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旧欧洲处于福利主义存亡的临界点时，中国却因为欠缺福利主义，酝酿另一类危机

　　第三条道路兴起以来，欧洲各国奉行另类资本主义，大搞福利经济，令税款缴之不尽，福利取之不绝。可近来，欧洲这条路受到严峻挑战。为改革劳工市场，德法两国的企业提出连串新政，第一波就是要求废除每周35小时工作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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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基督民主党早在1995年就推行每周35小时工作时限，法国左翼社会党也在4年前引进相同法例。规定工作时限的目的有两个：一为经济性，即希望在工作时间有了上限后，所谓的剩余时间可以直接过户给其他待业者，从而缓和当时欧洲经济衰退带来的失业后遗症；二为社会性，即确保雇员在工作以外有足够的社交生活，以堵截各种极端思潮因为一小撮人无所事事而兴起。政策实行后，德法两国工资上涨，可生产力却同时狂跌。前东德地区出现了结构性衰败现象，德雷斯顿等历史名城曾经沧海，现在沦为老弱当道的半死城，居民甚至开始缅怀以前社会主义的日子。企业朝不保夕，失业率高居不下，本地商家大吃黄连，外资纷纷转向布什口中的新欧洲--即中东欧诸国投诚。直到德国企业龙头西门子发出威胁，要将工厂移到匈牙利，才迫使工会将最高工时改为每周40小时。出台最高工时限制表面上是两全其美的策略，解决问题的善意起码比英国把失业率和待业率分开计算的创意诚恳得多。但这个制度背后的理论谬误却同样明显。这可以从马克思的论说中找到端倪。马克思曾说过，资本家会刻意制造失业，让失业的人成为后备大军，以便他们随时取代现有的工人，从而削弱工人的叫价本钱。

　　后备军理论恰恰解释了每周35小时工作时限的迷思：就业的人多了，工人的谈判筹码倍增，于是要求加薪。但全民加薪早晚会加剧通货膨胀，若要回复先前的物价水平，就业率则必须下降。

　　在循环悖论下，最高工时不但不能减轻失业问题，还会拖延劳力密集的生产工序，可以说是工人、商家双输的政策。惟一乐观其成的，就是趁机纳福、位处德法毗邻的发展中友邦。

　　经济学家一直研究如何在公义与效率之间作出取舍，最著名的结论被称为第二基本定律，内容是利用市场经济辅以人头税，这样一方面保证物尽其用，另一方面亦可以公平分配收入。

　　若只谈效率，经济学理论也许相当可靠；但每涉及广义和哲学性的公义，平面的理论需要与政治、社会、心理等因素共冶一炉，变成立体的模型，个中复杂性不言而喻。

　　上述定律便含有太多与现实背道而驰的假设，应用时困难重重，导致不少缺乏逻辑性的福利政策纷纷面世，最高工时只是冰山一角，其余暗涌也渐渐由暗到明。

　　以英国为例，虽然穷人和富人到医院看病皆免收费，但免费医疗的质量一直备受抨击，动用的公款更是不合常理的天文数字。英式教育制度同样为人诟病，牛津剑桥等夕阳名牌大学还由贵族学生垄断，公立学校的学生则穷者愈穷。当旧欧洲处于福利主义存亡的临界点，中国却因为欠缺福利主义，酝酿另一类危机。例如华东城镇居民享受富裕，西部农村人民却连看大夫的诊金也付不起。在本土企业的失衡发展下，任何一场生物科技风暴，近如劣质奶粉事件，远至去年的非典，皆会为经济带来灾难性损失。因此，无论取其什么，我们都要冷静自省：改革道路是第三条也好、第四条也好，路面都是相当曲折，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文／沈旭晖、萧子谦)（来源：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