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温和派与极端主义者对于年轻人心灵的争夺，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因为“9·11”这一惊天浩劫，这种争夺对于全世界的意义陡然彰显。

　　在伊拉克、沙特、巴基斯坦、印尼，这种争夺究竟将如何发展，对于世界未来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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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让我儿子回头”

　　4年前，穆罕默德·沙克尔送走了孩子。沙克尔现在住在巴格达，他做翻译工作。他当时想让儿子奥马尔逃离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于是让他去阿联酋的一家职业学校学习汽车维修。但几年过去，50岁的沙克尔开始为儿子担心起来。奥马尔写信给爱抽烟的父亲，告诫他按信仰上说是不能吸烟的。他还斥责母亲穿着西式衣服去上班。今年春天奥马尔回来了。当他在家中露面时，父亲的心沉了下去。曾经将脸面刮得干干净净的奥马尔，现在蓄起了长长的胡须，而他的传统服装拖得老长，离地只有几英寸。在普通伊拉克人看来，这些都是保守主义者标志。

　　沙克尔心想，这再也不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年轻人，那个热爱跳舞和搞派对的儿子了。现在只要电视上一出现音乐节目，奥马尔就起身离开房间。有一天他严厉地对为一家美国公司工作的父亲说，美国是他们信仰的仇敌。沙克尔的担心加重了。他最后对同事们说：“我必须抢救奥马尔。我想让我儿子回头。”

　　非常规战争

　　从三年前的“9.11”开始，战争从来就不是常规战，它完全是针对远离美国本土的敌人的。这是一场争夺像奥马尔这样数以百万计年轻人心灵的战斗，与美国战场上的胜利或者情报机构的改革相比，他们人生道路的选择可能将对美国、美国公民和盟友有着更为重大的影响。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场心灵的争夺战是从“9.11”才开始的，但伊斯兰温和派和极端分子之间的较量已经进行了数十年。

　　战场的一方是劝诱人们昄依极端主义的人，他们中许多人为拉登制造的惊天浩劫手舞足蹈。另一方是伊斯兰温和派人士，他们相信穆斯林能与具有其它信仰或者根本就没有信仰的人们和平共处，因为他们现在每天在全世界各地就是这样相处的。两者之间的这种冲突，正在这个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的宗教内展开，这战场如此激烈，影响如此深远，以致在沙克尔和奥马尔父子间也成了对头。

　　不会尘埃落定

　　美国及其盟友已经成功地杀死和羁押了数以百计的“基地”恐怖分子，瓦解了拉登用以策划“9·11”的指挥结构。但在消除极端主义对人们的吸引力和争取“基地”的同情者方面，其效果是很复杂的，而且已经成了美国大选的核心争论点。克里说，布什“9·11”以来的作为，尤其是入侵伊拉克，“已经导致敌意和愤怒的增长”，而且助长了恐怖分子招募追随者时的号召力。而美国当局的捍卫者们争辩说，通过将军队推入对方的心脏地带，将“民主”输入阿富汗和伊拉克，最能提供一种新的选择来取代激进主义。但布什上月对《时代》说，他认为反恐战是一场“持久的意识形态斗争”。当上周在电视上露面时，他看来对美国能否根除恐怖威胁表示怀疑。“我想我们没法赢得它，”他说，“不过我想我们可以创造条件，以便那些将恐怖作为工具者在世界一些地方不再那么受到欢迎。”不过他一天后就改口说，尽管“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在一张宁静的桌子前坐下来……但我们正在赢得也即将赢得胜利。”不过这种摇摆暗示着承认了一种真相：往最好处想，这场心灵争夺战不会很快尘埃落定，而美国影响它往好处发展的能力可能是有限的。

　　极端势力有增无减

　　争夺战的结果不全在数量上。在世界10多亿穆斯林中，绝大部分都是和平生活着的平民。但《时代》对世界各地数十个国家教长、宗教学者、政府分析家和平民的采访发现，那些信仰极端主义者的狂热程度，“9.11”以来得到了加强，对于西方尤其美国政策的敌视，看来正在增长。助长这一切的，部分是由于美国对于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政策的强硬支持，对于美国占领伊拉克的蔑视，和对巴基斯坦和沙特等国追随美国镇压好战分子的不满；还有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先前被欧洲殖民的惨痛经历，他们并没有像美国人希望的那样将其视为“解放者”，而是认为这是又来搅和他们的内政。

　　西方分析家和各情报机构认为，尽管具体数目难以确定，但支持极端主义者的人数正在增长。许多穆斯林说，全球反恐战和美军在伊拉克的存在，已经强化了他们的信仰正在遭到攻击的看法。埃及开罗温和派教长希克·古音迪说，“在传播我们宗教的温和声音方面，我们正经历着最艰难的时刻，”而巴基斯坦教士、议员哈菲兹·阿合默德说：“我们看到的大多数画面，都是伊拉克人的头脑被踩在美军战靴下。这再也不是占领，而是侮辱。美国及其盟友应当意识到，占领、杀戮以及像在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监狱里那样侮辱穆斯林女子，他们种下的只是仇恨的种子。”这些情绪的烈度各异，反映出伊斯兰世界的丰富性。在世界的穆斯林中，只有18%%是阿拉伯人。在东南亚那些有着相当数量穆斯林的国家如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极端主义并没有得到广泛追随。在印尼和马来西亚，原教旨主义者政党在近来的选举中已经失势。但美国国务院去年关于全球恐怖主义的一份报告中说，由于东南亚的一些宗教学校和清真寺能从富裕的原教旨主义者那里得到充实的资助，受极端主义蛊惑的危险性还不小。伊斯兰温和派人士说，由于伊拉克的形势，他们现在处于守势地位。印尼进步学者穆斯达·穆里亚说：“当美军折磨伊拉克人的图片不断涌现时，温和派现在发现越来越难以谈论像人权和民主之类问题。”

　　专家们说，欧洲的极端主义分子人数尽管并没有显著增长，但据法国“穆斯林民主派委员会”委员长阿布纳赫曼·达赫曼尼说，原教旨主义者“已经采取了更高的形式，更具影响”。由于处少数地位的穆斯林经济和社会地位边缘化，以及反美情绪的增强，欧洲的极端主义势力有陡涨的可能。达赫曼尼说：“美国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甚至连富于现代意识、民主和爱好和平的穆斯林，也有一些矛盾的心情。”

　　“奥马尔回来了”

　　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场关系到未来的战斗最为重要的前线，是在美国在那里布下13万重兵的国家——伊拉克。这场战争带来的许多料想不到的后果，就是许多以信仰名义执行的最为骇人的恐怖行径，就发生在这个美国本来指望改造成中东世俗“民主”样板的国家里。伊拉克将类似于这一理想的机会，很快就荡然无存了。现在的危险就是，对这个国家的控制权可能将像所谓的“逊尼三角”地区一样，落入圣战者手中，他们的目标就是建立起自己的原教旨主义政权，从而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的滋生地。这一黯淡的前景意味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军无法从那里大量撤出。

　　如果要避免黯淡的前景，就得依靠像穆罕默德·沙克尔这样的伊拉克人的帮助。在那些最糟糕的时刻，沙克尔担心儿子会彻底落入激进分子的怀抱。他担心儿子离家去参加圣战，成为一场看来没有尽头的战争的工具。为了拉回儿子，沙克尔请来了奥马尔孩提时代的朋友。这些没有宗教狂热情绪的人开始来看奥马尔，邀他出去，一道飙车，回忆旧日时光。让这位父亲舒了一口气的是，这种策略看来起作用了。奥马尔剃掉了他蓄起的长胡子，他甚至又穿起了T恤衫和牛仔裤，而不是传统的长袍。但沙克尔仍然感到担心，他向儿子提起了一个敏感的话题。如果他们能为奥马尔找到合适的新娘，他愿不愿意结婚。让沙克尔高兴的是，奥马尔毫不犹豫。他说愿意，结果两天之后，他就与未来的妻子订亲了。不久他就成天与她在电话上卿卿我我。“我父亲的行动让我的生活转向了一个新的方向，”奥马尔说，“以前对我很重要的一些东西，现在不那么重要了。”沙克尔说儿子的转变是彻底的：“我的奥马尔回来了。”

　　在沙克尔看来，有一个灵魂已经从悬崖边缘被拉回来了，这对于他最为重要，因为这是他儿子。而在关系到伊斯兰世界未来的无数小小的争夺也同样重要。在今天的伊斯兰世界里，有太多的人正站在狂热主义与温和派的分水岭上。在“9.11”三年之后的今天，问题还是一样的：到底有多少人能像奥马尔一样平安归来？又有多少人会走上不归路？石志宏　编译自9月13日美国《时代》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