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操皇后到舞剧编导 传奇人生见证时代兴替

　　特约记者 冯都／发自保加利亚

　　整个国家守在电视机旁欢呼雀跃她的胜利；素不相识的老人情不自禁地亲吻她的双手；即将离家的年轻人因她流下不 舍的眼泪……从一位知名的体操教练到一名成功的现代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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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导演，我们从这个保加利亚人身上看到的东西太多太多。这位58 岁的传奇女子和她生命中五彩的故事是这个国度里几代人的骄傲。对几乎每一个保加利亚人来说，她的名字象征着坚强和信念 。

　　在她最迷茫的时候，罗伯娃总会坐上她的旧车，任意驰骋在索非亚市郊寂静的高速公路上。她有太多的疑问——自己 的、家人的和她所深爱的祖国——保加利亚的。毫无例外地，她的旧车都会停在一个离首都索非亚二百公里以外的一个小山村 。都说这个毗邻火山的小村庄受到摩羯宫神灵的看顾，都说村里的一位名叫凡伽的瞎眼老太太能占卜将来，于是罗伯娃来了。

　　那是1989年深秋，柏林墙倒塌前几个月的一个下午。43岁的罗伯娃筋疲力尽地站在凡伽的面前。迫于政府的压 力，她被迫辞职了。在当时的保加利亚，那就等于被宣判了终身失业。“我问她，‘我该不该去国外谋生？’”罗伯娃的眼里 依稀流露着当年的虔诚和无助。“她笑着回答我，‘你哪儿也去不了。因为保加利亚不舍得你走。’”

　　“让世界见证保加利亚的美丽”

　　罗伯娃出身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户贫民家庭。和大部分战后出生的孩子一样，罗伯娃在饥寒中长大。然而重病的父 亲和辛劳工作的母亲并没有剥夺她童年美好的回忆。那是保加利亚共和国刚成立的几年——这个饱经战乱的东欧民族终于开始 了和平和安宁的生活。

　　从1018年拜占庭人的侵占到500年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历史反复书写着起义和镇压的血腥。1878年 ，保加利亚终于在俄土之战中战胜了土耳其，获得了独立。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以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为首的反动统治集 团加入了德、意、日法西斯三国集团。1944年9月苏联红军进入保加利亚，保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在红 军帮助下，推翻了法西斯政权，成立了祖国阵线政府。1946年9月新政府宣布成立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此后保共长期处 于执政地位。1989年保政局发生剧变。1990年2月27日将3月3日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纪念日定为国庆日，同年1 1月15日改国名为保加利亚共和国。

　　“虽然穷，但是孩子们都满怀希望地相信我们会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一个新的保加利亚， ”罗伯娃兴奋地回想着，“虽然大家赚不了什么钱，但是我们想自己是在为国家造福，国家也在为我们造福。而事实上，我们 的生活也的确发生了改变。”

　　14岁那年，罗伯娃只身一人从黑河旁的家乡来到首都索非亚学习保加利亚民族舞蹈。一次偶然的机会，罗伯娃凭借 着自己的执着被著名体操教练朱丽叶破格录取。七年后，她赢得了世界锦标赛的铜牌。

　　1976年，罗伯娃成为了保加利亚女子艺术体操队的总教练。

　　13年间，她的弟子们为国家赢得了294枚国际奖牌。在赛场上，同仁们都亲切地称呼她的队员为“罗伯娃的金牌 姑娘”。

　　这个东南欧巴尔干半岛上寂寞的小国已经太久没有被很多西方强国正眼看过了。虽然当时的普通人家穷得连香蕉都吃 不上，但艺术体操却捆绑着所有人对一个民族的信念。

　　除了训练，罗伯娃更把自己的职业当作为传播文化的使者。“保加利亚的艺术体操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把早年所学 的民族舞融入了竞技体育中。借着比赛，我要向世界展现我们多姿而悠久的历史。”

　　当比赛结束全队归国时，成千上百的群众会自发在机场迎接罗伯娃凯旋；大街上，不时地会有年迈的老妇泪眼婆娑地 亲吻她的双手。“他们为我们可爱聪慧的姑娘们感到骄傲，因为我们让世界见证了保加利亚的美丽；见证了我们的存在和我们 创造的顽强的生命！”

　　从东欧到欧洲

　　机场海关把我的护照仔细端详了很久。或许那个年轻的小伙子试图从方格字中寻找与斯拉夫语的相似之处；或许他想 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中国姑娘扛着摄像机跑大老远来索非亚……他漫不经心地翻着我零零散散的各国签证，忽然，他的手停住了 。“捷克，”小伙子抬起头，歪着脑袋打量我，“您刚从欧洲来？”

　　我愣住了。

　　“难道捷克不是东欧？难道东欧不是‘欧洲’？”

　　小伙子指了指出口，“您自己找答案吧。”

　　虽然捷克才刚加入“欧盟”，布拉格那令人窒息的色彩却已毫不逊色于罗马的经典或巴黎的浪漫。但一路走在索非亚 的闹市区，我却惊呆了。

　　六层单元楼，老式有轨电车，嗑着瓜子经营杂货的夫妻小店和家门口边晒太阳边抽着劣质香烟的老大爷，甚至连路边 一排排梧桐都难以抑制我想家的冲动。这一切，都似乎是我童年记忆中的上海或北京。

　　自从新党派政府接管以来，保加利亚不断经历着各种政府重组和政策修正。用当地人的话来说，索非亚没有不受贿的 警察；没有不骗外国人的出租车司机。

　　长年的政府腐败和脆弱的经济把更多的保加利亚人推到了贫困线以下。

　　一位堂堂的索非亚大学文学研究教授却因为坐不起两元钱的公交车放弃了学生送的文艺演出票子；失业的或退休的老 人被迫流离失所。微薄的退休金逼迫老人们不得不在食物和药品之间作选择；年久失修的苏维埃式建筑偶尔砸破行人的脑袋， 于是有关部门搭了个临时的围墙，是拆是修，无人问津；被抛弃的野狗像石头般瘫睡在路边，饿醒了说不定会咬伤人，于是听 说前几年政府把一卡车一卡车的野狗送去打了预防针，然后又放回了街头。是生是死，看它们的造化。

　　再有，就是铺天盖地的专卖店、酒吧和餐馆。从Benetton、Levis、Gap、Sisley到Polo ，无论是商店的摆设布局还是商品标价，哪样都不比美国相同的专卖店差。新开张不久的麦当劳是年轻人心目中的高档餐厅。 殊不知有多少买汉堡包的孩子手里攥着他们一个月的零花钱。

　　为了加入欧盟，无奈的政府削尖了脑袋把自己的国家包装成一个所谓的“欧洲国家”，甚至连《花花公子》(Pla yboy)也有了保加利亚版本。

　　目睹着这一切的发生，罗伯娃心痛如绞。她说，过去虽然人人盼着生活的改变，但至少大家都有共同的信念，劲往一 处使。现在尽管大家的生活都翻天覆地地变化着，或许有人变得很穷，有人变得很富，可是每个人就如同空气中弥漫的灰尘一 般，漫无目的地飘散着。

　　除了工作外，罗伯娃说她很少愿意出门逛街。

　　“因为每次出门看到那些肮脏的夜总汇广告，我都会觉得心痛。过去的索非亚是一个美丽的花园，然而现在的我走在 街上总感觉既熟悉又陌生。可悲的是我感觉熟悉，因为索非亚似乎变成了我曾经出访参观过的许多城市中的一个：到处都是擦 得透亮的大橱窗，里面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商品。走进去，迎接你的是营业员极不自然的微笑。他们微笑，因为想让你掏钱。但 与此同时，保加利亚人的精神生活却变得越来越灰暗，越来越单调。”

　　文化的沙漠

　　正如罗伯娃所说，没有了政府源源不断的财政支持，几乎所有的文艺或体育团体早已纷纷解散。每年保加利亚本土只 有两三部电影问世，电影院大都变成了写字楼。新政府每年0.7%的文化活动经费预算逼迫很多造诣颇高的艺术家相继转行 ，其中有的成了老师，有的当了厨师。

　　惟一存留的那几个为艺术追求而坚守阵地的，只好隔三岔五向一些私有企业或非营利组织乞讨经费为生。可是国家经 济没有起色，他们的生活更是每况愈下。连罗伯娃都不能相信，曾经保加利亚最值得骄傲的国家体操队也被解散成两个私人俱 乐部。

　　倒是市中心最大的东正教堂门口卖苏维埃特色艺术品的小摊人丁兴旺。

　　“一个国家没有了文化就好比没有了灵魂。”罗伯娃说，“在这个金钱主宰的世界里，已经没有文化呼吸的空间，那 些有才华的艺人常常感觉卑微，因为他们的作品不得不经常成为商品交易的牺牲品。”

　　青年人和70万人口

　　在我住的公寓对面有一所中学。采访罗伯娃的第一天早上我扛着摄像机和三角架在楼下的小咖啡馆门口等我的保加利 亚同事。出于好奇，我把头悄悄地探进了这个10平方米的小店。忽然，呛人的烟味熏得我一阵咳嗽。云雾缭绕间，几个十二 三岁的女学生正在嬉笑谈天。她们几个穿着厚厚的滑雪衫，一手娴熟地夹着香烟，一手端着啤酒杯。其中的一个向我打了个手 势。“DoyouspeakEnglish?”

　　记得电话里，同事给我上了第一堂风俗礼仪课：“记住，在我们这里摇头表示Yes，点头表示No。”

　　这还真不是个笑话，我摇了头，她立即走来和我搭讪。女孩叫米兰那，在隔壁的中学念书，喜欢听Rap和HipP op，她说过两年她就要去美国念书了。“想去吗？”我问。“这里没意思。”她耸了耸肩，和她的同伴一起笑了起来。

　　从1989年到现在短短的15年间，70万保加利亚人选择了出国。也许这个数字在中国并不算什么，可是对这样 一个东欧国家来说，70万意味着它整整百分之十的人口。而其中的大部分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这一走，就再也没回 来过。

　　余下的要么年龄太小，要么就是没钱走不了。

　　是去是留？如果15年前罗伯娃也被这同样的问题所困扰过，那么现在她的答案却因为曾经的犹豫而更加坚定。不仅 如此，罗伯娃说，她要再一次把自己对祖国的信念带给年轻人。

　　“我要让他们知道，虽然我们的国家还不完美，但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选择留下。多少年土耳其统治下寄人篱下的生 活，我们的民族都还那么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因为每一个人都没有放弃。我要用自己的方式挽留即将踏出国门的年轻人。”

　　保加利亚的百老汇秀

　　出租车停在了一栋掉了漆的大楼旁。落地的玻璃窗户积了很多的尘土，里面依稀传出艺术体操的音乐。几个六七岁的 孩子在做压腿动作。

　　四年前，罗伯娃借用了一部分她曾经指导艺术体操的训练房，自编自导一种另类的现代舞剧。这种舞剧被很多年轻人 称作为“保加利亚的百老汇秀”。

　　走上台阶，墙上挂满了前艺术体操明星们的照片。休息室里陈列着各个时期的奖杯。它们大都凌乱地摆放在桌上，有 些已经锈迹斑斑，于是打扫卫生的阿姨索性就把它当花瓶用了。

　　采访的时候正赶上罗伯娃新舞剧的彩排。虽然她编排的前两个舞剧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在国内外巡演了二百多场，但 所有的票房收入都划入了新舞剧的成本。

　　她所构思的每一个舞剧都和保加利亚的民俗民风息息相关。他们或者是一个民间传说的改编，或者是重现一段精彩的 历史。

　　她的新剧《AreYouReady？》讲述的是一个高中毕业舞会的故事。舞会上三群不同地方来的孩子汇聚在了 一起：一群从贵族学校来的孩子身着晚礼服，做着标准的探戈动作。他们将在不久的将来留学国外，而所谓的贵族学校就是为 了帮助他们学习西方上流社会的礼仪习惯；一群从贫困家庭来的孩子身着民族服装。他们跳舞的音乐是一种融合塞尔维亚和希 腊风格的流行曲式“巧伽(Chalga)”。这种介于民间和流行的音乐形式在保加利亚的很多舞厅非常流行，他们的歌词 大多涉及男女调情，所以很多受过教育的国人非常反对，包括罗伯娃在内。

　　另外一群孩子是在街上生活的流浪儿，他们没钱上学更没钱出国，对保加利亚的现状非常不满。唱着Rap,他们不 停地向社会提出各种问题： “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人还是文盲？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工作？为什么街上有那么多乞丐？为 什么我的奶奶在垃圾桶里找吃的？每一天我们都在挣扎，我咬紧牙齿抑制内心的愤怒……”

　　三群孩子从彼此打架到成为朋友，最后一起跳起了保加利亚的民族舞。所有这些剧中的孩子形象地体现了年轻人在人 生起步之前所要面对的不公正待遇，而这正是保加利亚目前的现状。

　　在这些孩子中，罗伯娃最喜欢那些流浪儿，因为他们倔强地向现状提出挑战，而骨子里却深爱着自己的祖国。

　　在新剧公演的那天，23岁的康斯但丁早早地坐在了戏院的第三排。留美暑期实践过的他也曾经是贵族学校的学生。 “每个人都想走。”他说。这个戴着Yankee帽的小伙子说他从小也是个艺术体操迷，几年来他从没拉下罗伯娃在国内的 任何一场演出，“每次看她的演出我都会掉眼泪，我和她虽然从未谋面，但仿佛已经那么亲近。她让我找回了一个保加利亚人 的灵魂和我们共同的信念。”

　　看，那里真美丽！

　　临别前，罗伯娃热情地带我去了一家有民俗表演的餐馆。我们点了两杯红酒，听着一首首民族歌曲。“这是我最心爱 的一首歌。”罗伯娃不由得哼了起来，“歌中唱到的那个保加利亚人正要告别自己的家乡去和土耳其人决一死战。他告诉自己 的妻子，‘如果我战死，请别为我难过。蘸满杯中的红酒，为我勇敢地喝下去……’”

　　哼着歌中的曲调，我踏上了返美的旅途。去机场的一路上，我看着窗外一如两个星期前初下飞机时的风景。忽然间， 我想起了罗伯娃给我提过的一个故事。那年她才八岁，父亲带着罗伯娃去郊外散步，“‘快看，那儿，多美啊！’”她回忆着 父亲的话语，“可我除了一排秃树外什么都没看见。我以为父亲在和我开玩笑。可是现在，每一次我开车在路上看到一草一木 ，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叹，‘那儿，多美啊！’”

　　我想，那美丽，我也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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