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回声报》日前发表文章说，分析美国科技迅速发展的原因。文章认为，美国在科技革新方面占有的支配地位靠的是一种以各科研机构（包括国内公、私科研机构）之间的互补性为基础的管理模式。美国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超过2650亿美元，远远超出日本、中国和欧洲在这方面的投入。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几乎是美国的直接竞争者（特别是欧洲主要国家）的研发投入的两倍。而且，美国的研发投入增长很快：仅在6年时间里就由1700亿美元增加到了近2700亿美元。
文章说，美国模式的力量首先是建立在一种完全实行分权原则的研发体制的基础之上。这种体制不接受某一个部的领导，甚至不接受总统的领导，尽管总统可以决定需要优先研发的课题。克林顿总统曾发起了纳米技术国家投资计划。其中，联邦的主要科研部门（如国家科学基金会或国家卫生研究院）发挥了重要作用。联邦科研机构自己只拥有几个实验室，所以，它们的多数预算被用于一些由大学和实验室承担的科研项目。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预算在5年里翻了一番，达270亿美元。在信息技术方面，美国政府一直在不懈地作出努力，尽管美国的高技术工业已经达到了顶点。白宫科技政策局负责人约翰·马伯格最近指出：“在革新方面，我们一直是世界的领袖。”他还强调说，美国政府的投资每年都超过所有其它八国集团成员国政府投资的总和。这位美国政府科研计划负责人认为，对美国所占据的科研支配地位来说，美国工业研发实验室的外迁这一现象并不特别令人不安。他解释说：“企业在靠近它们的世界市场的地方加强实验室工作，这是正常的事。”按照他的说法，在国外进行科研仍能继续使美国经济受益，因为革新会“再输入”给美国，“美国制造”商品会吸收这些革新。在中国投资的微软公司就是如此。微软公司经常把它设在北京的实验室取得的技术成果与该公司总部（雷德蒙德）取得的技术成果结合起来，然后应用于视窗新版本。实际上，企业的实验室同其它国家的实验室开展的合作正在超过企业内部各实验室之间的合作。几年来，美国的大公司集团已经养成了通过同其它实验室建立合作关系以推动自己的科研工作的习惯。在美国，大公司集团还同新兴的小企业开展合作。大型化工企业杜邦公司就是如此。该企业在一些生物技术公司的帮助下研究出了一种转基因细菌，从而使得一种名为Sonora的特殊纤维实现商品化。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同硅谷的一些新兴小企业开展合作研制出了一种从长期来看有可能代替内燃机的氢电池。实际上，在美国大公司集团的实验室内，有一些小组担负的主要任务就是吸收世界上各研发中心的新技术成果，并把这些新技术成果转化成商品。在这方面，美国仍占据优势。促使美国工业实验室对外开放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的企业想使自己的科技革新成果进一步增值。例如，IBM公司2001年的专利特许权收入就达将近20亿美元。另外，美国科技界很善于走出实验室，让经济或金融界甚至公众了解自己，这就进一步促进了科技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