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涛

　　从来没有一个孩子像丢丢一样让我们揪心。这个孩子从小没有爸爸，吸毒的妈妈又将其当作毒资抵押给吸毒者，使他受尽非人的折磨。之后漫长的7年又将他丢给弱智的外婆和贫穷的舅舅，甩手不管。尽管多年有无数好心人想收养丢丢，但都因为母亲不同意而无法实现。（据《法制日报》7月2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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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8日下午，在该报的多方联系努力之下，丢丢母亲郭立琴同意由当地政府出面将丢丢交由社会上好心人抚养。但在6月30日下午，记者拨通郭立琴的手机，她完全不承认两天前同意的由政府委托代养丢丢一事，使关心丢丢命运的善良的人们心再一次揪起来。

　　法律再一次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表现出无奈。我国《收养法》规定，收养人收养与送养人送养，须双方自愿，而丢丢的母亲尽管对其不负责任，但只要她不愿意送养，想收养丢丢的好心人也只能是无可奈何。《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但如何剥夺、谁是请求权人、剥夺后由谁承担监护权等等配套规定还没有明确。

　　在远隔重洋的美国，另一个孩子的命运也让我们揪心，这就是小贺梅。1999年1月28日，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大学攻读的中国留学生贺绍强和他的妻子罗秦拥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贺梅。但是此时贺绍强夫妇却因为官司缠身而处境十分艰难。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贺绍强夫妇在教会的帮助下找到了生活富裕的贝克夫妇一家，请他们暂时照顾女儿。然而，贝克夫妇却因此而不肯再归还贺梅，并以各种理由阻止贺氏夫妇探望贺梅，此举激怒了无意放弃孩子的贺绍强夫妇。此案诉至法院几经周折，终于在2004年5月12日由孟菲斯巡回法官作出判决，贺绍强夫妇失去了他们的女儿，贺梅将留在田纳西州贝克夫妇家。对此判决贺氏夫妇感到无法接受，他们表示将继续上诉。

　　在这场官司中，我们固然同情失去孩子的贺绍强夫妇。然而，我们也看到，美国法律中对孩子的周全保护值得关注。美国的家庭法明确规定，超过四个月不去探视孩子就被视为遗弃。同时，美国的法官把贺梅“利益最大化”当成了他判决的一个主要根据，在法官的反复权衡下，他认为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对贺梅的成长最重要，“文化的交叉替换”和环境的改变对贺梅是不利的，在这里谁是贺梅的亲生父母对美国法官来讲似乎并不重要。

　　从这二个案件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中西法律对待子女问题上的差异。在西方，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立法，早已从“家本位”、“亲本位”转向了“子女本位”。各国立法上都把重点从强调父母的权利义务转变为强调父母的责任。《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

　　儿童的最大利益原则成为各国立法的原则。而在我国，根深蒂固的“家本位”、“亲本位”的观念让子女被视为家族或父母的私有财产。今天的中国，“子女本位”当然也体现在我国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立法上，但是子女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的这种思想禁锢却并未得以完全解放。因而，反映在立法上，剥夺不负责任的父母的监护权的规定不彻底，程序上极不完善。如有专家认为：“1998年颁布的收养法在制定的时候，在立法思想上虽然考虑了怎样保护孩子的利益，但它还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父母权利本位，因为中国人有血浓于水的传统观念，注重亲情，认为孩子由生父母抚养合情合理。”反映在司法上，在法无规定但并不禁止的问题上，不敢为保护子女利益上勇于创新，用实践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

　　行动的迟缓还需要打破思想的禁锢，我们不需只看到丢丢的母亲对丢丢的血浓于水，不需只看到丢丢的母亲无数次廉价的忏悔。在其多次的抛弃孩子的行为中，我们早就可以作出继续让丢丢的母亲监护丢丢已不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原则”的判断，只要我们承认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的观念，我们的社会就应该拿起法律武器，剥夺丢丢的母亲监护权。毕竟，法律赋予了我们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的权利，如何剥夺、谁是请求权人、剥夺后由谁承担监护权这些规定不详细并不重要，媒体和社会公众完全可以督促我们的检察机关、民政部门从维护公共利益、维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角度提出撤消丢丢的母亲监护权的申请，人民法院也完全可以指定民政部门或其他能承担和愿意承担监护的人承担监护权。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此案中尝试法律的突破与完善，为今后建立专门的监护权监督人和代行未成年人监护权的行政部门而努力，让千千万万的丢丢们不再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转自正义网7月6日的报道）（来源：正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