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系列报道南方的怀念

　　20年前的特区不像今天这样繁荣，改革开放刚刚5年，一切都还在摸索当中，特区的发展正遭受着众多的非议。“有人说我们是租界。”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任仲夷感慨万千。“形势严峻、压力很大，但又百思不得其解。”广东省原省长梁灵光沉重言道。此时的特区盼望着小平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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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1月，小平来了，“我这次来，行不行呢，我看后再说，现在不评论。”小平如是说。他一趟下来简简单单却又意味深长，一路行进，一路考量……。

　　我惟一一次向中央做检讨

　　讲述人：任仲夷　身份：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

　　任仲夷告诉记者：“1980年，我南下广东任省委第一书记之前见了一次邓小平，邓小平告诉我和梁灵光说：‘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向记者讲到这段往事，任仲夷记得每一个小小的细节，尤其记得在改革开放初期自己向中央做的那场检讨。

　　我来到广州后，发现物资极为匮乏。计划经济到底管得有多死？我举个例子：我记得当时一盒火柴，要提价两分钱，能否提？得拿到省委常委会上讨论决定。

　　当时的现状是：党管一切，鸡毛蒜皮，什么都管。这当然不可能管好。

　　正在我和省委酝酿着逐步放开物价的时候，1982年邓小平来到广东。这一次，是我单独去见他。

　　当我汇报到想逐步放开物价的时候，邓小平说：“统购统销恐怕还要有一点。”我从这句话中体会到了很大的余地。1982年春天，广东省决定放开鱼价，敞开供应。时隔一年后，广东的物价几乎全部放开。三年后，广东省调查全国十八个大中城市，广州人吃鱼最多，鱼价最便宜。我们的改革是成功的。

　　当时全省各地，尤其是深圳特区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求富”心切啊！有些人就不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走私贩私，更多的人是不了解党的政策。个别沿海地方，甚至出现了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一窝蜂似地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的现象。

　　1981年底，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到中纪委一份内参上披露广东一些干部利用开放之机，进行走私贩私和倒买倒卖的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1982年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厉打击走私贩私活动，整顿党风。

　　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问题，我去参加了会议。我记得会议开得极其严肃。会议印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还有一中央机关编写的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在两省会议上，有的同志把广东的问题讲得很尖锐，但都是出于好意，都是为了把广东的工作切实做好。但有的同志在表达的言词上，难免有某些不宜对下和对外传达的话，譬如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的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3个月就得垮台。”有的甚至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两省座谈会结束，我回广州没几天，胡耀邦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央书记处将两省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以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我明白主要是说我)，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很不放心，还是请你来北京一趟。因此，还要我再度进京。我提出请刘田夫同志(广东省原省长)一起去，耀邦同意了。

　　第二天，我和田夫同志再度赴京。当晚8时许，耀邦等领导接见了我们，一直谈话到深夜。

　　最后，耀邦对我说：仲夷同志，你给中央政治局写个自我检查好不好？我说：当然可以，我到广东工作才一年多，时间虽短，缺点还是有的。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惟一一次向中央做检讨。

　　两省会议后，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专门来广东住了半个多月，给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过后不久，王震来广东，一下飞机就告诉我，章蕴的报告，小平同志批给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传阅了。我知道章蕴的这个报告对广东和我个人的工作基本是肯定的。

　　小平对我讲：我看后再说

　　讲述人：梁灵光　身份：广东省原省长

　　谈到梁灵光与广东的缘分，还要说起那次展览会。1978年，梁灵光担任轻工业部部长。当时，轻工业部在北京办了一个以工艺美术为主题的展览会，这是十年动乱后全国第一个较大规模的展览会。让梁灵光感到意外的是，展览会开得很火，吸引的人群中包括党和国家的很多领导人，其中，就有复出不久的邓小平。那个时候，影响深远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有人说这是梁灵光受到小平关注的起点，其实也只是正常工作而已，或许有点关系吧。

　　1979年，小平提出在广东创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1980年11月，我受命南下，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广州市第一书记(次年被选为广州市长)，后任广东省省长。

　　1979年中央决定开始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同时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大大激发了广东特别是深圳等地人民建设特区的热情。“三天建一层楼”，成群高楼拔地而起，真有点“一天等于二十年”之感。“深圳速度”名扬海内外。

　　然而，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求富心切的人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这种情况下，难免鱼龙混杂、沉浑泛起，不择手段，违法乱纪的事，时有发生。　诸如“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3个月就得跨台”，“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猖狂进攻”，“宁可让业务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的话语不停干扰改革的步伐。　所有这些反映和说法，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形势严峻、压力很大，但又百思不得其解。感到很疑惑，我们盼望总设计师能给我们指明方向。

　　在这种形势下，小平在1984年1月来到广东。

　　邓小平事先在火车上对我讲：“我这次来，行不行呢，我看后再说，现在不评论。”

　　在陪同小平的过程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我陪同小平同志参观深圳渔民村，当时这个村只有34户，全部住上小楼房，人均分配一年2800元。小平同志在看后说出了“假如全国都能达到这个水平就好”这句话。村支书说，这全是托“邓伯伯”的福，小平同志谦逊地说：“是党中央领导的正确。”从这简短的对话里，我已看出他对改革开放、对兴办特区是持肯定态度的，同时看到他谦虚的作风，所以我印象最深。

　　最高兴的时刻是在珠海参观了工厂、宾馆、直升机场和港口等设施后，珠海市委请他题字，他大笔一挥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他提笔之前，我还不知道他会不会同意写。提笔以后，我在琢磨他到底写什么。看到“珠海经济特区好”这个“好”字写完时，我紧悬的心才开始放松了，毕竟小平同志正式肯定了特区是好的，我想既然珠海好，深圳比珠海发展得更好，也应该是肯定的。所以这个时刻是我陪同他视察过程最高兴的时刻。

　　小平回京后肯定蛇口口号

　　讲述人：袁庚　身份：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原主任

　　1997年4月23日，袁庚80岁寿辰。然而，这一天，在庆祝的酒桌上，正席的位置始终空着——这位80岁的老人专门选择这一天去了井冈山。

　　两个月前，袁庚最敬重的人之一邓小平永远地离开了无数希望他健康长寿的中国人民。很多人都说“没有袁庚就没有蛇口”，但袁庚自己却说：“我从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教导里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是小平点亮了蛇口的希望之灯。”

　　我还记得，1979年小平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要破格选拔人才，不能按老规矩办事，要想到这是百年大计。”当时，这正说到了我的心里。

　　我可以给你们讲几个笑话。英国剑桥大学经济考察团来访，有个领导干部问他们：“你们大学是建(剑)多大的桥的？”有个领导干部向谷牧汇报，为了说明他自己思想解放的变化程度，说不止是180度，而是360度的转变。有个干部问美国商人说：“英国讲的是英文，美国讲的是什么文？”这些被袁庚称为“完全不能适应对外开放工作”的干部给了他进行干部体制改革的决心。现在想想真是让人捧腹。

　　所以，1980年，我向中央写报告，要求通过考试，在全国范围内招聘人才。最终中央同意了我的请求，为刚刚诞生的蛇口“实验田”选来了真正需要的中坚力量。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也许你很难相信，这是源于一个“4分钱的奖金”的故事。

　　那是在1979年8月，蛇口工业区顺岸码头工程动工。为加快工程进度，承建商交通部四航局开始实行按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即完成定额者每车奖励2分钱，超过定额者每车奖励4分钱。

　　然而，就是这4分钱的奖励，在刚刚结束十年文革浩劫的中国引发了一场关于“奖金挂帅”的大讨论，奖励制度被勒令停止，工程的进度又慢了下来。不得已，一份“关于蛇口码头延误工程”报告通过新华社内参的途径送到了中央领导的案头，在中央领导“靠作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的批示下，定额超产奖励办法才得以恢复。

　　那时，我们就在想怎样把定额超产奖励方法用一种可以激动人心的方式固定下来？考虑到小平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大前提，1982年初，我们把一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竖在了蛇口人的面前。

　　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蛇口的时候虽然按照“不表态”的原则对口号不置可否，但回北京之后的邓小平在一次与中央负责人的谈话里说：“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小平题词后艰难慢慢过去

　　讲述人：吴健民　身份：珠海市委原第一书记

　　珠海市委原第一书记吴健民亲历了珠海从一个鲜为人知的边陲渔镇到中国最早试办的经济特区之一的全过程，谈起这段被后人称为“杀出一条血路”往事，吴健民兴奋依然。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小平同志要求我区要自己搞起来，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就是下达了命令，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就是要到这个特殊地方组织特殊的工作。

　　我去到珠海以后，对改革就有了切身的体会：一是，这件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路子是前人没有走过的。二是，珠海只是一个县，按照当时的行政级别，是个三级县，是个小地方。我们只有依靠当地县的干部队伍来组织领导大家同心协力来办特区。但是，干部本身的观念跟不上，工作起来觉得很吃力。我们出点什么主意，干部都不能理解。三是，我们原先的体制问题，我们感到每个动作都受到制约，杀出一条血路，谈何容易！

　　珠海初期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对珠海的第一印象是，很多人都在往外逃。那时，珠海经济收入比较低，体制也比较保守落后，人家看见澳门是天堂，都往那边逃，申请正式手续又不可能。我刚到那里申请正式手续的累计只有一万五千人，那些申请不到的，就盘算着怎样偷跑过去。那个时候觉得工作很艰难。

　　不过，艰难还是慢慢过去了。1984年小平为珠海题下让珠海人永生难忘的“珠海经济特区好”后，珠海特区建设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这一年，我们的工农业生产总值达4亿多元，这条血路，真正被珠海人“杀”出来了。

　　我看到了一个平凡而又可亲的小平

　　讲述人：关相生　身份：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

　　适逢小平百年诞辰和第一次南方视察二十周年，在小平视察南方时负责安全和接待工作的省委原副秘书长关相生回忆起20年前的往事，点点滴滴，都还让老人记忆犹新。

　　我还记得在听取深圳市委常委的汇报时，小平不断涌现出新的想法，给当时的深圳指出了若干种可能。有一次，小平问在座的深圳市领导：“土地收税，是否与香港一样？最近一个美国学者讲：应收土地税，否则以后会吃大亏，你们研究一下。”接着又说：“核电站要搞。”然后马上又说：“华裔朋友(指陈济棠儿子)提出在深圳办一所大学，以美国的办学方法，设管理系、电子专业，教员请外边著名学者兼课，管理请华人当校长，规模大得很。”

　　后来，我们陪同小平来到正在兴建的罗湖商业中心刚竣工开业的国际商业大厦顶层天台时，由于电梯不能直到天台，80岁的邓小平步行一层，健步登上天台。当时气温只有11摄氏度，他不穿大衣不戴帽子围着天台转了几圈，俯瞰深圳全景。当时已经接近黄昏，邓小平对梁湘和身边的人说：“看见了，我都看清楚了。”我还记得小平当时兴奋喜悦的眼神。

　　在广州参观白天鹅宾馆的时候，小平应霍英东先生的邀请到扒房吃西餐。服务员问老人是不是喝茅台酒，小平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威士忌，到这里就是要喝洋酒。”服务员问要哪种面包时，他选了最正宗的法国式硬面包。小平说，扒房的环境和优良的服务，很多东西让他回想起当年在法国留学的情景。

　　此时的我，深刻地体会了小平的魅力。1949年，我在武汉第一次见到邓小平的时候，就觉得小平演讲极具感染力；1956年我在北京又看到小平兴致勃勃地看川剧；1978年则是小平为彭德怀平反致悼词；1984年，我再一次看到小平，这一次我看到了一个平凡而又可亲的小平。

　　本版采访／整理

　　电视理论片《永远的春天》摄制组

　　本报记者　李静睿　徐林

　　实习生　陈逸群

　　图：

　　1984年1月，邓小平等参观兴建中的深圳国贸大厦。

　　1984年1月，邓小平参观珠海狮山电子厂。

　　1984年1月，邓小平等在蛇口工业区参观。

　　1984年1月，邓小平等和珠海市负责同志在一起。

　　1984年1月，邓小平参观深圳中航电脑公司。

　　1984年1月，邓小平在蛇口工业区和青年干部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