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夫人在阿富汗安危无常的日子里(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30日10:47 中国日报网站

　　中国日报网站消息：2004年6月10日，在阿富汗昆都士筑路工地的中国工人遭恐怖袭击，伤亡惨重。通过电视画面，我们看到在灾难的救助现场，活跃着一个勇敢而沉着的身影，那就是中国驻阿富汗大使孙玉玺。最近，孙玉玺大使的夫人马骅女士讲述了随夫出使阿富汗的惊险经历。

　　我叫马骅，是中国驻阿富汗大使孙玉玺的夫人，于2002年11月随夫赴阿富汗工作。

银婚纪念

　　随任生活，不安全感如影随形

　　初到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印象最深刻的是高墙上一圈圈的铁刺滚网和大使座车里常备的防弹背心。玉玺说这是一些防护设备，但在我眼里都是一些危险的信号标志。记得朱总理就任时，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不怕面前有万丈深渊或是地雷阵。我当时想，坐在办公室里怎会面对万丈深渊和地雷阵？然而来到阿富汗，眼前竟然处处都是真真正正的万丈深渊和地雷阵。

　　到馆不久就赶上玉玺要去视察阿富汗通往巴基斯坦的公路。中国大使馆复馆后，绝大部分的中国援阿物资和商品都通过这条路进入喀布尔，中国公司正在竞标修复这条路。他说此行不仅要看看路况，更重要的是拜会沿路有关省份的军政领导人，为中国公司人员的活动和中国物资的畅通无阻做一些铺垫工作。他的公事我一般不便参与，但我听说这条路处在这个高危国家中的高危地区，恐怖分子在这条路上频繁活动。我不想留在家里为他担忧，坚持要和他同行。实际上每次他去高危地区，我都想和他一起去，虽然我不像他那么无所畏惧，我怕死，但我更承受不了为他担惊受怕的那种感觉。

　　听他说这条路有悠久的历史，是一条举世闻名的战略公路。我们乘坐两辆越野吉普车，于清晨6点离开喀布尔，车行半个多小时就进入了蜿蜒南下的盘山道。吉普车颠簸在碎石或厚厚的浮土上，扬起的沙尘遮天蔽日。我刚上路时心情还不错，离城后一直兴致勃勃地观看着车窗外的景色。进入盘山道后，便开始后悔，埋怨他忘记提醒我带口罩。尽管车窗紧闭，我仍感觉细细的粉尘呛得我透不过气来，赶紧用一块擦手的香水纸巾捂着嘴。车在盘山道上转了几圈之后，我开始晕车，不停地呕吐。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我又想上厕所。翻译说这一路上根本就没有厕所。而且路两边很可能埋有地雷，只能就地方便。阿富汗人遇到这种情况很好办，男人穿大袍子，女人蒙“波尔卡”，随地一蹲就可以方便。因此他们有句俗话说：站着撒尿的是驴，人都是蹲着方便。此时，玉玺只好把其他人都叫到车左边，让我在车右边方便。

　　路上经过一片烟波浩渺的大湖。湖上没有船只，湖边星星点点地散落着一些房屋。路边开始出现一些小贩，举起一串串鲜鱼朝我们叫卖。翻译告诉我，这里捕鱼既不用网也不用钓钩，而是用炸弹。

　　离开大湖后，道路渐趋平坦，我们正准备加速赶路，又被一个头戴有机玻璃面罩、身穿防弹背心的大胡子举着小黄旗拦住去路。他告诉翻译，联合国排雷队正在前方作业，他们准备引爆路边的排雷。要我们等半小时才能通过。

　　我通过翻译了解到：那个拿小黄旗的大胡子叫阿里，是排雷队的队长，这个排雷队有50人，最年轻的队员只有18岁，是阿里的儿子。每个省都有这样的排雷队。联合国人员给他们发工资，提供培训，不直接参加排雷。阿里认为，阿富汗的地雷比人口还要多，他干一辈子都不可能排完，如果不出意外，他儿子到退休前都不会失业。前面100多米的土坡背后传来几声巨响，几朵浓烟冲天而起，阿里摆摆小黄旗示意我们可以继续赶路了。上午10点，我们赶到了贾拉拉巴德市。市里车水马龙，商业活动似乎比喀布尔还要热闹。街上最多的是一种带篷的三轮摩托车，车上面有汉语拼音“QINGQI”（轻骑）。据说是一家中国公司在巴基斯坦生产的。从贾拉拉巴德到边境口岸吐克汉姆的路比较平坦，基本上是经过维修的沥青路面。大约上午11点，我们顺利到达口岸。巴基斯坦的口岸官员赶过来同巴方的口岸官员一起迎接我们。阿方的口岸办公室是几栋小平房，水、电都由巴方供应。巴方口岸有一幢漂亮的别墅楼，专门作为接待要客的宾馆，我们在宾馆的花园里用了午餐。我此时真有一种从地狱回到人间的感觉。

　　再也不敢参加外交宴会

　　请客吃饭是开展外交活动的一个主要方式。我随玉玺来到阿富汗，陪他参加宴会是难免的。但去了三场之后，我就再也不想去了，更确切地说是不敢去了。

　　我去的第一场冷餐招待会是在联合国安全援助部队总部里举行的。汽车在用沙包和铁丝网修筑的层层工事间转了好半天，经过了数道盘查之后才来到宴会厅门口。下车之后，通往招待大厅的甬道两侧，本来应该站迎宾小姐的地方，却站满了头戴钢盔、身着防弹背心、荷枪实弹的士兵。我走过他们面前时，感到那些黑洞洞的枪口直对着我的脚面。要不是玉玺紧拉着我，我真想掉头离开。招待大厅是临时搭起的大帐篷，食品是典型的麦当劳快餐。通常招待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身着晚礼服的贵夫人，鲜嫩得像白藕一样的胳膊上挂着一只只精美的小坤包。而这里最抢眼的却是那些身着迷彩服的军人，腰间挂满了手枪、匕首、步话机，脚上登上长统军靴。玉玺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了，一进门就兴致勃勃地找人攀谈。招待会上女士可谓凤毛麟角，我们几个夫人躲在一个角落里聊上几句就没话了。我捧着一罐可乐一直喝到离开，什么也没吃。

　　第二次陪他赴宴是去外省视察。当地省督为我们举行午宴，几大盘牛羊肉和拌着葡萄干、胡萝卜丝的手抓饭，还有新鲜蔬菜沙拉和水果，在省政府的大院里摆满了一张大长桌。食品可以说是蛮丰盛的，可就是黑压压地落满了苍蝇。玉玺和那些当地人一样毫不在乎，一边轰着苍蝇一边大吃起来。我却一点儿胃口也没有了，但出于礼貌，我不能一点儿不吃，只好盛了一小盘手抓饭，一边同主人聊天，一边用手在盘子里抓来抓去，看着自己的脏手，怎么也无法将饭往嘴里放。

　　第三次赴宴是在一位西方大使家中的花园，环境不错，食品和餐具也都很考究。可是吃到一半，一声刺耳的呼啸凌空划过，接着不远处传来一声沉闷的爆炸。

　　“发生什么事了？”我神情紧张地拉了拉玉玺的衣角问。

　　“可能是用火箭弹搞恐怖袭击，一会儿看新闻吧，不知哪儿又挨炸了。”他和主人似乎连这种情况也见惯了，继续谈笑风生地吃喝。我又吃不下去了。晚间新闻报道，火箭弹击中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的围墙，幸好未造成伤亡。

　　与玉玺出席宴会，还有一件特别令我讨厌的事是别人劝他喝酒。听说周恩来总理曾经给中国外交官立过一个喝酒的规矩，就是不能喝超过自己酒量的三分之一。而且现在外交场合喝酒的流行做法也是敬酒不劝酒，喝多少全凭自己掌握，很少有人强迫别人干杯。然而，中国人之间的内部宴请就不同了，有些人好像不喝倒几个就不甘心似的。我发现他们喝酒时有个规律，开始时轻声细语，酒过三巡豪言壮语，再喝下去胡言乱语，最后回到家里就不言不语地昏睡了。

　　我本来是最反对玉玺喝酒的，但来到阿富汗之后，我几乎每顿饭都为他准备点酒。每次他外出，我也一再叮嘱他的秘书，用矿泉水瓶子给他带上点白酒。这主要是为了防止他拉肚子。不知是因为当地水质硬，还是因为当地宴会总少不了那些半生不熟的牛羊肉，更可能是有些东西不卫生，他出席外边的宴会回来，如果没有喝白酒，必然拉肚子。这还是一位英国外交官夫人给我的启发。她告诉我，喝威士忌加冰加水的习惯就是从南亚次大陆兴起的。当年英国人来到这里喝当地未经净化的水就经常拉肚子，于是喝水时就加些威士忌起消毒作用。那个时候没有制冷设备，冰是仆人从雪山上运下来的，因此是当时的高档奢侈品。后来人们发现，威士忌加水加冰，不仅味道不错，酒还多出了好几倍，于是这种喝法就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实用的网球外交

　　在整个阿富汗，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我们大使馆的网球场。修这个网球场是玉玺修复馆舍工程中的得意之作。他为球场题了一副对联：辛勤敬业不怕阿富汗山高路远，苦中取乐何愁喀布尔城破人稀。网球场修在十几株参天的古松之间，周围还栽满了月季花。他还在球场入口处的对面设计了一座“康乐厅”，里面不仅有淋浴更衣室，还有桑拿房、健身房、台球厅、棋牌室等设施。这里的所有设施，场馆的装修材料，甚至包括网球场上的人工草皮及草皮上撒的石英沙都是从中国运来的。每天下班后或周末，几乎全馆的人都聚集在这里。夜里，球场上的水银照明灯是喀布尔市的最亮点。

　　我每天清晨都来这里健身，晚上来这里打几场网球，再打台球，蒸桑拿，打牌。尽管外面的大环境很艰苦，有了这个小环境，我们的生活还是蛮惬意的。大使馆里几乎所有人都是来到喀布尔后才开始学打网球的，使馆俱乐部逢年过节都要组织网球赛，他们虽然进步很快，但比赛时的女子冠军还是非我莫属。一些新到馆的男士在半年之内也不是我的对手，全馆的人都称我为“马老师”。

　　玉玺还经常邀请外面的人来打网球，认为打网球也非常有利于开展对外交友工作。除阿富汗各界要人外，我们还同一些联合国机构、国际援阿部队和美、英、德、日、韩、土耳其、意大利、丹麦等国的大使馆及各国驻阿武官团举行过网球联谊比赛。巴基斯坦的一位参赞几乎每个周末下午都来同我们一起练球。因此，网球场也成了各国外交官交流信息的好地方，各部门写给国内的有关阿富汗政治、经济、安全方面的报告，有不少源自网球场得来的信息，大使馆工作人员出去办事也得到了不少球友的协助。

　　在球场外的草坪上，玉玺还设计订做了唐僧师徒的四尊石雕像和一座黑金石纪念碑。他经常为来馆打网球的朋友介绍说：“唐僧来这里是中阿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今天他仍然骑在白龙马上为阿富汗人民祈祷和平与幸福。蹲在大青石上翘首张望的孙悟空是打击恐怖分子、降妖捉怪的能手，有他的保护，就没人敢来这里捣乱。满脸大胡子的沙和尚很可能就是唐僧途经阿富汗时收的徒弟，这里的喀布尔河也很像《西游记》中描写的‘流沙河’。远远地躲在一边的猪八戒一脸的怒气，不知是因为巴米扬大佛被毁，还是因为他不会打网球而生气。”

　　吃不下睡不着的日子

　　2004年6月10日凌晨3时30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惊醒。我打开床头灯，扭头看见玉玺把听筒夹在肩膀上，一边听电话，一边穿衣服。直觉告诉我，在这种时候来电话，一定是出大事了。

　　“谁这么早来电话？出了什么事儿？你要去哪儿？”我忍不住问。

　　他冲我摆了摆手，示意我不要再问，继续听电话。大约一分钟后，他只说了一句话：“通知党委成员和政治处全体立即到我办公室召开紧急党委扩大会议。”他放下听筒后对我说：“中国公司在昆都士的筑路工地遭到恐怖袭击，伤亡惨重，我必须立即赶往现场。你马上为我准备一个小手提包，装上笔记本、两枝笔，还有洗漱用具、一包饼干、一瓶水就可以了，不要忘了手机和充电器。”他说话时已经走到了卧室门口，回头看到我一脸惊恐的样子，又嘱咐说：“不要慌，喀布尔机场没有导航设备，我早晨8点以前还走不了。你准备好东西后，给我送到办公室。”

　　6点整，全体馆员包括随任夫人都集合到了他的办公室。屋里灯火通明，其他的使馆领导散在各个角落里举着手机打电话，政务参赞好像是在向阿富汗外交部通报情况，商务参赞正在继续向工地了解情况，武官在联系去昆都士的飞机，政治处主任在回答记者的问题。玉玺一个人坐在中间的沙发上像往常一样拧着眉毛沉思。这情景使我想起了他曾说过的一段话：在紧急情况下，一个好的领导者应使自己的部下有序地忙起来，而他自己要冷静下来，周密、稳妥地思考问题；而一个糟糕的领导者则相反，自己忙得一塌糊涂，部下却茫然不知所从。

　　他看人都到齐了，挥了挥手说：“需要继续打电话的到大厅里去，我们开始开会。”他点燃了一枝烟，用沉重的语调对大家说：“今日凌晨1点20分，我昆都士工地遭恐怖袭击，造成我工人11死4伤。我已经向国内作了报告，下面我向大家传达党委会的五项安排：一、我尽快赶赴现场，武官和武官助理随行。主要任务是处理死者善后事宜，救助伤员，妥善安置并抚慰幸存者。我的秘书立即准备车辆，以防万一联系不到飞机。待我上飞机后，秘书带新华社记者从陆路赶往现场。二、启动大使馆应急机制。我离馆期间，由政务参赞主持馆务，主要负责向国内报告现场情况，并向现场转达国内指示。我的办公室将作为应急指挥中心，由政治处安排人24小时值班。三、商务参赞负责通知、督促、检查其他各中国工地加强安全措施。四、领事负责检查本馆的安全保卫。五、马骅和全体随任夫人协助厨师、公务员、电工确保饮食、水电供应等后勤工作。”

　　会议开了不到十分钟，全体人员都明确了工作任务，全馆迅速、有效地运转起来。

　　玉玺去昆都士，从出发到带着伤员和死难者遗体回到喀布尔，总共用了25个小时。随行的人回来告诉我，他几乎没吃没睡。我悄悄问他，他说睡了四觉，总共六个小时，两觉在汽车里，两觉在飞机上。我给他带的一包饼干全吃光了。实际上反倒是我在那25个小时里，吃不下、睡不着。

　　之后的几天，国内先后来了三个工作组，30多人全住在使馆里。他们分头工作，吃饭的时间不一致，搞得我们这些随任夫人手忙脚乱。玉玺一再告诫我说：“越是时间紧、任务重的时候，越是要注意做到急而不慌、忙而不乱。”

　　三天之后，死难者的遗体和伤员顺利回国了。第四天的晚上，玉玺在办公室里修改政治处写的工作报告，我去给他送茶水。

　　“他们在报告中说我‘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废寝忘食’”。玉玺抬头对我说。

　　“这有什么不对吗？”我随口问。

　　“‘以身作则’还可以，也是应该的。‘身先士卒’不对，大部分的具体工作是大家在前面干的，如果事事处处都要我到最前面去干，那只能说明我作为领导者的无能和失职。‘废寝忘食’不符合实际，我这几天吃得很好，睡得也不少。不吃不睡怎么可能做好工作？”

　　陪同丈夫出使阿富汗，我深深体会到外交工作的艰辛，我对丈夫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们结婚25年了，在我的眼里，丈夫孙玉玺总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记得当年，邓小平会见外宾时他做记录，小平同志见他长个娃娃脸，好奇地问他多大年龄，他说30。邓小平开玩笑说：“我看你好像只有13岁。”的确，直到现在，他在家里还像个孩子似的，很贪玩。他很懒，从来不做家务，甚至很不讲卫生。我从小生活比较优越，但同他在一起便总过艰苦的日子，为他提心吊胆。我想，他可能算不上好丈夫，但他是了不起的男人，一个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将帅之才，一个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不辜负国家重任的汉子。我为他而骄傲。

　　今年7月2日，是我俩的银婚纪念日。在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我们借一对新人的光，以庆贺新人的名义操办了一次婚宴。他主持婚宴讲话，首先祝贺新人，然后宣布了我们的银婚，给了全馆一个惊喜。新人更是高兴，说是要借我俩的吉利，白头偕老。（来源：外交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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