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驻华大使:欧洲要用一个声音说话(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28日08:32 新华网

　　一段时期以来，关于欧盟的扩张，欧洲宪法的制定，欧盟新成员的进展，欧盟反恐的最新政策以及欧盟委员会组建新班底等焦点新闻纷至沓来，为了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宏观的解读，本报在北京对欧盟轮值主席国荷兰驻中国大使贺飞烈博士进行了专访。

　　贺飞烈大使认为：关于土耳其的入盟，应当从“策略角度”加以考虑；欧洲宪法符合欧洲的长久利益；欧盟新成员需要通过努力以求贴近标准；欧盟在反恐问题上用一个声音说话；任何民主政策的诞生或者民主组织的创建都是妥协的结果

　　贺飞烈博士1950年4月12日出生于荷兰，1974年毕业于西莱顿大学汉学系，1986年获得莱顿大学汉学博士学位。

　　1975年，贺飞烈博士进入荷兰外交部任职，曾先后在香港、北京、华盛顿、新加坡以及海牙从事外事工作。在此期间曾先后担任：1988年至1992年欧洲一体化司高级官员1992年至1995年政务司司长助理1995年至2000年荷兰女王首席秘书2000年至2001年8月海牙外交部亚洲及大洋洲司司长2001年8月至今荷兰驻华大使

　　欧洲宪法着眼未来

　　所有的国家都在“情感上”存在害怕的心理，陌生东西的出现总会造成这样的心理。从长远来看，欧洲未来共同获得的利益将是巨大的。

　　新京报：本月29日在罗马即将签署欧洲宪法，你认为这对欧洲来说具有什么意义？

　　贺飞烈：欧洲宪法是欧盟25国第一次尝试建立共同的立法，这是在当初只有6个欧洲国家签署的罗马条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我们之所以要签署这个宪法是为了以之来规范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这在法律制度上也将起到规范作用。

　　新京报：该宪法对于整个欧洲发展的意义何在？

　　贺飞烈：欧洲要用一个声音说话。第一，欧洲宪法的实施分两步走，25个国家代表首先必须共同签署该宪法，然后由每个具体国家的政府及议会来批准，这一步有不确定因素，我们不能保证每个国家都会顺利通过这一宪法。第二，通过欧洲宪法，我们是要把25个国家的力量团结起来，这样在面临挑战的时候就更强大。当然，某些国家会因此丧失自己的某些权利，所以他们会有畏惧的心理。

　　新京报：具体是那些国家在害怕和犹豫呢？

　　贺飞烈：实际上，所有的国家都在“情感上”存在害怕的心理，陌生东西的出现总会造成这样的心理反应。如果从长远来看，未来共同获得的利益将是巨大的。现在来看，英国方面似乎更犹豫一些，这可能是由于岛国的原因吧，地理上造成的孤立感与其他国家的分离心理可能较重一些。尽管如此，英国政府在签署欧洲宪法问题上还是持积极立场的。

　　新京报：英国在欧盟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贺飞烈：对于欧盟来说，是非常需要英国的，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的合作上，英国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

　　反恐政策步调一致

　　把欧洲分为新老欧洲，只是美国政府一部分人持有的观点。在反恐问题上，欧洲国家决不是彼此孤立的。

　　新京报：说到欧盟内部的问题，美国把现在的欧洲分为新老欧洲，你对这一问题怎么看？

　　贺飞烈：首先，美国一直是支持欧盟一体化的，比如二战以后的马歇尔计划，就是美国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具体表现。其次，把欧洲分为新老欧洲，只是美国政府内部一部分人持有的观点，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就曾持这样的观点。其实，这一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伊拉克问题而引起的，尤其是在军事行动的不一致上面，才导致分歧的出现。另外，还有反恐政策的争议，中东石油利益的冲突等问题，都造成美国某些人对欧洲作出这种评价。

　　新京报：说到反恐政策，近期欧盟5国达成一项协议，对那些被怀疑为恐怖分子的人可以直接驱逐出境。欧盟的联合反恐，是怎样实施的？

　　贺飞烈：欧洲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西班牙马德里爆炸案就是一个例子。欧盟内部每个成员国都有自己的相关反恐组织和立法规定。

　　马德里爆炸案以后，欧洲国家决定联合起来，紧密合作。

　　现在的欧洲，已经有共同的警察联合机构，我们称之为“europo”，并且在布鲁塞尔由欧盟指派一名协调员，希望把各个机构联合起来，更有效地反恐。

　　新京报：那么在具体的政策上呢？

　　贺飞烈：为了联合起来更有效的打击恐怖主义，我们改进了护照的防伪措施，利用生物技术和指纹来确定身份；在签证政策上，各国也紧密合作，互通信息。例如现在某国的警察可以直接进入另外一个国家进行调查工作。总之，在反恐问题上，欧洲国家决不是彼此孤立的。

　　新进成员亟须努力

　　新的成员国必须继续调整，以达到欧盟的要求。相对来讲，它们面临的竞争比原来还要大。

　　新京报：对于土耳其的入盟问题，荷兰政府持怎样立场？

　　贺飞烈：关于接受土耳其加入欧盟，这对欧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而现在正是最为紧要的关头。

　　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很紧要的任务，我们所做出的决定必须要有“策略性”，需要考虑到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农业及历史等各方面的情况。因为土耳其对欧盟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人口众多，和整个欧洲的历史背景也有较大差别，它不处在欧洲的中心位置，而且经济水平比欧盟的平均水平要低。我们是欢迎土耳其的入盟的，但是谈判的过程是另外一回事，必须要经过谈判评估土耳其的经济、市场、民主法制等方面是否达到了标准。

　　新京报：土耳其在这些方面已经作了很多改革，欧盟对这些改革是否满意？

　　贺飞烈：是的。这对它的入盟起到很大推动作用。

　　新京报：土耳其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会成为入盟的障碍吗？

　　贺飞烈：不会。在这方面没有影响。我们评估的标准首先是建立在《哥本哈根标准》基础上的，我们所考虑的标准是明确的，如国家是否是多党民主政治的国家，法制建设中的人权是否达到标准，是否是自由的市场经济。

　　新京报：新加入欧盟的国家给欧盟带来了什么新的贡献，又衍生了哪些新的问题？

　　贺飞烈：10个新加入的国家，他们的人民生活水平本就比老成员国的人民低很多。另外，这些国家内部也存在很大的差别。比如新成员国塞浦路斯的生活水平其实和意大利是差不多的；而同样是新成员的斯洛伐克，就比欧盟的平均水平低很多。

　　像这些国家，必须还要继续调整，他们在经济、农业、环保等方面都还要继续努力，来达到欧盟要求的标准。相对来讲，他们面临的竞争比原来还要大。

　　新京报：那么欧盟会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这些国家？

　　贺飞烈：欧盟将有一系列的帮助措施和资金支持，我们相信他们不会花费太长时间，就能达到标准。举个例子：曾经作为上半年轮值主席国的爱尔兰，在刚刚加入欧盟的时候，属于贫穷的农业国家，很多人都离开爱尔兰另谋出路，当时离开的人口数量比出生的人口还要多。爱尔兰于1973年加入欧盟，30年之后，由于欧盟各国投资的进入，它的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当时离开的很多人都已经回去了。

　　民主制度不离妥协

　　任何民主政策的诞生或组织机构的建立都是协商妥协的结果。新的欧盟委员会班子能否顺利成立，要由整个欧盟组织来决定。

　　新京报：在欧盟委员会新主席巴罗佐的班底人选名单中，罗·布提格利奥讷由于在妇女社会角色问题上表现出保守的宗教观念，引起欧洲议会左派和自由派党团的强烈不满，要求巴罗佐改变任命决定，而巴罗佐26日明确拒绝做出调整，你认为这一决定会产生什么影响？

　　贺飞烈：任何民主政策的诞生或者民主组织的创建都是妥协的结果。新的欧盟委员会班子能否顺利成立，这要由整个欧盟组织来决定。我们不能因为对某一个人不满意，就否定整个团队组织，我相信经过协商最终会得出一个共同接受的结果。

　　新京报：如果让你作出投票选择，您会做出什么决定？

　　贺飞烈：我会赞成欧盟委员会的决定。

　　新京报：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荷兰有哪些目标？

　　贺飞烈：首先，欧盟的轮值主席国是按照已经排好的固定顺序担当工作任务，然后作为欧盟整个组织的代表负责安排组织内部及外部的所有活动。所有主席国的任务都是一样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组织日常会议的日程，如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安排各种会议及活动的举办，都要由主席国来负责主持，另外还要积极配合整个组织的工作。外部事务，如北京的有关欧盟的事情处理就要由主席国的代表———我本人来负责安排，并代表欧盟发言。

　　新京报：那么关于对华武器禁运的问题，荷兰方面的态度怎样？

　　贺飞烈：首先这方面的决定是由整个组织和中国方面通过共同协商来合作解决的，包括对中国自由市场经济的评估都是我们考虑的重点。温家宝总理5月的欧盟之行为中欧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本月11日卢森堡欧盟外长会议就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问题也进行了讨论。我们认为外长们的讨论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新京报：非常感谢大使先生接受《新京报》的采访。

　　贺飞烈：我也很高兴。采写本报记者赵全敏摄影本报记者赵亢新京报（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