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稳定、前景模糊 四种角度看中日关系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日关系不是友好、健康和稳定的。人们可以经过努力来缩小或限制历史中消极因素的影响，却不可能在短时间里摆脱那么沉重的历史负担

　　只要东亚地区那种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反向发展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中日关系就只能在目前的处境中徘徊

　　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那种通过两方结盟来遏制一方，或为了某种狭隘自私的战略企图而蓄意挑拨离间的政策，是过时和不可取的，因为谁都不可能从对抗中获益

　　中日关系正进入一个很不稳定、前景模糊的时期，而且看上去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因为当前动荡的背后有相当复杂的原因。

　　一：历史中的中日关系

　　所谓“历史中的中日关系”是指两国间的历史问题深刻地影响着双方对中日关系的思考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日关系的未来形态。

　　从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到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50年里，中日关系的主要内容就是日本持续不断地侵略和中国反抗日本的侵略战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时间之长，战争规模之大之残酷，给中国带来生命财产损失之严重，是触目惊心的。中国人民因此对日本右翼复活军国主义的政治诉求高度敏感和警惕，并要求日本各届领导人在涉及侵略历史的问题上谨言慎行。

　　不幸的是，战后在冷战大格局的笼罩下，中日关系曾经继续处于敌对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日本在美日安保条约的框架下，参与了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在中美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冲突或对抗中，日本均被美国当作战略基地。可以肯定，冷战对中日关系的消极影响是造成当今中日两国战略猜疑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冷战中形成的主从式的美日安全关系在冷战后经过重新定义后，是否继续用来遏制或企图遏制中国。

　　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结束了两国的敌对状态，此后的十几年，中日关系进入了20世纪最好的时期。可能是经历太多的磨难后，对对抗造成的严重后果记忆犹新，当时的两国领导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将中日关系一步步推向前进。如果认真考虑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的困境，理当敬佩他们那时的远见和勇气。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日关系进入不稳定时期，其表现和原因在此不赘述。显然，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日关系不是友好、健康和稳定的。中日关系像所有的双边关系一样，将会长期受到历史的影响。人们可以经过努力来缩小或限制历史中消极因素的影响，却不可能在短时间里摆脱那么沉重的历史负担。

　　二：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逆向发展中的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不稳定的部分原因是东亚地区的发展方向紊乱，中日关系的不稳定是东亚国际格局不稳定的反映。

　　有学者指出，东亚地区地缘政治的分裂与地缘经济的一体化同时进行。一方面是东亚地区在冷战后一直存在着引发冲突的热点，如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还有其他一些导致动荡的因素，如美国力图维持它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并因为担心受到削弱而疑神疑鬼，有时为了证明自己的“不可或缺”便无事生非。至少可以说地区安全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没有减少。另一方面，这里又是经济增长比较迅速的地区，相互投资和贸易日益活跃，区域内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上升。

　　中日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东亚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这种反向发展的影响，甚至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缩影。从经济上看，目前中国和日本互为对方的重大贸易伙伴，未来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将更加密切，相关领域的合作也会增加。但是，迅速密切的经济贸易关系并没有消除，甚至没有能够减少两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分歧、猜疑等等。

　　只要东亚地区那种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反向发展的局面没有根本的改变，中日关系就只能在这种处境中徘徊。中日关系中经济贸易合作与地缘安全方面的分歧同时发展扩大的趋势，在短时间里不会有根本变化。

　　三：东亚多种安全模式中的中日关系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同时存在着影响地区安全形势的“合作”、“均势”与“霸权”三种安全模式，它们各有存在的理由和作用。问题是各有关国家更依赖、更信赖以及更愿意追求哪一种模式。就中日在东亚的地位、安全利益以及各自的对外政策看，双方在多种安全模式共存的局面中，有利益相互重叠的部分。例如，中日双方不论对“合作安全”的愿望是否同样强烈，至少它们都可以利用这种局面，维护或追求各自的战略利益，当然它们实际上也没有力量去改变它。冷战结束后，中日在促进地区多边安全关系的发展方面，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如果两国在这方面没有重叠的利益，要它们积极参与也是不可想象的。

　　中日的根本分歧显然是在如何对待“霸权模式”上。东亚地区的“霸权模式”的核心，就是美国试图取得对东亚安全事务的主导权，其中的两个关键要素是美国的军事存在和美日安全同盟。

　　对于日本来说，冷战后重新定义美日安全保障同盟是一次历史性的机会，因为它最终确定了日本在美国“霸权模式”中的地位，即进一步实质性地提升了日本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地位，从而有可能实质性和极大地提升日本在东亚安全事务中地位。日本不可避免地要支持美国的“霸权模式”，争取与美国共同主导东亚安全事务。

　　中国的立场是不言而喻的。历史上美国从来没有得到在东亚的霸权，中国当然不能在认为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的时期，接受美国主导东亚地区的安全事务。因为首先，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中包含着防范中国的成分。其次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对抗性矛盾。

　　一方面中日对于东亚存在的合作安全予以认可，因为多边合作安全是解决东亚安全问题的出路，这符合中日两国的利益；另一方面是两国对待“霸权模式”的立场截然不同，而其分歧的根源又在于深刻的利害冲突。结果导致中日在地区安全领域中，合作与冲突并存。

　　四：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的中日关系

　　在影响中日关系的外部环境中，最直接也是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美国的东亚政策。因为在中美日三国的力量对比中，美国无疑是最强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而且目前在“三边关系”中处于最有利的地位。

　　美国在东亚的战略目标就是防止出现一个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大国，它一方面运用自己的实力来平衡地区大国的影响，实际上就是平衡中日两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其二是利用外交手腕，使中日两国互相制衡，近年来主要是利用日本制衡中国。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中的对抗性因素并没有消失，与美日关系相比尤为明显。重要的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不论向哪个方向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和带动日本的对华政策，造成中日关系的波动。

　　美国在三边关系中占据有利地位固然是因为其实力超群，但是也应该承认，冷战后中日两国关系的变化也起了某种促进作用。一方面中国国力迅速增强，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崛起之大势已成；另一方面，日本加快迈向政治大国的步伐，对地缘政治和地区安全事务展现出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思考和姿态。显然，中日之间客观上出现了竞争的态势。在这种客观态势和其他种种原因的影响下，中日之间在战略上的相互不信任明显增加。

　　需要指出的是，在冷战后的美日关系中，日本的政策并不总是被动的，日本是有自己的战略考虑的。从战后日本外交的历史来看，“亲美外交”是从未动摇的国策。现在的问题是，当日本决心成为“政治大国”以后，必定要赋予美日安全关系以新的内容，将美日关系纳入日本冷战后的国家战略思考之中。

　　首先，由于历史原因，不少国家，尤其是日本的邻国，对日本扩大其影响心存疑虑。为了减少实施“政治大国”战略的阻力，依靠美日安全关系是最有利的选择，由此可以减少其他国家、特别是减少美国的怀疑和担心。

　　其次涉及到中日关系的考虑。毫无疑问，日本在处理对华关系时，不可能不受到美日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但是日本也不完全是被动地追随美国的政策，有些时候和在某些问题上，也在利用中美之间的矛盾，从中渔利。对于中美日三边关系中出现并加剧的对立因素，日本也是负有责任的。

　　强调中美日三边关系的严峻现实，是为了说明中日关系的复杂性。近年来中美日三边关系中消极因素确实有明显增长，但三方既相互合作依存，又相互竞争与制约的基本特点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近年来虽然安全领域的问题有所突出，但三国的经济依存度也在升高。与此同时，大量非传统安全的问题也越来越需要三国的合作。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那种通过两方结盟来遏制一方，或为了某种狭隘自私的战略企图而蓄意挑拨离间的政策，是过时和不可取的，因为谁都不可能从对抗中获益。那种以为美日结盟就可以共同主宰亚太安全事务的想法，更是十足的梦想。

　　以上着重分析影响中日关系的各种外部因素及其影响，显然改善中日关系并不是很容易的，需要相当的耐心和智慧。（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副主任。）责任编辑：韩延吉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