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战俘营内幕揭秘：暴力使战俘不敢要求遣返

　　美国曾大肆吹嘘它在战俘遣返问题上所取得的“胜利”是“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原则”和“人道主义原则”的胜利，并利用不少朝中战俘所谓“拒绝遣返”来进行宣传，还把朝中揭露美国力图扣留战俘的所作所为说成是为自己遮羞。但是几十年来陆续公开的材料证明，在战俘遣返问题上，正是美国伙同李承晚政府和蒋介石集团用极不人道的手段破坏朝中战俘人员根据日内瓦公约应享有的自由与权利。

　　在停战谈判期间，我方曾不断揭露对方力图扣留战俘的行径。对方当时反复狡辩。如今事隔多年，大量已经解密的美国官方文件和陆续出版的一些名人回忆录充分证实了朝中方面的指控是正确的。

　　恐怖的美军战俘营

　　仁川登陆以后，”联合国军”俘虏了10多万北朝鲜战俘。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第五次战役后期，”联合国军”又俘虏了约2万中国战俘。除美军外，南朝鲜和蒋介石部队都充当看守。美国的西方盟国纷纷指责美国看守战俘营人员的所作所为，连联合国朝鲜统一复兴委员会的澳大利亚成员都说美国看守“经常虐待战俘并任意开枪射击”。在朝鲜的一位英国军官曾描述“美国看守者对待战俘像对待牲口一样”。南朝鲜看守战俘营的部队也胡作非为，特别是虐待要求遣返的战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曾经建议把他们撤离战俘营。

　　在许多战俘营内，美国建立起恐怖统治。以中国战俘而言，当时入朝部队中有部分参加人民解放军不久的原国民党部队的官兵，其中确有极少数人在作战过程中主动向对方投降，然后在战俘营中为虎作伥，称王称霸。受美国远东总司令部委托去调查战俘情况的迈耶斯(SAMUEL MEYERS)和布莱德柏利 (WILLIAM BRADBURY)在他们提交的报告中就谈到一个姓秦(译音)的中国战俘，原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在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后混入我军，入朝作战后投敌，在中国战俘营中创立和领导反共组织，“越来越多地使用强制手段来进行统治，象一个军阀或土匪头子。他被美国人视为是最强有力、最坚决合作的中国战俘领袖”。负责看守中国战俘的美国兵不但纵容他在中国战俘营中的暴虐行为，而且吹捧他为“小恺撒”。

　　对北朝鲜和中国的被俘人员，美国实行所谓“情报和教育”计划(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向他们进行反共宣传。这种反共宣传搞得如此猖獗，连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都要求”联合国军”取消“情报和教育计划”的政治内容。

　　为了进行这一计划，”联合国军”司令部要李承晚和台湾当局派遣特务进入战俘营担任此项工作。迈耶斯和布莱德柏利认为从台湾派来的那些人事实上成了反共的中国战俘头头的“顾问”。而当时美国驻南朝鲜大使穆乔干脆把从台湾派到中国战俘营的约75名人员称为“蒋介石的盖世太保”。

　　在美、李、蒋三家合作下，朝中方面被俘人员在战俘营中遭受种种迫害。从克扣食物和其它日用品，到拷打乃至于残杀。进行这些迫害的目的就是要使尽可能多的战俘表示反对共产主义。在停战谈判开始讨论战俘问题后，就逼迫他们表示拒绝被遣返。战俘营中那些反共头面人物的暴政控制住了一部分战俘，但也激起了另一部分战俘的反抗，使他们不得不组织起来。迈耶斯和布莱德柏利在调查报告中谈到”联合国军”作为朝中被俘人员的看守者，让一些战俘头头对战俘采取掠夺和恐怖行为，这就促使反抗者联合自卫。报告认为共产党战俘领导人的确认为他们的行动是非常防御性的，而且从法律上说也是适当的。

　　“曼哈德”报告

　　华盛顿对战俘营的情况并非毫无所知。早在1952年初，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人员斯泰勒(FRANK STELLE)就上书研究室主任尼采，反对搞自愿遣返，因为它违反了日内瓦公约，还因为战俘营处于恐怖统治之下。他指出中国战俘营是被一些恶棍在那里直接地、残暴地行使权力，美国缺少人力，也无意设法纠正此情况。

　　2月2日，穆乔也向华盛顿报告说，一些中国战俘写血书或在身上刺字表示拒绝遣返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作为战俘头头的国民党分子强迫他们这样做，以便使联合国相信绝大多数中国战俘要去台湾。3月14日，穆乔又把国务院官员曼哈德(PHILIP MANHARD)多次访问战俘营后所写的报告发回华盛顿。报告中指出：中国战俘营被美军看管当局所指派的一些反共头目统治着。他们过去或是国民党的下级军官和宪兵，或是黑社会人物，他们在东京盟军总部派来战俘营工作的台湾人员的鼓励下，几个月来就忙于使用残暴的武力要中国战俘签名要求去台湾，还欺骗他们说，愿去台湾者保证有机会去台湾，而不去台湾者则将无限期地留在战俘营。曼哈德的结论是：中国战俘营的情况同”联合国军”在板门店所坚持的自愿遣返原则是截然相反的。曼哈德的这些看法也通报给负责管理战俘的美国第二兵站司令官容特将军(PAUL YOUNT)，后者承认巨济岛上的情况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3月19日国务院同军方会商后，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李奇微的指示中也提到“战俘营现在的情况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许多人的选择。”可见，在1952年4月份“甄别”以前，华盛顿明明知道”联合国军”所看守的朝中战俘并无选择的自由。

　　重新“甄别”

　　那出“甄别”的闹剧开始后，乔埃的两名中文译员就对乔埃说：对中国战俘营“甄别”的结果决不表示战俘们的真正选择。他们参观了正式“甄别”前在中国战俘营举行的“模拟甄别”。当那些反共战俘头头叫愿意回大陆的战俘站出来时，谁站出来，谁就被毒打或杀害。大多数战俘害怕得不敢坦白表示自己的真正选择。他们的回答只是不断地说“去台湾”。这两位译员估计，如果对国民党分子控制的战俘进行老老实实的“甄别”，会有85%的战俘而不是15%的战俘要求回大陆。

　　在这种情况下，乔埃向李奇微建议对中国战俘进行重新“甄别”，为此，要将那些反共的中国战俘营打散，把那些反共战俘头头们隔离开，使中国战俘从恐怖中解救出来。李奇微当即同第八军联系，但军长范弗里特和战俘营长官不同意，说这样做会引起新的流血。

　　国务院在4月“甄别”后也派两名官员去战俘营调查，想弄清楚那次“甄别”的结果是否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不得人心。这两名官员之一就是上面提到的曼哈德，另一名是远东处研究室主任蔡斯(SABIN CHASE)。曼哈德在报告中描述了反共中国战俘的头头如何使用十分卑鄙和非常残暴的手段使战俘不敢不表示愿意去台湾，在临“甄别”前和“甄别”过程中，战俘连人身安全都没有保证，许多选择是“非自愿的”，是在恐怖的气氛下做出的。蔡斯也报告说：在美国和国民党政权的鼓励和支持下，亲蒋的中国战俘头头在一系列中国战俘营中建立了警察国家式的统治，这就有力地促使“甄别”向反遣返的方向发展。“这两名国务院官员没有发现中国士兵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缺乏信心，反之，他们发现战俘营中的条件严重地损害了不强制遣返的政策。”

　　从4月下旬到5月上旬，美方在某些战俘营进行了“重新甄别”。结果要求遣返者将近8.3万人，比4月上旬“甄别”后产生的7万人数字增加20%左右，其中志愿军被俘人员要求遣返者为6400人，比原来的5100人增加了 25%。”联合国军”停战谈判代表团主张把这一数字通知对方，但华盛顿和东京都不同意，因为难以解释为什么要求遣返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增加近1.3万人。这岂不是证明上一次的“甄别”不可靠?

　　“不强制遣返” 实为“强制不遣返”

　　1952年4月28日，美方提出解决停战谈判中剩余问题的“一揽子建议”，主张双方在第三项议程的两个剩余问题上各让一个，但在第四项议程上必须接受美国的“不强制遣返”的主张。5月7日，我方同意就第三项议程的两个剩余问题达成妥协，但坚决拒绝“不强制遣返”。于是，停战谈判在战俘问题上完全僵住了。

　　就在5月7日下午，巨济岛第76区的我方被俘人员扣押了俘虏营长官杜德准将(FRANCIS DODD)。新任俘虏营长官柯尔逊准将(CHARLES COLSON)同朝中战俘代表谈判后，于5月10日和杜德联合签署了一项声明，“承认发生过流血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联合国军”使许多战俘伤亡”；“承诺今后按国际法原则给战俘以人道待遇”；并“将尽最大努力防止发生暴力和流血事件”。杜德被释放后，美方就宣布他和柯尔逊发表的声明无效，因为它是在杜德的生命处于危险时作出的，是“共产党勒索”的结果。

　　其实，柯尔逊和杜德并没有完全接受朝中战俘代表提出的各项要求，例如，他们就以无权左右停战谈判为由，拒绝承诺不搞自愿遣返。他们所以敢于承认战俘营内发生过使许多战俘伤亡的流血事件，承认没有按国际法原则给战俘以人道待遇，乃是由于这些情况的确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事后讨论如何处理这两名将军时，第二兵站司令官容特认为他们无罪，第八军军长也主张只给杜德以行政处分，对柯尔逊则加以“申斥”。看来，他们也认为两名下属承认某些错误并非胡说八道，而他们自己在这一方面也不是毫无责任。但刚上任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却坚持将这两个准将降为上校。

　　上述事实，特别是美国军政机构的一系列内部报告，都证实美方说的是不强制遣返战俘，实际上是用暴力使战俘不敢要求遣返。 (连载十四)(张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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