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美国大选年，世人翘首以待，11月底选票数揭晓时，且看谁人胜出?布什和克里，谁输谁赢，成王败寇，关乎美国未来走向，当然是好看大戏。可是，我有另一种观察角度，这4年一次的大选，与其是在选总统，不如说是对价值方向和生活质量的重新检讨。对大众而言，生活富庶还是贫困，精神快乐或是忧愁，前景无望还是充满信心，毕竟是每时每刻都不得不面对的。选一个什么样的总统，就意味着对以往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不满，对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期待。因此，虽说是选总统，但根本上却是对过往4年的思想精神和生活状况的
盘点结账。而今天的美国，最耐人观赏、品味的就是这场清账结算中的沸沸扬扬、纷纷纭纭。
4年前，布什在一场有争议的大选中，登基美国总统。综观4年政绩，最为醒目的是两件事：第一是反恐，这件事关系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自我定位；第二是减税，涉及能否振兴国内经济的基本决策。这两件事对美国的撞击和影响非常深远，不可低估。
布什上台伊始的外交理念似乎是站在孤立主义立场，他甚至几次宣称美国没有必要卷入以色列和中东的冲突，这与美国无关。前些时候举行的“9·11”事件责任听证会上披露的材料，也显示政府高层人员对阿拉伯世界中反美仇美的极端力量，尤其是“基地”组织，毫不重视，完全掉以轻心。但是，“9·11”给了布什机会，让他的以美国为中心、美国说了算的单边主义立场昭然天下。被“9·11”袭击激怒的美国老百姓的仇天恨海，强有力地支持了布什的“单边主义”，于是突袭阿富汗，挥兵伊拉克，把联合国踢到一边，完全无视国际社会众多的反对声音，我行我素，因为他的身后有70%以上的民意支持。“反恐”一度成了布什可以连庄白宫的最大资本。但是，现在看来，这个资本已经变成了债务了。随着伊拉克的动乱有增无减，美国士兵死伤越来越多，老百姓对布什的伊拉克政策从支持到怀疑，从怀疑到反感，几次民意调查显示，支持率都在半数以下。
今年夏天，纪录片“华氏9·11”在美国上映引起轰动。我在哈佛广场的电影院看这部片子时，讥讽与嘲笑的掌声此起彼伏全场不断，反响极其热烈。影片的导演理查·莫尔因此成了当时一期《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他拍这部片子的目的就是要把布什赶下台，金融大鳄索罗斯也宣称愿意拿出上亿美元打败布什，粉碎他的连任美梦。当然，事情不会这么简单，这只代表了一个方面。究竟鹿死谁手，现在尚难料断。
但是，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立场，且如此尖锐对立，这在近几十年的美国历史中是从未有过的。这反映了美国社会内部价值观念的冲突非常紧张。笔者曾与哈佛的几位教授交谈，大家普遍认为，伊拉克战争使美国国内的基本价值出现了严重分歧，所谓思绪乱如麻。现在的情景很像越战后期的美国，虽然程度还没那么严重，希望这次伊拉克战争也能引起美国的深刻反思，调整美国的价值念，凝聚美国的信心，使其成为全球化的新世界的健康力量。
有这样几个基本问题是必须严肃对待的：
第一，美国的认同危机。美国人应当如何自我定位美国的角色?冷战之后，美国突然变得一己独大，成为无可置疑的第一强国。可是，成为第一强国到底是意味着威权变大了，还是对世界应负的责任变得更大了?因为你的强大，使比你弱小的国家感到你的威胁和恐惧；还是因为你的强大，让弱小国家受到你的关心帮助，觉得你是绝对可以信赖的朋友，世界因为你的存在变得更加安全更加美好?从美国目前的所作所为来看，这方面的反思显然是远远不够的。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哲学家乔姆斯基在《9·11》一书中，历数美国近年在世界各地有违公道的胡作非为，在美国国内有很大影响。
第二，美国有没有必要从“教导文明”转向“学习文明”?美国曾经是一个善于学习他人长处的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国家。但是，美国政客的倨傲狂妄事实上也影响了美国的民间社会，使得美国的意识形态对于不同的文化、宗教、族群、国家缺乏必要的尊重，“反恐”使得那种我称之为“美国价值的原教旨主义”在一部分人中日益膨胀起来。以美国价值为判断一切价值的标准，只会使美国在这个世界上变得更加孤立，这种心态对于重建一个协和万邦的世界是极其危险的。目前，这种心态已经影响到很多方面。“9·11”之后，因为安全的理由，美国大规模地限制外国留学生进入美国，已使很多名牌大学发生了招生危机，流失了很多优秀人才，就连哈佛也不例外。因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联合其他几所大学校长，呼吁政府速改变现行的留学生政策。其实，在美国的高科技领域本来就有很多外国学者参与美国的科学研究和创造，移民和移民的文化是为美国的发展作了重要贡献的。美国应当不会忘记这一点。
第三，如何修复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增加政治的公开化透明度?伊拉克战争的决策过程的合法性，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的不确实，布什决定伊拉克的可疑的个人和家族的原因，政府高级官员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的特殊利益，高层指挥官在虐待俘虏问题上不可推卸的责任等等，这些大有争议的问题已经严重损害了布什政府的信誉，同时也使民主政治的决策过程如何公众化再度成为基本问题。伊拉克战争的反思能否成为健全民主制度的契机?这是值得期待的。
第四，如何处理公共安全和个人自由的关系?“9·11”后，以“反恐”的名义，美国加强了对全国的监控，其繁琐和细密的程度，已经远远突破了传统的个人稳私的概念，所谓个人自由的空间越来越狭窄。个人的通讯、资金的流动越来越缺少隐秘，政府和警察的权力越来越大，同时失去个人的一部分自由却并没有换来更大的集体安全，本·拉登依然逍遥法外，政府时不时发布不同级别的警戒警报，这之间的紧张而导致的价值危机日益严重。麻州的电视上就曾进行过辩论，是否要给警察“致命的权力”。一向自信的美国人不会容忍天天生活在惶恐不安中，一向自由松散的美国人也同时不会容忍生活在毫无隐私的显微镜下。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在飞机场被莫名其妙地剥个精光，浑身只剩一条裤衩，气得七窍冒烟、四肢发抖。他原本是个共和党，一怒之下成了民主党。可是，公共安全和个人自由的紧张实在不是换一个党那么简单就可以解决的。
美国大选年，思绪乱如麻。 本报美国专稿/黄万盛(哈佛大学)
相关专题：民主与法制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