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焚为“自由”

　　她们生来就是流亡的难民，被20余年的战乱剥夺得一无所有的父母为了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选择了将她们卖给出得起彩礼的任何人，在婆家她们天天不得走出家门，连对婆家未成年的小孩也得言听计从，她们经常面对丈夫无来由的殴打，她们暴露出想自杀的念头时遭遇的只有讥笑，她们也不知道用其它法子来了结生命，于是年纪轻轻的她们选择了自焚，在她们看来，无论幸存还是死亡，这都是摆脱婚姻苦狱的惟一途径。

　　“用不着和他过了”

　　扎哈娜·莫哈麦迪决定不再忍受下去了。

　　在她去年18岁的时候，家人以相当于1200美元的价格，将她卖给一位从来没与她见过面的男子成亲。她从城里来到了那名男子所在的小村庄，到那里后新婚丈夫就从来不允许她离开家中。她所受的待遇比仆人好不到哪里去，婆家人的话她全都得听，包括一位11岁的小女孩的话。

　　8个月前，这位名叫莫哈麦迪的女人在头上和胸脯上浇上食用油，声称要自焚。婆家人要她自焚一下看看。他们将她殴打了一通，死死按住她。她死活挣脱了，点燃了一根火柴，火焰片刻间就吞噬了她的脸部和上身。

　　“这是对于压迫的一种反抗，”莫哈麦迪说。她最后从那场火狱中逃生，但还是留下了累累创伤———她的左手臂严重烧伤，下巴皮肤连到了胸脯上。

　　“我那时已经对自己的生命不在乎了，”她急急而又柔和地说，不时拽拉着包裹着变形的身躯的米色披肩，“如果被烧死了，我就用不着再和他呆在一起了。如果我活了下来，我也用不着和他过了。”

　　买卖婚姻和家庭暴力

　　在这个位于阿富汗最西部的地方，莫哈麦迪的经历并不少见。在这里，尽管塔利班的统治已经结束3年，但妇女们仍然为种种受到法律、宗教与文化上的限制，家庭暴力比比皆是。今年迄今为止，已经至少有180名妇女和女孩被送往赫拉特医院的简陋烧伤科治疗。有100人以上已经死掉了。

　　所有这些人据信都是自焚的受害者，不过其中的人因为有丈夫或者亲人在场，5人否认是自杀，而说是做饭时受伤的。和莫哈麦迪一样，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有十多岁或者二十出头，都是买卖婚姻和经常性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在去年，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根据来自该烧伤科的病历，记录了300例可疑的妇女与女孩自焚案；其中80%%的人都死了。委员会说，与医院记录相比，走上自焚之路的妇女的实际数目要大得多。人权工作者们说，除了这些被送到医院里的，还有许多人消失在偏僻乡村里。

　　贫困和保守势力作祟

　　“这为什么会发生啊？还不是因为普遍贫困，”委员会赫拉特分支负责人卡齐·哈卡克说，“不让他们年纪轻轻的女儿与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订亲，这些人家就没法儿过……另外一大问题就是人们持有的传统观点在作祟。那些保守的家庭不让家中的女人与男子一道就座，与男子在同一办公室内工作，在家里也不能不戴面纱露着脸。女人们感觉到自己是在蹲监狱，在重重压力之下，她们只好自杀。”

　　与伊朗接壤的赫拉特省，比阿富汗的其它许多地方更为保守。在乡村里，男人们希望妇女们成天呆在家中，如果她们斗胆外出，也得披上那种将身体从头到脚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长袍。

　　在2001年塔利班政权垮台后，妇女们的生活环境有所改善，但据“人权观察”组织随后一年的报告，“由于政府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控制不断加强，这种改善面临种种考验”。在塔利班统治前后都统治着赫拉特省的军阀伊斯梅尔·汗，自行对妇女们强加了种种限制。“伊斯梅尔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氛围，其使得政府官员和个人都认为，他们有权来约束妇女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她们应如何着装，在镇上如何活动，该说什么，”“人权观察”报告合著人扎玛·内弗说，“在塔利班被推翻的时候，妇女和女孩们的（对自由的）期望可是比这要大得多。”

　　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上个月开掉了伊斯梅尔的省长职务。尽管民众欢迎这一举动，但并不表明他们普遍支持减轻社会限制。一群暴民捣毁了委员会的妇女事务办公室，在办公室里放了一把火，毁掉了文档和电脑。

　　作恶者毫发无损

　　就在10月23日这天，赫拉特医院烧伤科就收治了10名烧伤者，全都是女的，其中最年轻的还只有14岁。医生洛希·阿弗琳说，每天收治10例还算是少的。她说，有的时候，“我们这里没有一张空着的病床”。

　　“想自杀的大多数妇女都使用这种方式（自焚），”阿弗琳说，“实际上，这些女人并不知道任何其它自杀的法子。如果选择服药，她们不知道要吃多少药片才能致命。因此这就是她们所知道的了结生命的惟一方式。”

　　当她说话时，又来了一名烧伤者，伤者全身都由长袍包裹着，靠着丈夫的臂膀，瘸跛得厉害。当那位丈夫看到有外国记者和翻译在场时，他焦虑地咕哝着说：“这些女人做饭时总得要学会更小心一点。”

　　后来，这名25岁的妇女在烧伤科的一张病床上躺了下来，她的脸上大部分都由薄纱布覆盖着，只露出两只眼睛，手臂上打着点滴。当被问到是怎么回事时，她的丈夫说，她当时正用压力锅烹调食物，结果锅炸了。

　　阿弗琳和“人权委员会”的成员们说，那些从自杀中侥幸逃生的妇女的丈夫们和其他家属，常常因为羞耻和害怕遭到刑事指控，竭力隐瞒曾经发生的一切。在大多数自焚事件中，警察会出动并做下记录。但尽管作出了调查，但最终“不了了之”。

　　生活就像下地狱

　　在许多方面，莫哈麦迪的故事都很典型。

　　她出生在伊朗，父母都是来自阿富汗西部的难民。甚至在塔利班垮台之前，她们就已经回到赫拉特。她家很穷，有5个女孩1个男孩。她的父亲常常推着手推车，卖任何能来点钱的小东西，设法养活全家人。莫哈麦迪读完7年级后，就没法再上学了。

　　去年，一名远亲出了个主意，一小时路程外的一个村庄里的两名男子，愿意买下她和她那时才15岁的妹妹作老婆。彩礼交过来后，又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婚礼。“没有任何人来问我想怎么样，也没谁来问我喜不喜欢他，”莫哈麦迪说，“当我发现他们已经将我与他订亲后，我说好吧，如果这是我家人的意愿，我就满足他们吧。”

　　她回忆说，从一开始，她的生活就像是下了地狱。婆家不允许她走出家门，甚至连去20分钟路程外的妹妹婆家也不行，更别说回娘家看妈妈。她的丈夫经常殴打她，有时候根本就无来由，但通常是因为她请求去外边走走。

　　她说，婆家的其他人更恶劣。她被当作家仆对待。婆婆甚至还要她听凭11岁的小姑的吩咐。“你应当像个奴才一样侍候她，”莫哈麦迪回忆那位老妇人这样对她说，“无论她想要怎样，你都得照着做。”

　　莫哈麦迪经常警告丈夫说自己在想着自杀。她说，但丈夫只是一个劲地笑。“他认为我是在开玩笑，”她说，“我那时不知道如何自杀。他还在挑逗我说：‘你干吗就不能自焚呢’”有一天晚上吃完饭后，她给公爹上了茶，就回到厨房，在身上浇上食用油，然后将身子点上了。

　　这户人家起初拒绝将她送医院，他们倒是将她放在一张床上，用扇子为她烧伤的身体扇风。直到妹妹知道发生了什么并赶到现场，邻居们也围到屋外后，这家人才将她送到赫拉特医院烧伤科。起初婆家的人还说她是做饭时出的事情，说她头巾着了火。但她的妈妈沙里发说，当听说真相时，她不由得失声尖叫。

　　惟愿伤疤成为一种教训

　　莫哈麦迪在烧伤科里呆了23天。她说，在那里的时候，她看到过另外56名女子，她们全都自焚过。她说其中最小的才13岁。她和妹妹现在都和她们暴虐成性的丈夫离了婚。莫哈麦迪说，她现在为自己的容貌感到难过，但这道伤疤能成为一种教训。“这不仅对于我的小妹妹们是一种教训，”她说，“对我们所有的亲人和邻居都是。”石志宏编译自10月28日《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