

　　中印边界分歧主要分为东段和西段，涉及领土很广，其中东段为9万平方公里，西段为3.8万平方公里。

　　与印巴分治一样，中印边界分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英国人“作的孽”。中印两国在历史上并无明确划分的边界线，只有根据民族生息之地大致确认的传统管辖区。英国在其殖民印度时期利用了这点。在上世纪初，英印殖民当局负责外交事务的专员亨利·麦克马洪擅自在边境地区进行了勘测，并“用一支粗大的笔在一份比例尺极小的地图上划出了麦克马洪线”(拉吉夫·甘地语)，这支“粗大的笔”把边界线往北推进到喜马拉雅山南麓，抹去了中国西藏地方当局的一大块传统管辖区。

　　为使该线合法化，麦克马洪在1914年7月与西藏地方当局代表在西姆拉达成协定。由于该协定严重侵犯中国的权益，中国中央政府既无代表出席此秘密谈判，更谈不上签署协定，所以“西姆拉协定”是非法的。即便是英国人自己在1907年与俄国的一个协定中也承认任何涉及西藏的协定都必须有中国政府的参与和首肯。有鉴于此，英国人在协定签署后雪藏了很长一段时间，秘不宣人。因此“麦克马洪线”的非法性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但独立后的印度却不这样看，问题也就产生了。

　　令人震惊的是印度在边界划分上甚至比英国人更过分。根据英国学者兰姆的研究，麦克马洪当年划线时止于阿克赛钦，意思就是该处以西在他看来是属于西藏的，但印度却把那块地方，也就是现在有争议的西段领土与克什米尔扯在一起，认为也是属于印度的，这就给中印边界争端的解决设置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印度的悖论在于它只想接受“麦克马洪线”对其有利之处，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在政策上则体现为先声夺人步步紧逼。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南亚研究室主任赵干城

　　相关专题：中印边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