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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福布斯》杂志俄文版主编保罗·赫列布尼科夫，曾相信俄罗斯已走出了一梭子弹解决争端的时代，而他本人最终却还是死于雇用谋杀，他的死亡让许多和他抱有相同看法的人幻想破灭。来自俄罗斯警方的数据表明，在某些方面，从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俄罗斯资本主义的野蛮积累时代以来，社会治安状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善。五千起买凶杀人案
内务部“科学研究所”顶级刑事专家里奥尼德·康德纳特亚克说，和大众的感觉不同
的是，今日俄罗斯买凶杀人案件的数量，甚至比10年前还要多。“每年我们看到500－700宗这类杀人案，”康德纳特亚克说，“但这还只是我们能确定属于买凶杀人的案子。而实际情况可能还要高出两三倍。”和直到6月份还担任“安全委员会”副秘书的瓦伦汀·斯特潘科夫相比，康德纳特亚克的估计就显得较为保守。在今年1月于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反犯罪与恐怖主义全球化共同体”大会上，斯特潘科夫说，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去年制造了2.6万起犯罪活动，而1999年只有3300起。他说，其中有约5000起属于买凶杀人案。内务部重案调查组说，去年俄罗斯记录在案的买凶杀人案只有不到100件。“但这只是我们能确定属于买凶杀人，并且对已知的罪犯提起刑事控诉的，”发言人丹尼斯·斯特拉科夫说，“这是我们拥有的惟一的客观数字。”这些数据上的差异，反映了警方数据的缺乏和对某些谋杀案归类的困难。“如果某人脑门上遭受钝击，或者手提箱遭窃，谁能说他就不是买凶杀人的目标呢？”斯特拉科夫说。对付竞争的工具由于司法系统软弱乏力，而买凶杀人者受惩罚的可能性却很小，从而使得买凶杀人的案件数量不断在膨胀。而且从吸毒者到靠职业训练赢利的前军人，愿意为钱而被雇用去杀人者也从不缺乏。康德纳特亚克说，司法系统的脆弱，常常使得买凶杀人要比在法庭上解决更为简单。“法庭诉讼常常比请人干掉对方还昂贵，”康德纳特亚克说，“特别是由于司法系统的腐败，谁也不能确定能在法庭上取胜。”“这些买凶杀人案往往并不掺杂有任何个人的感觉，”在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科学院”的黑社会犯罪学专家亚科夫·科斯特亚科夫斯基，在谈论生意圈的买凶杀人风时说，“不幸的是，这只不过是用来对付竞争的典型工具。都是芝加哥匪徒爱尔·卡蓬式的。”“非正式”解决和芝加哥警方在卡蓬落网前一样，在对付组织犯罪和破解买凶杀人方面，俄罗斯警方也长期背负着效率低下的名声。但安德烈·康斯坦尼诺夫说，警方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倒霉。康斯坦尼诺夫领导着的“新闻工作者调查所”，被誉为对俄罗斯犯罪秘密世界的最具见识的记录者。“在许多案例中，警方发现或者已经得知是谁组织了谋杀，”他说，“但他们又没找到足够的证据来定罪。”科斯特亚科夫斯基认为民众对警方有一种“误解”，他说其实买凶杀人案的解决有“正式”和“非正式”两种。买凶杀人案“正式”解决，指的是有足够的证据移交给检察方及法院去执行，这种案子数量可能会比较低。他说，比这多得多的案子都是“非正式”解决的。“如果有一群罪犯买凶杀死了另一犯罪团伙的人，警方可能会将信息透露给死者的同伙，告知是谁指使进行了谋杀，”科斯特亚科夫斯基说，“如果敌对的匪帮互相干掉对方，这可能就对警方有利。”他说，这可能并不会提高“正式”解决的数量，但对警方来说就省事了。一名1990年代大多数年月里在圣彼得堡警方供职而现已退休的侦探说，警方运用这种策略是很普遍的。“这种事情发生得太多了，”要求不公开名姓的他说，“这被称为‘行动信息的落实’。”“在大多数案例中，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案子提交给法庭，那要花上3年才能着手处理，而且最后结果是谁也没有犯下任何罪行。但如果你将信息透露给他们的敌对团伙，问题就能迅速而激烈地得到解决。这时他们就不会是出于‘崇高的意图’而出手，而几乎是出于仇恨。”这名前侦探补充说，警方背上无力解决买凶杀人的名声，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些更有可能破获的小谋杀，很少受媒体关注。而高级别的谋杀，媒体报道就铺天盖地，如果凶手没被找到，那警方就麻烦大了。但俄罗斯大多数高级别的买凶杀人案没被破获过。《福布斯》编辑赫列布尼科夫6月9日下班时，被一辆飞驰而过的小车上的凶手数枪打死。检察方现在只是说，调查正在进行，而在确定可能嫌疑人或者取得其他进展方面，现在还没有任何消息。层层转包的关系俄罗斯黑社会题材开创性作品《彼得堡匪帮》一书作者康斯坦尼诺夫说，买凶杀人的价格，从数百美元到数千美元不等。“比如说，有人和一名老太太住在一套公共公寓里，而她看来一时半刻还不会死，”他说，“他就会出去一趟，找个吸毒者，给他300美元去杀掉她。”在去年10月的一桩低收费凶案中，莫斯科下辖的朱可夫斯基镇警方逮捕了两名乌克兰男子，他们涉嫌在1个月前用刀砍死了镇上的一名23岁男子。这两人声称，死者的母亲为此支付给他们300美元。在杀手们索要的最低价格方面，内务部“科学研究所”尉级军官米海伊尔·沃罗宁的描述还更离奇。“就为了一瓶伏特加，有些无家可归的人也认为用一把厨房菜刀就能了结对方性命。”沃罗宁说。但要干掉一名大商人或者政治家，那要价就会高得多。康斯坦尼诺夫说，1998年国家杜马代表佳里娜·斯塔诺瓦托娃被害一案，是他印象中要价最为昂贵的买凶杀人案，由于组织者众多，代价可能在15万美元左右。她是在圣彼得堡自己公寓楼的楼道里被枪杀的。他说，由于杀手和雇用杀人者之间隔着一长串的中间人，要判定雇主付了多少钱通常是很困难的。这两者之间绝少相互认识。“最终被逮住的通常是杀手，也只有他知道自己收了多少钱，”他说，“雇主也许本来出了2万美元，但杀手只得到了5000美元。所有中间人都在拿回扣。”在斯塔诺瓦托娃一案中，警方指控的犯罪长链牵涉到11个人，他们大多来自莫斯科西南部的布良斯克。眼下有7人在圣彼得堡受审，除两人执行杀戮外，其他人负责窃听斯塔诺瓦托娃的电话，将杀手的衣服抛入河内，并开车将杀手带出犯罪现场。有一人证实说，他们是受前杜马议员米海伊尔·格拉希申科雇用的。格拉希申科曾以极端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党成员身份充当议会代表，他据称是圣彼得堡最为臭名昭著的犯罪集团“坦波夫”的头子。他目前下落不明，据推测是住到了海外。康斯坦尼诺夫说，杀手们通常来自像布良斯克这样较穷的地区，然后被带到圣彼得堡或者莫斯科执行谋杀。“你可以在喀山（莫斯科东面）雇一个人来这里，杀人后就逃离，你还可以按喀山的价格来给钱。”他说。杀手的末日康德纳特亚克说，俄罗斯的职业杀手大都是以前的秘密服务部门官员、军队老兵或者以前的罪犯。“那些知道如何舞刀弄枪的人，当然是很受追捧的。”他说。在1990年代最为著名、要价也最高的雇用杀手中，有一人就是亚历山大·索罗尼克，这位前军人和警察的绝活是双手能同时开火，而且枪法奇准。康德纳特亚克说，索罗尼克据说每次出手，都会开出数万美元以上的价格。“不过我并不真的相信这个，”他说，“这更可能是黑社会圈子内的神话的一部分。”索罗尼克是有史以来从莫斯科马特罗斯卡亚·提希纳监狱脱离的惟一一人，在1995年越狱后，他成功逃到了希腊。但1997年2月2日，他的尸体出现在雅典北面约20公里的海滩上。他是被扼死的，尸体捆扎在塑料袋子里。3个月后，又一具由手提箱、袋子和毛巾包裹的被肢解的尸体碎片出现在索罗尼克在雅典的别墅附近，它是俄罗斯模特斯维特拉娜·科特娃的。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科特娃与索罗尼克有染。2003年，臭名昭著的奥烈克霍夫斯卡亚犯罪集团的5名嫌疑人被指控犯下这两桩谋杀。其中的亚历山大·普斯托瓦洛夫，也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杀手，被指控扼死了索罗尼克，此人也有军队背景。雇用杀手的人但杀手是如何被找到的呢？“对于1990年代的生意人来说，这是个大问题，”康德纳特亚克说，“他们想干掉某个人，但没法找到杀手。你没法就这样走上去问别人：“杀掉那个人你要多少钱？”在他们回话后又说：“不好意思。这太贵了。我想再到别处找找看。”康德纳特亚克说，雇用职业杀手还需要做出特别考虑。“在莫斯科，生意圈子是很小的，”他说，“所有人都认识其他人。”但他说，几乎所有成功的生意人都知道安全部门里的人，这些人能找到做这事的人。他说，除了杀手身份的机密性，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决定着买凶杀人的价格。比如说，目标对象拥有保镖的数目、除掉竞争对手为雇主带来的经济上的好处、杀人的方式，都是影响因素。“如果能将谋杀布置得像是一次事故或者一种巧合，那价格就比一般的枪杀要高昂得多。”康德纳特亚克说。他说，他相信反腐记者、雅波洛克城杜马代表亚里·希奇科奇辛的离奇死亡，就可能是由要价相当高昂的“高级专家”操作的雇用杀人。2003年7月，52岁的亚里在莫斯科的一家医院里去世，死于严重的过敏反应。看过他尸体的人们说，他的头发都掉了，符合铊中毒症状。“对于某些人来说，他显然是个相当危险的记者。”康德纳特亚克说。他说，那些雇用杀手的人，首先将不得不依赖对方，由他去组织与执行谋杀。“你要么就只能这样，要么就必须付出足够多的钱，多到能确信对方完成任务。”他说。莫斯科市民米罗万·里斯提克，就是杀手背叛雇主的一个典型例子。今年3月，警方在一次拔刺行动中逮捕了里斯提克，控诉他向一位熟人提供5万美元，换取妻子和丈母娘被砍头的照片，其图谋据称想获得妻子的药店和夫妇俩共住的公寓的所有权。这名被雇用的杀手退出了这桩交易，并向警方告密。在里斯提克被捕后，警方说又有一名男子前来检举说，里斯提克向他开出2.5万美元，要他干掉头一位杀手，但因为这两名杀手竟然是朋友，所以他决定向警方告发。石志宏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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