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特刊：“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专访匈牙利《邓小平》一书作者巴拉迟 （记者　刘为民）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百年诞辰前夕，记者采访了匈牙利《邓小平》一书的作者、匈通社原驻京记者巴拉迟先生。他谈起了当年在中国的工作、生活以及《邓小平》一书的撰写和出版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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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工作的4年令我终生难忘。”尽管时间过去了30多年，巴拉迟已是67岁的老人，但提起在中国度过的时光依然十分激动，当年的许多情景回想起来也是历历在目。“1969年12月我32岁时被派到中国当记者，在那里工作到1974年1月。能够在中国开始自己在国外第一任常驻记者的生涯我感到很幸运。我唯一的女儿也出生在北京。”巴拉迟说，当时中国正值文化大革命，处于困难和混乱的时期，匈牙利又属于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国家，所以我们的工作条件很困难。

　　巴拉迟说：“上个世纪80年代上半期匈牙利科苏特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我写的《长城背后：中国》《一花独放》《重新研究中国》等3本书。这些书都是介绍文化革命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情况的。1985年底出版社又问我能否写一本有关中国领导人传记的书。当时我立即想到了邓小平。文化革命开始后邓小平首次公开复出时我正在北京。尽管我没有直接和他交谈过，但有过多次的近距离接触，我还拍了他不少照片。为了写好这本书，我查阅了大量资料，主要是借助于《邓小平文选》和中国方面发表的有关材料。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书于1987年出版。”　巴拉迟说：“《邓小平》一书虽然在匈牙利只出版了1万册，但我高兴的是这本书还被译成俄文、立陶宛文等。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会见邓小平时还向他转交了这本书的俄译本。更令我感到荣幸的是，《邓小平》刚刚出版一年后，1988年就被译成中文，由中国军事出版社出版了50万册。50万册对中国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匈牙利却是个天文数字。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谈到写这本书的目的，巴拉迟说：“我是想让读者通过这本书，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从文化革命到开始改革开放这段历史，以及邓小平本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巴拉迟说，尽管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力量对比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等原因，邓小平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思想和意愿大胆地去干。但他的确是这个时期敢于讲真话的极少数中国领导人之一。他不仅有自己的思想而且还敢于公开说出来。邓小平的观点明确，讲话直截了当，没有空话、套话。我认为这也正是他后来能够最终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巴拉迟表示，邓小平的确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他和周恩来在文革期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两个人的策略又不尽相同。周恩来是尽量去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邓小平则是要同文革的那一套彻底决裂。可以说，当年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可能会很快崩溃，然而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我认为他的历史功绩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重新走上了符合自己国情的、现实、合理、注意发挥个人主动性的发展道路，并且取得了巨大成绩。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才实现了名副其实的“大跃进”。

　　巴拉迟说：“邓小平有许多朴素、生动和形象的语言。我最欣赏的是那句著名的‘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当年这句话被列为邓小平的一大罪状，但实际上却是他的伟大功绩，是一句至理名言。作为一个外国记者，全面评价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和他的思想理论并不是我的任务。但我认为邓小平的最大特点是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说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