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亟待修补　作为菲律宾穷困政府的首席税务官员，古勒默·帕莱诺没有得到多少积极的反馈。这位56岁的官员在近两年的国内税收局专员任职期间，一直与税务欺诈和猖獗的腐败作斗争，试图补救漏洞丛生、运转不灵的税务制度，无效的税收体系已经威胁到国家的偿付能力。但这场斗争太困难了，他竭尽全力也无法取胜，终于决心于7月底辞职。他给总统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打电话，提出不再担任税务专员，他说：“（上任这么长时间后）还有很多漏洞无法塞住，我担心自己会辜负你的期望。”但坚强的总统不想撤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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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以顽强的沉默回应帕莱诺，使得他的决心崩溃了，最终放弃辞职。“总统更清楚，”帕莱诺谈起继续留任的决定时说。

　　阿罗约比谁都清楚，如果要实现竞选时许下的改善贫苦工薪阶层的生活、防止再发生灾难性经济危机等的诺言，募集政府税收将是至关重要的挑战。长期以来，菲律宾经济在亚洲一直表现不佳，远远落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等邻国后面。在过去5年中，菲律宾的GDP增长率平均为3.9%%，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增长率达到6.5%%。菲律宾的失业率达到可怕的13.7%%，这意味着在全国8600万人口中，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被迫去海外找饭吃，这些出国劳工经常要面对悲惨和危险的环境。由于工作机会太少，最近大批菲律宾人在马尼拉街头举行抗议，要求政府解除不许劳工去伊拉克务工的禁令。抗议者不怕伊拉克的流血事件和绑架风潮，他们说，为了能在国外挣到相对较高的薪酬，愿意冒这些风险。

　　菲律宾普通劳动者对生活感到不满，他们也对政府不抱太大希望。自1998年到去年，政府预算赤字已经膨胀了四倍，为36亿美元，马尼拉为了维持政府运转，不得不大举借债。自1998年起，公共部门债务增加了83%%，达到968亿美元，很多人说这样的增长率是无法维持下去的。菲中央银行行长阿曼多·特唐科警告说，如果不进行大变革，“我们将在前行的路上遇到更大的问题，包括发生危机的可能性”。

　　一个最明显的变革办法就是修补税收制度。菲律宾人有一个大问题，他们把税收账单视作停车罚单，就是不缴纳。据信用评定机构“标准普尔”说，2003年政府税收只占到GDP的14.5%%，而与菲律宾信用等级相似的其他国家则达到25.5%%。标准普尔说，菲律宾每年至少有30%%的潜在税款流失于欺诈和政府腐败，只有700万纳税人在帕莱诺的国内税收局登了记，其他人要么不向政府申所收入，要么获得免税待遇。

　　加税阻力重重

　　阿罗约曾经在美国乔治敦大学学习过经济学，她上个月在《国情咨文》中宣布，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赶在无可救药并落入到失败国家的行列之前”修补经济。她提出一项全面的改革计划，目的是在6年内消除国家预算赤字，该计划包括8项新的税收标准和其它全新措施，她预计每年能以此多征到18亿美元的税。她想改变公司税法，以总收益而非净收益来确定税收额度，这样做理论上能让大企业缴纳更多的税。她还想向香烟和酒类征收“原罪税”，让这些商品的税款随销售额的增长而增长（自1998年以来，菲律宾已经对某些酒类和香烟征收了固定税）。税务部门估计，这种变革每年至少能带来2.25亿美元的税。

　　这些拟议中的增税措施毫不奇怪地遇到议员和公众的抵制。由于一直有报道说政府想对手机短信征税，反对派在首都举行抗议，称这一举措对贫困阶层过于不公，因为他们更倚靠短信这种廉价的方式进行交流。政府后来否认曾考虑过对手机短信进行征税，但依然有一个自称TXTPower的组织在抱怨。该组织的一位组织者安东尼·伊安·克鲁兹说：“我们不需要任何新税，政府所需要的解决办法是更为谨慎的开销公款。”

　　对阿罗约来说不幸的是，很多政府官员也是这样认为。她的很多计划需要国会同意，但即使她的支持者也争辩说，菲律宾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税，而是更好的税收。总统的一位重要支持者朱克尔·阿罗约参议员说：“总统必须控制住内阁中的税务恐怖分子。”

　　税务焦头烂额

　　帕莱诺承认，他的税务局人手不足，无力抓住欠税者，这是税收工作不令人满意的一个问题，他想用创造性的方法强化税收减少腐败。如今税务巡视员都配备了无线手持式计算机，能够实时检查任何公司或饭店的税务状态。为了清查有问题的税务官员，帕莱诺使用“生活方式检查法”，比较他们的住房和汽车与薪水收入是否相称，他还加大力度打击逃税分子。上个月，菲律宾最高法院重审一起控告该国最富有的烟草巨头鲁西奥·唐的案子。政府指控唐欠的税、利息和罚款总数达4.6亿美元。政府还将进行更多的调查，阿罗约最近说：“商人们必须按章纳税，而非逃税，他们必须停止躲避税务人员的行为。”

　　帕莱诺取得一些成功，今年菲律宾的税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0%%，但从国人身上能挤出的钱差不多也就是这些了，最终阿罗约还是必须得想办法使经济保持增长。菲律宾获得一些成功，像印度一样加入到全球性的外包浪潮中，如今有6万人在人工呼叫中心工作，但外来投资却在减少。2003年，菲律宾的外来直接投资只有1.61亿美元，2002年时则为17亿美元。

　　由于频频发生恐怖爆炸和绑架，而且地方政府腐败丛生，外国投资者不敢来菲律宾，种种限制性法律也约束住了投资者的脚步。例如，菲律宾拥有丰富的金、铜和其它矿藏，如果利用外资就能进行大规模开采，但菲国宪法规定外资在矿产企业中所占比例不得超过40%%，其结果菲律宾每年只能出口6.3亿美元的矿石，虽然政府认为有出口50亿美元的潜力。今年1月，菲最高法院裁定政府不得绕过法律，让外国投资者对矿业的控制超出宪法许可，这又给了政府沉重一击。

　　悲观情绪蔓延

　　同时，马尼拉日益增加的赤字和政府债务让投资者和官员们战战兢兢，一家名为“大西洋”的美国新兴市场资金管理公司总裁彼得·马尔伯尔说，这个国家“明确处于观察名单上，投资者希望正在恶化的条件能够有所改善”。没有人认为菲律宾会像阿根廷2001到2002年时那样经济突然破裂、政府无法履行职责，但如果菲国债务负担继续增长，马尼拉的信誉就会有压力，从而削弱借债能力，最终发生债务危机。在最坏的情况下，其结果将是极其严重的：货币贬值、投资停滞和高失业率。很难确定菲律宾还有多少时间，但标准普尔的阿格斯特·贝纳德说，阿罗约的新政府显然需要尽快采取行动，“没有什么地方能让人感到安心，如果他们不表明能够进行改革，将极大地挫伤人们的情绪”。

　　对菲律宾国民来说，40%%的人日收入可能还不到2美元，由于政府预算的28%%都用于支付债务利息，没有多少钱能再用于帮助穷人。10年前，菲律宾政府预算的31%%是到学校和道路建设等经济发展项目上，但这一数字2003年时滑落到19%%。在马尼拉最穷地区的帕塞东中学摇摇欲坠的两层楼上，5000名学生共用34间教室，他们课本奇缺，一半学生不得不在早上五点半就来到学校，由于没有地方上课，学校只得把学生分成两轮。该校社会研究部的朱安尼塔·希兹伯拉说：“我看不到希望。”

　　46岁的卡车司机安吉洛·德·拉·克鲁兹也怀着这种绝望情绪，他是8个孩子的父亲，上个月由于在伊拉克被绑架而闻名。他由于无法在国内找到好一点的工作，就冒着风险到伊拉克当司机，每天能挣到8美元。他被绑后，阿罗约总统答应了绑匪的要求，宣布撤出驻在伊拉克的51名士兵，才把他的命换过来。克鲁兹说：“我知道伊拉克很危险，但我没有选择。”回国后，他为找不到新工作而烦躁不已，他说：“我不知道在这里能做什么。”阿罗约救了他的命，但她面临的挑战是让数以百万计的克鲁兹这样的菲律宾人生活得更好。编译/世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