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年满83岁的筱冢良雄静静坐在一座老寺庙木制的台阶上，他用手指着寺庙中由一座宽恕女神守护着的一个小墓穴，那就是他选定身后安息的地方。

　　这座位于东京以东100公里的小村八日市场村的寺庙十分安静，只有恼人的知了叫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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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选好地方（墓地），”这名一生都在反思的日军老兵14日接受了美联社专访，他说自己在“731”部队的日子依然是心底无法结束的折磨。

　　无法宽恕

　　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作为日本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少年班的一员，筱冢参与了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最残忍、也是最先进的生物武器研究。

　　筱冢在“731”部队做细菌研究的辅助工作，刷洗培养细菌的器皿、准备活体解剖人类的用具和把培养好的鼠疫、霍乱、伤寒等细菌投入中国河流的源头等。

　　根据最保守的估计，丧生于“731”部队之手的遇害者也有几千人，但很多历史学家相信，实际受害者有25万之多。

　　但是在很长时间中，日本政府一直否认“731”部队的存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2002年8月27日才作出一项里程碑式裁决，认定“731”部队等侵华日军在中国发动细菌战杀害中国人民这一事实，承认这支部队进行的活动造成“极大”苦难和“完全不人道”，但就像以前的法庭一样，还是裁定日本政府没有法律义务赔偿受害者。

　　美联社评论说，尽管许多亚洲国家关注，日本却从未正视自己的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仍然是影响日本与邻国关系的一道深深的伤痕。

　　然而，像筱冢这样的老兵，对自己的过去充满愧疚，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他愿用一生赎罪。筱冢为中国受害者作证，并且写书揭露“731”部队，表示要把这些事实呈现给在校的学生。

　　筱冢1998年曾打算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和平论坛上发言，但美加的移民调查官都以他曾是战犯为由禁止其入境。

　　播撒细菌

　　1939年2月，日本战争机器正在肆虐中国，身着陆军航空兵军服的征兵者来到筱冢所在的乡下高中，向报名者承诺，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如果参军，他们日后会得到奖学金、可以到医学或者航空部门工作，可以到处旅行……

　　“我们都应征了，”筱冢回忆说，“看上去是个好机会”。他通过了测试，“我想所有人都通过了，”他说，“那很简单”。

　　当年筱冢年仅15岁，家境贫困。

　　两个月后，筱冢加入了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731”部队。他与一批新兵一同来到中国东北城市哈尔滨下属的平房镇，这里就是日本建立的“731”总部所在地。

　　作为少年班的一员，筱冢的主要时间都在一间教室内度过，他在那里学习基础医学、卫生知识和细菌扩散。

　　到了1940年春天，筱冢被分派一些打杂的活。“我们部队正在培养跳蚤，让它们染上鼠疫，”他说，“我的任务是观察它们让活老鼠身上长跳蚤”。

　　那是个简单的任务，老鼠带着身上的跳蚤还有一些麦子被放进笼子，关在黑屋子里。当一只老鼠死掉，跳蚤就会本能地离开老鼠的尸体，然后会随着设置好的红灯引导，通过浴缸进入连接着排水沟的玻璃管。

　　“以后跳蚤再怎么样就不管了，”筱冢说。但是就在他得到新任务时，大批中国人死于鼠疫。根据中国受害者代表2002年在东京地方法院提出的诉状，日军飞机1940年10月4日在浙江衢县上空撒下带有感染鼠疫跳蚤的麦子。

　　尽管衢县人民尽量焚烧了带病菌的谷物，但当年年底衢县仍有几十人死于鼠疫，由于一名铁路工人受到感染，鼠疫又扩散至浙江义乌，造成300多人死亡，周边地区也有数以百计的人死于鼠疫。

　　1941年11月，“731”部队还向湖南常德投放了棉花、谷物等被感染物品，导致两次鼠疫爆发。第二次爆发在次年春天，由于过冬后生存下来的老鼠进行了动态传播。两次爆发总共造成7643人死亡。

　　活体解剖

　　回到教室，筱冢开始学习大规模培养伤寒、霍乱、炭疽、痢疾等细菌。1942年，他又获得了新任务，帮忙准备活体解剖感染炭疽的人。

　　“731”部队故意让被关押者感染上细菌病毒，以便他们能够研究细菌发育情况和生物武器威力。他们还从这些被感染者身上提取细菌样本，培育更多的细菌。

　　“第一次，我的腿颤抖得很厉害，我几乎都站不住了，”筱冢说。他认识那名躺在手术台上的人。

　　“我以前见过他几次，”筱冢说，“他看上去像一名知识分子，还不到30岁。但是那次，他被带到解剖室，由于感染鼠疫，浑身发黑，仿佛变了一个人。他已经到了死亡边缘”。

　　在解剖室，筱冢用板刷把受害者清洗干净，从前胸到后背，然后再擦干。另外一人用听诊器确认他还活着，然后第三人快捷、但有条不紊地切开受害者，取走了他的内脏器官。

　　筱冢自己参加过至少3次活体解剖。“我们叫受害者‘马路它’（即原木），”他说，“我们不希望想起他们是人，我们不愿承认自己在夺取生命。所以，我们让自己深信，我们所做的事情就像砍树。当在那个国家（中国）看到某个人，你就不能走动，你的大脑会一片空白，恐惧大举袭来”。

　　那时，筱冢20岁。次年，他被正式编入军队。

　　重新做人

　　当1945年8月战争结束时，筱冢已是日军医疗队的一等兵。

　　在日本宣布战败后的混乱中，筱冢与其部队走散，在中国解放战争期间，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擒获。

　　筱冢放弃与许多得到宽大处理的日本兵一起遣返。他孤独而被人遗忘，筱冢说，自己当时无处可去。“但（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纳了我，”他说，“他们待我很好，我也乐于为他们服务”。

　　六年后，筱冢在“731”部队的历史被揭露出来。筱冢作为战犯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直到1956年获释回国。

　　就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筱冢开始反思自己在“731”部队的行为。“我又成了人，”他说，“如果他们严酷对待我，我应该下地狱。但他们把我当作人，我必须把他们当作人，我开始也把那些受害者当作人”。

　　筱冢说，尽管他开始对自己在“731”的经历撒了谎，只说自己研究新疫苗，但渐渐地也吐露了真相。

　　“我不认为我所说的对他们有多大用处，但他们对我宽大处理，把我送回家，我也从没受到起诉，”筱冢说。

　　决心作证

　　每天，都有几十名与筱冢一同接受过改造的友人来到八日市场村的这座寺庙。筱冢的家距离寺庙不远，他们在附近为日军杀害的中国受害者立了一座石碑。

　　“我们向中国人民表达无限的感激和我们最深的道歉，”石碑上刻着这样的文字。

　　1956年，1109名日本战俘获释回国，其中包括一些“731”老兵。

　　美联社说，那些“731”部队的建立者、领导者得以免于起诉，是因为他们用研究资料与美国作了交换，其中一人成了日本医药业的突出人物，其他人到厚生省工作。

　　回到日本后，由于已经无家可回，筱冢在地方政府谋了一个职务，直到退休。

　　尽管他经常想讲述自己的历史，“但没人想听我说，”筱冢说，“日本人更想把自己当作战争受害者，一名和平运动者甚至告诉我，把日本当作侵略者没好处”。

　　“但我不能让这段历史残留在黑暗中，”筱冢说。

　　就在筱冢立石碑的1997年，他为180名起诉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中国受害者作证。法庭拒绝了中国受害者的赔偿要求，他们再次上诉。

　　筱冢打算，只要健康状况允许，他会出席部分听证会。

　　近年来，筱冢几次来到中国，并应邀再次来到平房“731”部队遗址，对遗址已开发部分进行现场鉴证。

　　“中国人对我非常宽厚，”他说，“他们告诉我，我也是受害者”。（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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