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战国时代”与中国外交抉择

　　伊拉克战争和美国交还伊拉克主权后的世界，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那个世界。至今仍未停息的大国间的争吵，以及世界主要力量令人眼花缭乱的合纵连横，不仅表明原有世界政治生态系统中的实力结构已经修改，而且意味本就脆弱的国际性价值共识也已分崩离析。时下，中国在思考自身的国际战略选择时，所面对的是一个没有价值共识，且尚未建立起实力均衡的世界。一个正在憧憬“崛起”的中国，将何去何从？

　　“崛起”意味着主动

　　在一个变幻不定的世界上，中国对外战略需要首先确立的原则，大概就是要增强对外交往中的主动性。

　　21世纪初的中国正在复活自身历史传统，从政治大国走向经济大国，从地区性大国走向世界性大国，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并继续在扩大，国家安全边界也与以往大为不同。

　　这一被称作为“崛起”的过程，不仅意味着中国自身力量的变化，也意味着中国在世界政治生态系统中所应享有的权利、所可扮演的角色和所需负担的权重的变化，中国已经置身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更大的规模上参与世界事务。

　　因应这种变化，中国需要重新定位。要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逐渐改变过去那种“撞击—反应”式的被动外交，而致力于增强主动性，将外交重点转向与自身利益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那些区域，对由于全球化趋势和中国的重要性日益增长而产生的问题，发挥更加活跃和更具建设性的作用，以便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在中国已被纳入世界政治的丛林中后，中国应改变自身国际形象、推行主动外交的另一个关键原因，是目前世界政治总体态势相比以往已有大幅改变。

　　伊拉克战争激发了世界政治中自冷战结束以来早就存在的要素并使之显明化，自二战以来所形成的大西洋联盟体系因共同敌人的消失和价值共识的瓦解而趋向崩溃，世界政治总体来说已进入类于中国古代战国时代和欧洲历史上传统的大国林立时代的状态。

　　在旧的世界秩序逐渐消亡、新的世界秩序待建而尚未出现的过程中，今天的世界正面临两种趋势和意志间的较量：美国的扩张主义战略传统与世界总体的权力分散化诉求。前者与“9·11”事件密切相关，它激发了美国成为新罗马帝国、在全世界推行“新帝国主义”的单边主义意志与作风；后者与冷战结束后欧洲和东亚两个历史性世界体系的复活直接关联，这两个历史性世界体系正在致力于恢复自身历史的常规，它们的追求不仅体现在实力形态的经济层面，同时也体现在价值观形态的文化层面。西方原有价值共识并未完全破裂，但已不再足以凝聚西方，在国际政治价值观上，欧洲与美国已明显有别。

　　如同近世以来的欧洲历史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人类政治中的竞争正在两个层面或两种力量下展开：以经济、军事为主要内容的硬实力，和以文化、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

　　未来世界秩序将在对实力与价值观两种要素的竞争中产生，谁占据实力优势，谁倡导的国际政治价值观取得更多认同，谁就将决定未来的世界秩序类型。世界新秩序不仅将是一种新的实力结构，同时也将是一种新的文化和价值结构。

　　就实力层面而言，美英等传统海权国家与法德俄中等传统陆权国家之间正面临对立，世界已不存在基于价值共同之上的绝对性实力体系，如海权国家居强则世界将形成单极霸权体系，如陆权国家居强则世界将形成欧洲传统的势力均衡体系。

　　就价值观层面而言，目前尚无明确的国际政治价值观能得到多数大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另外美国的国际政治理念遭到世界多数大国和其他国家的反对。因此，大国间一边展开新一轮合纵连横、寻求建立新的力量格局，一边也在致力于建构新的、具有一定包容力的文化理念与价值观，以作为整合和形成新世界秩序的软性资源。

　　在这一呈现出新的“战国时代”特征的人类政治图景中，中国不仅不再是欧洲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需要防范的对手，反而成为需要联合对付霸权的对象；而共处于“民主国家”一堂的奉行新保守主义的北美霸权国家，却戏剧化地成为“老欧洲”的政治敌人。

　　伊拉克战争后国际政治的变化，使中国在现有人类政治生态系统中有了更大的纵横捭阖的空间，在这一“机遇”面前，中国一方面需要抓紧时间打造有利于维护自身安全的实力，另一方面，在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调整姿态和策略，增强主动性，在全球层面积极与大国协调，在地区层面稳妥推进经济与政治一体化，构筑有利于自己的安全体系，以保障中国的“崛起”。

　　建构全球力量平衡

　　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国家，中国又是世界政治生态系统中的大国俱乐部成员。未来中国对外交往的主动性，应同时考虑如何筹划国家崛起和参与建设世界政治新秩序。

　　如何参与建设未来的世界秩序？从近、现代以来人类政治交往史来看，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总是建立于相对均衡的实力结构之上，国际体系中各国特别是大国间力量的相互制约，是国家相互承认各自利益并克服侵犯冲动的基本动因。因此，与世界其他大国和国际力量一道，共同推进世界主要力量间的均衡，应作为中国国际战略的另一目标和原则。这一力量均衡追求至少包含两层意思：

　　其一，中国应响应伊拉克战后“老欧洲”国家及俄罗斯、印度等世界主要力量寻求制约美国霸权的政治意志，加强与它们的联合协调，在全球层面形成对美国霸权行为的有效制衡。近一年多来，俄罗斯与欧洲的接近，老欧洲的德法等国对中国重视程度的增加，中国与印度关系的改善，都显露了在美国进攻性对外政策面前世界主要国家在政治上的自然反应，中国应看到这些反应代表了当下人类政治的一种新洪流和新趋势。欧洲、俄罗斯和印度等国未必把美国当作需要打倒的敌人，但在与美国仍会在某些层面保持合作的同时，这些国家又的确把美国视为需要“抵抗”的对象。

　　其二，中国不宜做美国和霸权力量的追随者，而要在追随者与挑战者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总体来说，在去年的伊拉克战争中，中国对事件的处理方式还是合适的，在中美力量悬殊，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现状都不会改变的情况下，中国无疑不应选择做霸权力量的挑战者。但不做挑战者并不意味着事事顺从，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步步追随，在对待美国的霸权行为方面，中国又要做“忠实的反对派”。这种有限而必要的反对，是中国通过显示自身意志和实力，捍卫国家利益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是在世界政治生态系统中积累道义资源和提升大国形象，提高世界政治生态系统中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认同感，从而形成一致性力量以抗衡霸权的重要途径。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一直以多极化作为国际战略的目标和追求。多极化是力量均衡的基础，但多极化本身不会自动带来均衡和秩序。如何在推进多极化的过程中又能获得实力相对均衡的世界秩序？面向未来的世界秩序总是建构出来的，中国应在建构新的世界秩序的过程中，主动设计规划，在创新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方面，争取“先发制人”，抢占制高点。

　　增进价值共识

　　中国是一个地区性大国，但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被称作为大国？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里，曾提出过4个判断标准：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科技雄厚和文化上富有吸引力。

　　“崛起”显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增长、军事实力增强和科技发展，除这些之外，从精神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说，还要去考虑文化的亲和力。

　　国家的内部建设要以这几方面作为相互关联的环节，外部交往也要以这几种力量作为支撑。而从世界史的宏观视野来看，建构价值共识，也是大国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或缺。

　　因应中国崛起与参与建构新的均势两大问题，中国对外交往的主动性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建构和宣扬什么样的价值观上。

　　未来中国在灵活运用军事、经济和科技等实力拓展国家利益和维持国家与国际安全的同时，还要重视起主动培育和行使文化能力。对外交往不仅是对实力的运用，也是对文化与价值观的展示，没有一定的文化和价值观底蕴，对外交往的效力将大打折扣。

　　因此，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必须打破只被动接受外来文化和价值，没有文化与价值自主性的局面，因为这既不利于凝聚国力，也不利于对国际社会形成感召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形象。

　　如何在对外交往中培育和运用文化能力？应兼顾两方面：其一，应尊重并吸收那些为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和民众所认同的文明准则、价值观与理想信仰，将它们作为建构新价值共识的重要资源；其二，应凸显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从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经验中引申发展出新的国际政治价值观。

　　尤其要重视后者。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又是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中的宗主国，在处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的关系上，已积累有上千年行之有效的历史传统，它在今天文明对立、大国对立、南北对立的人类政治场景中仍能发挥良好作用。

　　如中国处理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天下主义”准则，这一基于文化而非种族的准则其实是中国处理国家内部关系的延伸。在国家内部，中国强调儒家道统的基本认同，但对其他种族，则承认它们文化存在的合法性，并给予一定的政治生活独立性，其理由是只要一个种族具有明确的典章文化系统，就是文明教化的，可以被接受和承认。同样，在国际关系中，只要东亚其他国家认可中国文明的地位，其他文明在东亚国际体系中便可获得独立存在的权利。这一准则是符合文明、种族和生活方式多样性的。中国今天应在民族国家平等的大前提下继续主张和坚持这一点。

　　在建构未来国际政治新价值观的过程中，中国应注意全球与东亚区域两个层面的互为协调。

　　在全球层面，中国一方面要坚持中国的主体性，与其他主要国家和组织相协调，共同提出具有共通性的新价值观；另一方面，在处理与其他文明特别是弱势文明的关系上，宜大力宣扬保护文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多样性的必要性，并以实际的文明对话、文明合作的方式对此进行实践并确立一些新的游戏规则。以此维持世界安全，也作为汲取世界向心力、提高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途径。

　　在区域层面，服务于未来东亚（广义的东亚地区，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下同）形成共同体的长远目标及近期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中短期目标，应在大力宣扬东亚文明历史传统的同时，资助东亚跨国性文化对话，推动对于“东亚文明”或“东亚文化”的交流，形成新的共同知识空间和东亚交往新经验。（程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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