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记者 连清川 发自美国纽约

　　60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的大本营格林威治村在纽约下城，往上走几条街，是联合广场(Union Square)。我最喜欢的纽约就在这里。

　　任何一个周末都是联合广场的节日。反战的、支持战争的、支持共和党的、支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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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党的、支持以色列的、支持巴勒斯坦的……演讲者总是不孤独的，掌声和嘘声此起彼伏。国会是政客们的政治斗兽场，这里则是民众的政治摔跤地。或者，这里是纽约的“海德公园”。

　　我总是迷恋于联合广场的娱乐性。一个非常奇怪的混合体：日常生活与政治各自争妍。广场地下是纽约地铁的重要枢纽，周围则环绕名闻全城的餐馆；时尚鞋店和服装店四处散落；花市总是受到追捧；广场对面接邻着几个大型音像超市；不远处即书店鳞次。

　　因此尽管政治，却不阴郁，更加养眼。它几乎是花团锦簇的。人们总是像去参加宴会或听百老汇似的衣冠楚楚，或者花枝招展地到这里来转悠。不是惯常普通而朴素的纽约。

　　不过8月31日的联合广场无论是什么也不是娱乐。平日稀松的广场戒备森严，制服满地。巡警、骑警、乘警，走路的、骑自行车的、开摩托车的、开电瓶车的、开轿车的警察，手枪、电棍、胡椒喷洒器、电筒、步话机。你想象不到原来警察的交通工具和设备也是如此多姿多彩。

　　警察的戒备并不是没有道理。空气凝滞而粘稠。呼啸声一波接着一波，在各个角落里无节奏地不断响动。警车开来开去，警察跑来跑去。

　　在我呆的那几个小时里，警察并没有逮捕任何人，但警察、反共和党示威者、挺共和党游行者，相互间剑拔弩张。两个约莫40岁左右的人在广场中心高高地举起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拯救美国，再来4年。他们的周围聚着大约有100多人，有一个黑人青年，鼻子几乎顶到了旗子下面那个派发传单的女孩的鼻子。他们和所有的人一起红着脸，咆哮着。在人群的外围，一个在电瓶车里的警察，神情慌张，按着自己腰间的暴力工具。路边，警车上红灯炽炽，警察们都一脸严肃。没有人去问路。

　　整个广场上，弥漫着愤怒、焦灼、分裂和暧昧的情绪。

　　愤怒的会议

　　麦迪逊花园广场里面的执政党集会，一样的呼声雷动，一样的愤怒。

　　电视台和报纸杂志们狼奔豕突于公众的好奇心之中——这是一个政治明星的集体秀场。讲话的人有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纽约前市长朱利安尼、现市长布隆伯格、纽约州州长帕塔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阿诺·施瓦辛格、第一夫人劳拉·布什、她的双胞胎女儿、副总统切尼，当然，还有党内全票支持的候选人，现任总统布什。

　　这样的一个全明星阵容，换在以前的任何一届总统选举里，都能成为疾风骤雨式的选票吸管；而且，他们一定都从容、淡定而且优雅。但是，这是一个不同的时代。在美国的子弟还在陌生的土地上流血牺牲的时候，在这个城市曾经的象征——世界贸易大厦还在重建的灰尘里的时候，在经济与就业的前景还是一团混沌的时候，他们都不能从容，他们的声音急促而不安，充满着愤怒。

　　似乎这个集会不是来推选自己党派的候选人，而是前来攻击对手党派的挑战者。他们将所有愤怒的语言都洒向了克里，似乎他才是全民公敌。

　　中立主义者朱利安尼变成了一个愤怒的小丑，他声情并茂地赞颂布什对于重建纽约的贡献，对恐怖主义的无情打击；然后咬牙切齿地诅咒克里“前言不搭后语”，缺乏信用和分裂美国精神的斑斑记录。

　　佐治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泽尔·米勒背叛了自己的党派站在讲台上。他对布什的颂扬简单而枯燥，但攻击克里却热情而激昂。他列举克里在伊拉克战争投票中的前后矛盾，斥责他对国家安全的暧昧态度，驳斥他对经济的无根承诺。

　　布什在接受提名的演讲中，在他克制而平缓的语调之中，一如既往地暗涌着抨击、嘲笑和愤怒。

　　9月3日主流媒体的报道和社论众口一词地称布什的政策方向“模糊不清”，“只有大纲，没有执行”，但是对对手的攻击却“一贯”“明确”。《纽约时报》的社论说，“他甩出了一大堆模糊的混合”，但和切尼的讲话一起，他却在暗示“那些认为美国对世界需要更多一些耐心和谦逊的人与那个女里女气(指克里)的人是一丘之貉”。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写道：“布什先生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地，期望把竞选建立在(对民众的)恐吓之上。”

　　他评论说：“为什么共和党这么愤怒？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什么正面的东西可以拿出来竞争。”

　　焦灼的挑战

　　叛乱不仅仅发生在民主党，共和党内的叛乱同样激情。8月初，著名的学者、《历史的终结》的作者、布什政府政治理论“新保守主义”的缔造者之一，弗朗西斯·福山在保守派刊物《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布什的伊拉克战争。

　　共和党大会的前一天，《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了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的长篇文章《小政府时代已死》，批评共和党背弃“维护市场秩序，缩小政府规模”的理念。虽然他承认小政府概念是20世纪的政策取向，现代全球化的大规模经济已经扼杀了个体经济自立的可能性，但共和党虽然需要的“不是一场革命”，却“需要回归”，“学习共和党诞生的时候，所形成的那些理念”，也就是杰斐逊和林肯的理想。

　　共和党大会并没有回应布鲁克斯的苦心孤诣，他们依然坚信目前的政策就是最正确的政策：加深反恐和民主的全球推进，扩大社会福利改革，扩大政府规模。

　　民主党奋起反击。9月2日，克林顿在纽约的河畔教堂做了一场演讲，支持克里，反对布什。他的演讲主旨几乎可以用他不断重复的一句话来形容——“让我感到忧心的是……”所有民主党的抵抗都可以用克林顿的那几个字来形容——甚或整个在野社会都是如此，他们没有自己的话语。

　　哈佛大学英语与美国文学和语言系教授、普利策奖获得者路易·孟南德写过一篇文章《戈尔的思想》，描述前副总统戈尔的国家治理理念。他说，克林顿和戈尔都试图“改变民主党的DNA，摆脱它与大政府、利益集团政治和价值不可知论的关系”。

　　克林顿时期是民主党的黄金时期。在那样一个全球化高歌猛进而世界无战事的氛围下，“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狂飙万里，势如破竹。戈尔的确曾经很有希望继任总统，传承香火。不幸的是，克林顿和戈尔对美国和民主党的改造进程遭到了他个人性器官的狙击，民主党的胜利在2000年戛然而止。

　　美国人曾经认为非法的布什政府在“9·11”得到了合法背书——如果不是本·拉丹的两架飞机，布什政府在遭受纳斯达克崩溃和会计丑闻袭击之后，几乎可以确认无法生存，而戈尔或希拉里就可以卷土重来——新保守主义于是乘势发扬光大了。

　　民主党于是进退失据。克林顿和戈尔的“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全球文明融合的基础之上的，涵盖了全球政治和谐共存、经济交流和环境休养生息政策。然而，只有告别全球性意识形态对抗，文明才可自由交流。

　　新保守主义才找到“9·11”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新自由主义却已经惊惶失措。美国心理在世贸大厦的轰然巨响中迥然而异，而孟南德文章里的戈尔，或者整个民主党都还没有反应过来：语言见风使舵，内心无所适从。克里即便不是共和党所妖魔化的那种“变色龙”，但整个民主党的确缺乏对当下社会心理的正确触摸。挑战者焦灼而慌乱，政治纲领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大会期间有一个有趣的统计：调查者对比两党大会发现，共和党出现最多的字眼是“克里”，而民主党最多的字眼是“就业”。克林顿当选法宝之一，竞选口号“重要的是经济，笨蛋”，被人篡改成了“重要的已经不是经济，笨蛋”。

　　分裂的公众

　　麦迪逊花园广场的里面和外面，都在同样地响彻着呼喊，而且同样响亮而真诚。报道说，共有超过20万人在纽约参加了反对布什的游行和抗议。不远千里，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游行示威者比比皆是。

　　9月2日，花园广场地下，一位老者与我一起步出地铁站。目睹人群他神情伤感，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分裂过。”60年代他也上街了，父母们很愤怒，不过他们还在试图理解，了解。他说，现在，“我们的心已经不在一起了”。

　　在电视画面里，广场里灯火通明，亮如白昼；广场外面，街灯如血。直升机俯拍镜头触目惊心，人如潮涌，撞向警察的护栏。繁华街道纷乱如同战地。

　　短短的4天时间里，1000多游行示威者身陷囹圄。集会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都呼喊着同样的愿望：自由、民主和人民，只是定义各自不同。

　　在中文媒体里就职的一位朋友这么说：美国每回大选都特别分裂，但大选一过就好了。这回，我却不这么理解了。大选分裂大多源自党派利益纷争。候选人各自花言巧语，政策利益各自表述，选民各自清白糊涂。4年一次，选总统犹如选美，各有各的心头好，冲突分裂自然难免。大选雨过天晴，山河生活各自归位，民主生活讲的就是妥协。

　　但现在还能这样吗？

　　暧昧的一代

　　哈佛大学政治学者、《文明的冲突》作者萨缪尔·亨廷顿今年5月出版了一本名为《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身份的挑战》的书，忧心忡忡地警告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大量非欧洲移民的进入，改变了美国的文化成分，导致了美国固有的政治、文明基础，也就是盎格鲁-新教传统的逐渐式微。这将使美国面临着“分裂”(不仅仅是文化分裂，甚至有可能是国土分裂)的挑战。

　　在书末，他提出美国所可能走向的三个趋势：继续开放国门拥抱世界；以美国文化改造世界；或者坚壁清野，维护传统。他的答案当然是第三个。弹评如潮，政客们都不愿同意。选票压力之下，亨廷顿的拳拳之心非常“政治不正确”，但这是沉甸甸的现实。

　　“9·11”之后的美国知识界和政治界，都试图在界定新世界秩序与美国地位，但精神准备和理论来源告阙，多数架起的是临时抱佛脚的措施，规划长期战略却无能为力。

　　几乎没有人认为目前这两个选手中的任何一个可以以“伟大”来形容，但选举变得如此激情澎湃的原因，恰恰在于与其说这是对哪一个个人或者哪一个党派的选择，毋宁说是对哪一种国家前途的选择。

　　民主党拥戴亨廷顿的第一个选择。他们依然相信全球化，依然认为可以通过全球人、物、思想的交流而维护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相信经济自由可以导致政治民主，相信全球文明和平推动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克里一直在强调要“多国参与”的行动。

　　但共和党相信的是第二种选择。冷战结束之后的美国重拳打的是空气，意识形态敌人丢失了，国家统合精神力量无着无落。“9·11”既是一个灾难，也是美国利用来整合内部力量，重新塑造全球秩序的时机，相信输出民主的作用，相信保守主义的力量。这就是布什所说的“绝对不会把国家的领导权交给他国领袖”的原因。

　　这两种前途，在美国都有过成功的先例，而美国人所面对的现状却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经验。他们想诉求于传统，但传统却没有提供这样的资源。全球化依旧蓬勃而来，恐怖主义新鲜生猛。

　　“我们已经回不去了，对不对？”美国人会这样问亨廷顿。

　　于是他们只好选择暧昧。在两者之间暧昧着，彷徨着。

　　格林威治村的喧嚣早已湮灭，它静静地在那里，怀抱记忆，拥戴贩卖褪色激情的小商人。现在是联合广场的时代，激情、愤怒而暧昧。

　　迷茫的一代已经老去，暧昧的一代正在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