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特刊：亲历邓小平打战略“大牌” （作者 蒋本良）

　　上个世纪，我很荣幸地为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做过多次翻译。在给邓小平做翻译时，感受最深的是他那创时势、扭乾坤的大无畏气概和伟大战略家的魄力，以及应时而动的灵活战略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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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中美外交关系降级”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在台湾问题上立场严重倒退，要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甚至要互设联络处。邓小平敢于对美国这个庞然大物“太岁头上动土”，特别在售台武器问题上同美国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尖锐斗争，并且作好了最坏的打算。

　　1982年4月，正当中美之间激烈较量之际，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访问中国。邓小平在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他，同这位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盟友，作了深入的交谈，给他交了我们的战略底牌。谈话中，邓小平首先分析了对美斗争的关键，指出售台武器问题是斗争的核心。　他说：“实际上，美国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是多方面的，我们现在主要抓向台出售武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才能解决……”他显示斗争的决心和魄力说：“如果美国再卖武器给台，等到他搞第二批交易，我们就宣布外交关系降级！”接着，他又显示斗争策略的灵活性说：“降到什么程度，要视情况发展而定，现在很难说。”邓小平还作了最坏的打算，甚至准备中美关系降级降到建交之前的状况。他说：“无非是倒退到1979年关系正常化以前的水平，也不排除降到1972年前的状况。”他概括总的战略指导思想说：“我们作好坏的准备，争取比较好的局面。”

　　正是在邓小平这种大无畏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经过艰苦的谈判，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迫使美国承诺“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以致最终导致问题的解决”，并在1982年当年，中美双方就《八·一七公报》达成了协议。

　　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

　　80年代，苏联为了在中苏美“大三角”的游戏中，加重自己筹码的分量，竭力拉拢中国，玩“中国牌”。从来善于把握最佳战略时机的邓小平，适时应势，提出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逼迫苏联拿出实际行动来。

　　多年来，勃列日涅夫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成为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受到邓小平的严厉批驳和斥责。早在1978年5月16日，齐奥塞斯库访华时，在一次陪同观看文艺体育表演时，邓小平问齐奥塞斯库：“外国人说，勃列日涅夫属于温和派，你怎么看？”齐奥塞斯库说：“我个人认为是这样。”邓小平立即反驳说：“但侵略捷克是他干的，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也是他干的，连赫鲁晓夫都没有那么干，这说明上述看法是错误的。”邓小平犀利的言词、利剑般的论据，使齐奥塞斯库无言以对。

　　邓小平经常通过齐奥塞斯库给苏联传话，提出条件。1982年4月，齐奥塞斯库访华时对邓小平说：“罗马尼亚主张中苏关系正常化。勃列日涅夫已经提出了建议，中国也应提自己的建议，改善关系。”邓小平迅速回答：“我们要看行动！你见到勃列日涅夫时，可以告诉他，叫他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从中苏边境撤出军队做起也可以……没有这样的行动，我们不赞成，世界人民也不会赞成！”

　　1985年，邓小平利用戈尔巴乔夫刚出任苏联领导人、着手全面调整对外政策的时机，打出了一张战略“大牌”。这年10月9日，邓小平会见了访华的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以调停中苏关系的姿态，表示希望中苏改善关系。邓小平当即指出了中苏关系的症结所在：“苏联应该以实际行动消除三大障碍，首先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当齐奥塞斯库表示同意这么做时，邓小平抓住这个契机，突然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你可以见到戈尔巴乔夫么？”事有凑巧，正好齐奥塞斯库即将同戈尔巴乔夫见面。于是邓小平迅速作出了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要齐奥塞斯库带个口信给戈尔巴乔夫。邓小平说：“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我愿意同戈尔巴乔夫同志见面。”邓小平又强调说：“我出国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但为了这样一件好事，我可以破一次例。”　会见完后，邓小平以浓浓的四川口音，缓缓地道出了这项行动的分量和意义说：“我今天打了一张大牌哦！”

　　果不其然，邓小平这短短一句话的口信，在苏联领导层引起了强烈反响。苏共专门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的传话，确定了“加速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新方针”。第二年，戈尔巴乔夫在著名的海参崴讲话中，就三大障碍中的两个作了积极表态，称苏联将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并正在同蒙古讨论撤出大部分苏军问题。1989年，两国关系终于在邓小平设计的框架内，实现了完全正常化。

　　“我给戈尔巴乔夫当参谋”

　　作为伟大领导人、战略家，邓小平谈话从来都不是枯燥乏味的说教，而是生动活泼、妙语连珠，还往往引起全场的大笑。

　　1965年，在齐奥塞斯库初次当选罗共总书记时，为了限制勃列日涅夫在罗马尼亚党代大会上挑起分歧，也要求中国代表团致词中不要涉及分歧。这当然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他幽默而形象地回答说：“我们是来祝贺你们的。祝词中没有辣椒！讲稿现在就可以给你们。”1966年3月2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客厅接见即将离任回国的罗马尼亚大使乔治乌，李先念副总理陪见。他轻松愉快地谈到了赫鲁晓夫给中国施压造成的灾难性大破坏，充满坏事变好事的辨证乐观情绪说：“1961年，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几百个合同和协定，很多工厂地基打好了，房子盖好了，但停了下来，只剩下空地、空房子。回想起来，这是个好事。我们的石油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搞出来的。原子弹，如果苏联不撕毁合同、协议，不撤专家，恐怕到今天还爆炸不了原子弹。”最后，他谈到当时美国、苏联一起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恶劣形势，形象的语言更显出风趣而大无畏的气概：“请代我向罗马尼亚领导人问好。请告诉他们，我们觉睡得很好，没有失眠！”

　　1982年，他同老朋友齐奥塞斯库会面，谈笑间更是幽默不断。当齐奥塞斯库问到他的近况时，他说，我现在尽量减少工作。齐奥塞斯库附和说：“减少工作时间，这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个目标。”邓小平马上风趣地回答说：“所以，我是最早实现共产主义的！”一句话，引得全场大笑。

　　1985年他再次会见齐奥塞斯库，要齐奥塞斯库给戈尔巴乔夫传话，劝越南撤出柬埔寨时，他竟幽默地当起戈尔巴乔夫的“参谋”来了，他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从这件事做起，这是最容易做的。不但解决了中越关系正常化问题，而且解决了中国苏联关系正常化问题。“如要我给戈尔巴乔夫当参谋，我就建议他接受这一点。”（完）（来源：参考消息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