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兵筱冢良雄接受美联社专访，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内幕

　　“我在‘731’制造鼠疫细菌”

　　新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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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最保守的估计，命丧“731”部队之手的遇害者有几千人。很多历史学家相信，实际遇害人数有25万之多。

　　但在很长时间里，日本政府一直否认“731”部队的存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2002年8月27日才认定“731”部队等侵华日军在中国发动细菌战、残害中国人民这一事实，承认这支部队进行的活动“完全不人道”并造成“极大”苦难，但法院还是裁定日本政府没有法律义务赔偿受害者。

　　“我永远不会得到宽恕”

　　即将年满83岁的筱冢良雄静静坐在一座老寺庙木制的台阶上，他用手指着寺庙中由一座宽恕女神守护着的一个小墓穴，那就是他选定身后安息的地方。

　　这座位于东京以东100公里的小村八日市场的寺庙十分安静。

　　“我已经选好地方（墓地），”这名试图用一生反思的日军老兵14日接受美联社专访，他说自己在“731”部队的日子依然是心底无法结束的折磨。

　　美联社评论说，在许多亚洲国家的关注下，日本却从未正视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仍是深深影响日本与邻国关系的一道伤痕。

　　然而，也有像筱冢这样的老兵，他们对自己的过去充满愧疚，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他愿用一生赎罪。筱冢为中国受害者作证，并且写了一本书揭露“731”部队，表示要把这些事实呈现给在校的学生。

　　“我按照吩咐做事。如果我不服从命令可能被杀害，”筱冢说，“但是，我们的所作所为实在恐怖，我本应该拒绝去做，即使那意味着我要死。”

　　“但是我做了，我永远不会得到宽恕，”他说。1939年，日本战争机器正在肆虐中国，年仅15岁的筱冢应征加入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第“731”部队。他与一批新兵一同来到中国东北城市哈尔滨下属的平房镇，这里就是日本建立的“731”总部所在地。“当时的想法是，我们负责向士兵提供安全的饮用水，”筱冢说。

　　培养跳蚤，让它们染上鼠疫

　　1940年春天，筱冢被分派一些打杂的活。“我们部队正在培养跳蚤，让它们染上鼠疫，”他说，“我的任务是观察他们让活老鼠身上长跳蚤。”

　　那是个简单的任务，老鼠带着身上的跳蚤还有一些麦子被放进笼子，关在黑屋子里。当老鼠死掉，跳蚤就会本能地离开老鼠尸体，然后顺着设置好的红灯引导，通过浴缸进入连接着排水沟的玻璃管。

　　在浙江制造第一起鼠疫

　　“以后跳蚤再怎么样就不管了，”筱冢说。但是就在他得到新任务时，大批中国人死于鼠疫。根据中国受害者代表2002年在东京地方法院提出的诉状，日军飞机1940年10月4日在浙江衢县上空撒下带有感染鼠疫跳蚤的麦子。

　　尽管衢县人民焚烧了不少带有病菌的物质，但当年年底衢县仍有几十人死于鼠疫。由于一名铁路工人受到感染，鼠疫扩散至浙江义乌，造成300多人死亡，周边地区也有数以百计的人死于鼠疫。

　　在湖南制造两起鼠疫

　　1941年11月，“731”部队还向湖南常德投放了棉花、谷物等感染物质，导致两次鼠疫暴发，总共造成7643人死亡。

　　“我从没问我们为什么这么做，”筱冢说，“没人问，我们没有时间去思考我们在做什么……中国人所说的是真话，在我脑海里这点毫无疑问。”

　　活体解剖感染炭疽者

　　之后，筱冢开始学习培养伤寒、霍乱、炭疽、痢疾等细菌。到1942年时，他又获得了新任务，帮助准备活体解剖感染炭疽的人。

　　“731”部队故意让被关押者感染上细菌，以便他们能够研究细菌发育情况和生物武器威力。他们还从这些感染者身上提取细菌样本，培育更多的细菌。

　　“第一次，我的腿颤抖得厉害，我几乎都站不住了，”筱冢说。他认识那名躺在手术台上的人。

　　“我以前见过他几次，”筱冢说，“他看上去像一名知识分子，还不到30岁。但是那次，他被带到解剖室。由于感染鼠疫，他浑身发黑，仿佛变了一个人。他已经接近死亡边缘。”

　　在解剖室内，筱冢用板刷把受害者清洗干净，从前胸到后背，然后给他擦干。另外一人用听诊器确认他还活着。然后，筱冢还要帮助下刀者取走受害者的内脏器官。

　　“我们被告知，在器官发生变化，影响到研究之前把它们取出至关重要，”筱冢说，“那间屋子没有钟表，但我估计手术进行了4个小时。我没忘记在那里的感觉。”

　　筱冢参加过至少3次活体解剖。“我们叫受害者‘马路它’（即原木），”他说，“我们不希望想起他们是人。我们不愿承认自己在夺取生命。所以，我们让自己深信，我们所做的事情就像砍树。当在那个国家（中国）看到某个人，你就不能走动。你的大脑会一片空白，恐惧大举袭来。”

　　那时，筱冢20岁。次年，他正式编入军队。

　　“我给中国受害者作证”

　　当1945年8月战争结束，筱冢已经是日军医疗队的一名一等兵。在日本宣布战败后的混乱中，筱冢与自己的长官走散。解放战争期间，筱冢被人民解放军擒获。

　　筱冢放弃与许多得到宽大处理的日本兵一起遣返。筱冢说，当时他无处所去。“但（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纳了我”他说。

　　6年后，筱冢在“731”部队的经历被披露出来。他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56年获释回国。

　　筱冢与几十名一同接受过改造的友人在八日市场村的寺庙附近为侵华日军杀害的中国受害者立了一座石碑。“我们向中国人民表达无限的感激和我们最深的道歉，”石碑上刻着这样的文字。

　　1956年，1109名日本战俘获释回国，其中包括一些“731”部队老兵。

　　尽管他经常想讲述自己的经历，“但没人想听我说，”筱冢说，“日本人更想把自己当作战争受害者。甚至一名和平运动者曾对我说，把日本当作侵略者没好处。”

　　“但我不能让这段历史残留在黑暗中，”筱冢说。就在筱冢建立石碑的1997年，他为180名起诉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中国受害者作证。法庭拒绝了中国受害者的赔偿要求，他们再次上诉。筱冢打算，只要健康允许，他还会出席部分听证会。

　　近年来，筱冢数次来到中国，并应邀再次来到平房“731”部队遗址，对于遗址进行现场鉴证。“中国人对我非常宽厚，”他说，“他们告诉我，我也是受害者。”（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作为日本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少年班的一员，筱冢参与了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最残忍、也是最先进的生物武器研究。

　　筱冢在“731”部队做细菌研究的辅助工作，刷洗培养细菌的器皿、准备活体解剖人体的用具和把培养好的鼠疫、霍乱、伤寒等细菌投入中国河流的源头等。

　　“在解剖室内，我用板刷把受害者清洗干净，从前胸到后背，然后给他擦干。另外一人用听诊器确认他还活着。然后，我还要帮助下刀者取走受害者的内脏器官。”

　　“我按照吩咐做事。如果我不服从命令可能被杀害，但是，我们的所作所为实在恐怖，我本应该拒绝去做，即使那意味着我要死。但是我做了，我永远不会得到宽恕。”

　　“我经常想讲述自己的经历，但没人想听我说。日本人更想把自己当作战争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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