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迟到的与超前的--新德国问题

　◎张方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连玉如在80年代两次前往柏林，她说，那时的局势特别有戏剧性。

　　1988年9月连玉如第二次来到西柏林自由大学，“我在国际政治与地区事务研究所读学

位，主研中德关系”。她的兴趣很快转向“新德国”问题。她描述说，1989年12月中旬，我的德国导师海尔加·哈甫腾多恩教授(Helga Haftendorn)一如既往，在圣诞节前夕将她领导的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系跨大西洋关系研究所工作人员以及她的博士、硕士弟子们聚集在一起，搞了一个德国式“茶话会”。她毫不掩饰对“柏林墙”倒塌以后时局发展的恐惧之情，说道:“Ich habe Angst! ”(我很担心！)连玉如解释说，在她眼里，哈甫腾多恩是一个理性思维有余、而人情味极为不足或者说是根本没有人情味的典型的德国教授，这直接促使连玉如关注“新德国”问题。

　　迟到的

　　德国被定义为:迟到的民族国家。所谓迟到，连玉如说是因为种种历史原因，战后德国与其他世界大国相比，在国家发展和世界地位等很多方面都落在后面。它统一成为民族国家比别国晚，成为大国、工业国、殖民帝国或世界大国以及成为共和国或代议制民主国家都迟于其他国家。这样产生的直接结果是，“一种不想再异于他国的平等要求格外迫切与强烈”。这种平等要求，对于“二战”后在美苏为首的东西方“冷战”背景下的西德来说，是其外交政策所要追求的实质目标。

　　西德1949年建国，那时主权独立和国家统一对其他西方大国来说已是不成问题的现实，但西德却要经历一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长征，直到2001年才既在客观上，也在主观上实现了国际平等这一外交实质目标。连玉如强调说，“德国的平等要求不仅限于主权独立和国家统一，还有一个更深的价值规范内核，即新建国家也要成为一个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的民主制国家”。

　　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是1949年出任第一任联邦政府总理的阿登纳。阿登纳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的著名格言是“政治是可行性艺术”，他把自己比作是一个把羊群从荒野带到绿草如茵的牧场的牧羊人。他抛弃了自己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称自己为“不仅是德国人，而且是欧洲人”。后来阿登纳就以这种自封的角色带领着战后比别人矮了不止一头的国家，小心翼翼地挤进了舒曼计划、欧洲煤钢联营、欧洲委员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等一系列组织。阿登纳不负众望，在位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把“一个为众人憎恨的德国大兵和纳粹国家引回到国际间受人尊敬的地位”。

　　在塑造这个形象的过程中，德国从政治价值上皈依西方，用“基本法”为新建国家政体规定了民主制、联邦制、法治国家和社会国家原则，体现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共同特征:主权在民和天赋人权、法治和权力制衡。连玉如将之归纳为德国西方化或美国化的非纳粹化改造成功。

　　德国西方一体化的第二个历史进程是从外交战略上皈依西方。学者们的观点是，西德必须在外交政策上“一边倒”，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然而西德更要面对的是处理好其外交政策的三大矛盾或平衡问题:对法关系和对美关系之间的平衡;国家利益(加入西方一体化)和民族利益(德国统一)之间的矛盾;对苏关系与对西方盟国关系之间的矛盾。

　　超前的

　　回顾历史，德国外交政策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以后出现过两种极端倾向“权力狂暴”——极端的民族主义狂热和军国主义扩张和“权力忘却”——极端的自我克制，一在世界范围发挥作用就被斥为帝国主义死灰复燃。不过现在看来，这两点都已经得到了克服。

　　评价德国的外交政策发展，连玉如说是过于持重、拐弯慢而缺少灵活性，她用了一个很有趣的表述说:“它在‘二战’以后用了15年时间才从事实上接受了‘二战’结果;用了25年时间才承认了战后现状;1990年统一以后又过了十年才真正面对世界巨变与德国新作用带来的挑战。”不过这一次，它是以一个“超前的民族国家”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转折点是在“9·11”事件以后世界历史发展新时期，统一德国外交政策的新任务是“国际秩序政策”，德国开始成为西方继美国之后或不同于美国的“国际秩序政策”最重要的行为体。连玉如说这是因为德国的“文明国家”资格条件比较完备、国际作用也比较突出。所谓文明国家的资格条件包括:稳定的民主制度;坚实的物质基础;对实行超国家外交政策广泛的社会支持;致力于国际分工和纳入国际相互依存体系。

　　用综合和比较的眼光审视德国，连玉如说它不仅具备了“文明国家”的一般能力，还拥有其他西方大国如美、英、法、日等国所不完全拥有的特殊条件:地理上德国位于欧洲中心，属于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经济上对国际体系高度依赖，国内生产总值大约30%依靠外贸;安全上，德国放弃了制造、拥有和控制ABC武器，并对常规军备进行限制。因此它对国际危机高度敏感，极为热衷于伙伴合作与国际多边行动。德国努力在发挥“文明国家”的国际作用。

　　德国国际政治学教授米歇尔·施塔克就将伙伴国家的一体化或合作与否，作为统一德国中、长期外交政策连续性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从这方面看，形势不容完全乐观。德国统一后面临着“内部统一”的挑战以及因为向东部建设注入巨额资金而背负巨大的压力，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研究员刘立群说，西德把东德在经济方面的负担想得太简单。但尽管如此，连玉如说，如果把“新德国问题”理解成统一德国将重蹈历史上霸权主义国家的“权力国家”外交政策的覆辙，那么应该说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