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生到“肉弹”

　　阿拉法特的去留可能将为中东的政治局面带来重大改变，但只要民众的心理和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没有显著改变，巴以冲突仍将以血腥的形式出现。

　　可怕的抱负

　　伊斯梅尔·马萨瓦比的家人中谁都不知道他的秘密。

　　作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一五金店店员的儿子，他爱自己的家庭，有一种令人轻松的幽默感，还在大学里发奋学习想成为一名艺术教师。但他也有一种可怕的抱负。他想成为一个在这里被当成英雄的人物——自杀性肉弹。

　　2001年6月22日，他实现了心愿。那天正是期末考试期间，他离开家中，登上一辆挂上了炸药的吉普车。他没有去上课，而是朝附近的一处犹太人定居点奔去，22岁的他在那里成了一枚肉弹，同时制造了肉弹所能带来的一切悲剧性后果。

　　“那天他出去时，和任何年轻男子一样没有任何异常，”他的父亲巴希尔说，在知道儿子的抱负时他相当震惊，而得知其命运时甚至更为震撼，“我当时正在外面，这时听到清真寺的喇叭里宣布：“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天堂里的贞女正兴奋地迎新郎！他是烈士伊斯梅尔·马萨瓦比！”

　　不幸的是，像这样充满希望但又心甘情愿牺牲生命去杀死别人的年轻人，在地中海岸边这一片浸透了鲜血的沙地与柑橘地带上并不少见。

　　在中东地区，很少有哪个星期没有肉弹的新闻。而且“烈士”年龄看来一天天更年轻。近来的一项调查表明，加沙的每4名孩子中，就有一名以上希望成为“烈士”。

　　失去最珍爱的东西

　　对马萨瓦比家人和周围人的采访，一份“烈士遗嘱”和一封写给家人的信，表明他与那些因为不明事理而糊里糊涂地成为肉弹的贫穷的年轻人有区别。

　　他机敏，忠诚，与加沙的许多同龄人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在被忽视感和耻辱感的重压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在他们看来，这种被忽视感和耻辱感是由他们眼中的恶棍以色列及其帮凶美国施加的。

　　实际上，他决意要实施这一让许多穆斯林感到格格不入的行为，缘于他所受的教育和他对信念的偏激的理解。尽管别人可能认为他的行为是如何如何被误导和不道德，但他相信自己是在为一项崇高的事业献身。“我失去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珍爱的东西。”在他那栋简陋的两层公寓里接受采访时，马萨瓦比的父亲巴希尔说。他回忆道，在2001年那个改变命运的日子里，他还以为儿子是去参加考试。

　　“我本来希望他能完成学业，找个工作，扶助我来过日子。”这位现年47岁的父亲回忆说。他还说，当天在儿子最后一次离开家中时，他还祝儿子考试出色，他回答说：“爸爸，真主保佑，你会快乐的。你将看到一张大大的‘答卷’，将让你和全家都感到自豪。”在阿拉伯语中，“答卷”一词还隐含有“殉难”的意思。

　　苦难的少年岁月

　　马萨瓦比1979年出生在加沙城的希贾耶区，这里多年后成了“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据点。

　　他是家中4男5女9个孩子中的老三。他是在信仰虔诚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孩提时代，他举止安详而温和。他喜欢小动物，尤其是姐姐的小猫“咪咪”。在家里简陋的房子旁的橄榄树荫下，他常常一坐好几个小时，画画啊，看看树木，观察昆虫和小鸟。他尤其喜爱浇花，和体味沙子中水的气味。

　　他是个好学生，从一开头起，老师、教士和加沙街头上的朋友们，就让穆斯林令人自豪的文化传承在他心头留下了印象。

　　在祈祷中和在那些历经岁月考验的书本中，马萨瓦比发现他所信仰的伊斯兰教曾经统治着世界的许多地方，从亚洲一直延伸到西班牙。穆斯林学者曾经追随着伊斯兰大军，传播着他们在艺术和科技上先进而精妙的技巧。他们不仅发展了古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文化知识，而且吸收了中国人的造纸术，在他们繁盛的时代里，曾将欧洲人视为没有信仰的野蛮人。

　　但当马萨瓦比每天一路颠簸去上学时，他在加沙的每个角落里看到的都是一个大相径庭的世界，这个世界离伊斯兰世界昔日的辉煌相距遥远。加沙和其面临的全部问题才是新的现实。

　　加沙是地中海岸边一片长约24英里的贫瘠沙地，位于埃及和《圣经》中的巴勒斯坦之间。加沙地带曾经是由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在1948年因以色列宣布独立而爆发第一次中东战争时，这里被埃及军队占领。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这里。1994年，以色列将加沙的部分控制权移交给巴勒斯坦人，但甚至在今天，该地区仍然处于以军的坚实控制之下。

　　加沙地带现在是130万以上的巴勒斯坦人的家园，此外还有8000来名以色列定居者，这些定居者迁至这里后，就占据了这些他们和巴勒斯坦人都声称天然拥有的土地。

　　从社区的角度来看，类似加沙的地方全世界都找不到几个。这里相当贫穷，自然资源稀缺。加沙的阿拉伯人中有约92.3万是登记在册的难民，其中有许多是在以色列1948年的独立战争中流离失所的。有一半以上的人现在生活在由联合国管理的8个难民“营地”里，这“营地”是贫民窟的委婉的称呼，其中有一些是世界最肮脏和人口最为密集的。

　　由联合国和当地及国际机构对其进行的研究结果，看起来如同一份经济起诉状：失业率—50%%以上，贫困人口—75%%，营养水平—与津巴布韦和刚果相当，焦虑—15岁以下孩子中有1／3晚上尿床和情绪压抑。

　　巴以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战争和紧张局势，再加上巴勒斯坦人内部的派别斗争，让现在的加沙一派严酷，但马萨瓦比小时候面对的加沙就已经让人绝望了。

　　他在煤渣混凝土房屋丛中长大，这些房子密密麻麻地排布在没有铺柏油、垃圾散布的大街和高低不平、灰尘扑扑的弄堂两侧。在他和其他孩子玩耍的地方，覆盖着垃圾和污水。他生活在一个驴车与“奔驰”车争道的世界里，由于资源的缺乏，他们不得不停靠以色列人和联合国获得工作、食物和住宅。

　　耻辱、失败和被背叛的气氛

　　最恶劣而肉眼又看不见的，是像凝固的乌云一样笼罩在加沙上空的耻辱、失败和被背叛的气氛，一种由巴勒斯坦人多年来的内耗和以色列人的军事突入、边境封锁、摧毁房屋和镇压武装分子而形成的愤怒。

　　“在阿拉伯人的心灵上，我们对自己感到羞耻，因为我们被打败了。”加沙“社区精神健康计划”主席、精神病学家伊亚德·萨纳吉说。

　　萨纳吉很憎恶像马萨瓦比这样的年轻人沦为肉弹，但他理解会这样。他说：“从阿拉伯人的传统情感来说，跪着生不如站起来死。”

　　家人在他死后从哈马斯的代表手中接过的“烈士遗嘱”，说明了加沙人的耻辱感如何深深地触动了他。

　　“我发誓，我的心灵正为这个国家遭受的一切而哭泣，”他在遗嘱中说，“这个曾经辉煌的国家现在蒙受耻羞，这个昔日最强大的国家现在被削弱，曾经充满知识和智慧的国度现在遍地文盲，这个曾经引导着驼队的国家，现在只能尾随驼队，我们为此深感悲痛……”

　　保持童心很难

　　但在他性格成型期的岁月里，从来就没有谁会感觉到他心中的愤怒。从表面上看，周围环境的悲凉看来并没有让十多岁的他丧失对于生活的热情，他也常常去参加在清真寺附近举行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活动，那里是他和同龄人主要的社交中心。

　　他喜爱着那些对男孩子具有吸引力的东西。他喜爱足球，是游泳好手，还练过举重。父亲自豪地回忆起马萨瓦比打零工挣钱的事情，他挣下的钱足够买下一辆助力车和一艘很小的小艇。

　　父亲说，马萨瓦比总是很虔诚。少年时代的他每天都要祈祷5次，还上清真寺做慈善工作，帮助照顾老人。后来他还在口袋里揣上一盒《可兰经》诵读带，放给别人听。

　　但在加沙，要让孩子保持童心很难，这里有武装分子的强大磁场，他们的影响在早年就已经潜入了他的心灵。

　　武装斗争的影响

　　马萨瓦比8岁的时候，在巴勒斯坦人的一次自发的反抗中，石头像雨点一样落到以色列军队的头上，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谓的巴勒斯坦人第一次起义。1987年12月8日，一辆以色列卡车撞上了两辆运载加沙工人的小车，其中许多是来自贾巴里亚难民营的，结果造成数名巴人死伤。消息迅速传到贾巴里亚，愤怒的巴勒斯坦人走上街头，标志着起义正式开始。当时甚至还有传言说，这次撞车是精心策划的，目的是报复前一天一名以色列人在加沙被刺死。

　　在以色列人的占领和压制下煎熬了20年后，年轻人愤然揭竿而起，朝加沙和西岸地区的以军投掷石块和燃烧瓶，这次反抗直到1993年巴以奥斯陆和平协议签署时才平息。

　　马萨瓦比的父亲长期以来都支持“穆斯林兄弟会”这一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主张建立由教法治理的国家。

　　在长达数十年的中东冲突中，“穆斯林兄弟会”热切地支持着阿拉伯人的事业，反对以色列1948年的独立，主张巴勒斯坦人在他们认为是被以色列人夺走的土地上建国，因而赢得了许多阿拉伯人的热爱。第一次起义爆发时，“兄弟会”的成员帮助发起了哈马斯这一有着宗教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由其领导起义。

　　随着起义风起云涌，马萨瓦比和许多巴勒斯坦年轻人一样走上街头，朝以军扔石块。父亲现在还记得儿子10岁时有一天的情形。马萨瓦比当时正和一群孩子在一起，他举止平和，但其他一些孩子正朝以军巡逻兵掷石头。他被以军逮住，但并没有试图逃跑。他后来对父亲说，站在原地被以军逮捕要比逃跑好。他说他不想逃跑，“因为我没有被吓倒”。

　　这种日复一日的街头战制造一幅强有力的画面，它主宰着整个中东媒体的头条新闻——手执石块的孩子与拥有步枪、坦克和直升机的以军作战，这些武器中有些还是由美国提供的。

　　以色列难辞其咎

　　对于加沙的悲惨现实，以色列的政策难辞其咎。数十年来，以色列政府攫取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在那里修筑犹太人定居点。他们拘捕和暗杀巴勒斯坦领袖和武装分子，摧毁整个社区，杀死无辜者，频频关闭边界扼杀加沙的经济，这些举动通常是对暴力作出的反应，但也为那些无法获得生计的人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2000年9月28日，沙龙悍然闯进耶路撒冷被巴以双方都视为神圣场所的地方，最新一次的巴勒斯坦人起义宣告爆发，从那以来，已经有约3000名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遇难。

　　据美国政府注视巴以冲突的官员们估计，在目前这一轮战斗中的血腥屠杀之外，封锁边境已经让巴勒斯坦人丧失了约7.5万个在以色列境内工作的机会，在该地区影响到的民众多达75万人。从2000年9月以来，巴勒斯坦人损失的收入多达24亿美元，相当于起义之初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国内总产值的一半。　无能的阿拉伯世俗政权

　　但就算是巴勒斯坦激进人士，也说造成今天这种局面不全是以色列人的责任。同样难脱干系的还有无能、腐败的阿拉伯世俗政府，世俗政府领导人的软弱造成了被哈马斯之类激进组织热切填补的权力真空。

　　哈马斯加沙地带领导人兰提西在遇刺前曾指出，阿拉伯世界各世俗政权没有能力为其民众改善环境，是宗教必须进行控制的一大原因。

　　“不仅仅是巴勒斯坦，还有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世俗政权，已经被证明在经济、政治、行政、社会和军事上，都已经失败了。”兰提西在2003年接受采访时说。他在今年早些时候成为哈马斯在加沙的最高领袖，但数周后被以色列政府暗杀。

　　尽管兰提西的观点偏激，但在其对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评价上，没有几个人能给出站得住脚的反驳。阿拉伯世界拥有22个政府和2.8亿民众，其中包括像富产石油的沙特和科威特到也门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和地区。

　　联合国2002年的一份有关阿拉伯世界发展状况的报告指出，1980－2000年，这22个国家和地区的年平均经济干净利落率只有0.5%%，只比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略高。甚至尽管其中许多国家就睡在油海上，但该报告说，阿拉伯世界1999年经济总量还不如西班牙一个国家。包括西岸和加沙地带在内的巴勒斯坦地区一片死寂。上世纪90年代晚期以来，情况可能有了好转，但并没有好上多少。

　　也有些援助流入了这些地区。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到了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当局手中，巴勒斯坦人越来越将其视为腐败与管理不当。巴勒斯坦人说，他们很少看到这笔钱，也没看到它流向民众。

　　激进势力填补真空

　　要知道为何许多巴勒斯坦人将哈马斯和宗教狂热分子视为一种更好的选择，从马萨瓦比家不用走开多远就能看清楚了。

　　在2003年斋月的最后一天，那些手头拮据的民众涌入教长哈桑·阿赫马德在加沙城的开阔的办公室里，领取他们的节日补贴。

　　巴勒斯坦寡妇和孤儿们走到满脸须髯的教长跟前，教长迅速地核验了一下名单，就将手伸向一个白色的信封里，掏出一扎扎的钞票来分发。补贴的数目从100谢克尔（100谢克尔约合22美元）到2000谢克尔（约合440美元）不等，在这个最贫穷者每天仅靠约1.32美元过活的地方，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收到捐助时，我们连嗅也嗅不到它，”前来教长所在的“伊斯兰社会”组织领袖领取补贴的30岁的加沙人贾麦尔·亚辛说，“但这些组织将这些钱全都分发到了我们的口袋里。他们总是将他们接纳的所有捐助分发给我们，而且很及时。”

　　离这儿不远处，另一家社区慈善组织“伊斯兰中心”为约3000人提供支撑，受支持者包括狱犯和在巴以眼下这场冲突中死伤者的家属。“我们提供治疗、社会服务、食品……为那些无助的穷人提供帮助和工具，为失业者提供救济。”该中心发言人、22岁的穆塔塞姆·达鲁尔说。这家由“穆斯林兄弟会”在1973年成立的慈善机构，免费为民众提供服务，或者只收取一点象征性的费用。

　　极端信息传递与救助结合

　　但中心传递的不只是慈善的信息，“伊斯兰中心”外面悬挂着这样一条充满恨意的标语：“杀死犹太人就是一种祈祷，它能让我们更接近真主。”

　　加沙的激进教士将他们在社会救助上的慷慨，与一种强烈的反以宣传结合在一起，将暴力神圣化，为像马萨瓦比这样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像水和食品一样受珍视的东西———一种抵抗的感觉，一种正在回击的感觉。

　　美国“田纳西大学”心理学家布里安·巴伯已经就一本有关巴起义中年轻激进分子的书在加沙完成了研究工作，他解释了巴勒斯坦人的世界观：“因为无从得到……基本的经济机会、人权和人道尊严，民众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已精疲力竭。他们最终已经不再相信那些曾经引导他们相信环境能改善的人———阿拉法特和其他世俗领导人。”

　　和平前景的黯淡加强了哈马斯继续暴力的机会，也诱惑马萨瓦比和其他巴勒斯坦人加入它的行列。

　　巴勒斯坦温和派运动寻求和平解决巴以冲突和社会现代化，这一运动濒临瓦解意味着再也没有任何力量来反击激进分子。

　　“我耳闻目睹的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将宗教政治化，”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国际事务学会”会长马赫迪·哈迪说，“为什么我们（温和派）要发起‘不要以我的名义’的运动？这些愤怒的人可能支持我们的信仰，利用我们巴勒斯坦人的斗争。”

　　他说：“加沙现在由激进分子控制着，再加上以色列人的报复中的镇压与杀戮，已经在我们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以色列人称其为一种复仇文化，自杀文化或者肉弹。我们称之为牺牲或者殉道文化。实际上，这两种成分都有一点。”

　　信仰并不天然倾向于这种原教旨主义、愤怒和对复仇的渴望。这些东西必须经过有意的教导，而加沙已经成为完美的“教学”场所。从激进教士在人头攒动的布道会的炽热言辞，到武装势力领袖在宗教学校、年轻人组织、诊所和慈善机构内的激进论调，都鼓动着年轻人走上极端道路。

　　没有人确切知道武装分子在爆炸背后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但显而易见的是，激进分子对加沙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自己的行列。当每一名“烈士”倒下，武装分子就将葬礼演变成一场群众集会。带有肉弹面容的海报满大街小巷。喇叭里反复炸响着肉弹的名字，肉弹的家人都被抬到名人的地位。

　　民众大多支持“肉弹”袭击

　　甚至那些希望和平的人，也常常集会支持肉弹及其行动。在“耶路撒冷媒体和交流中心”今年6月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接受调查的每10名巴勒斯坦人中有6人以上支持针对以色列平民的肉弹袭击事件，尽管在更早时候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许多人认为与以色列停火符合他们本人的利益。

　　哈马斯借以实现政治目的

　　这些发现并不冲突。对哈马斯的支持通常是在与以色列的紧张时期滋长的。巴勒斯坦人传统上倾向于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领导的世俗的民族解放运动，但近来的种种民意测验表明，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已经领先于阿拉法特领导的法塔赫派别，而且它正寻求在以色列明年从加沙撤离后组建的任何巴勒斯坦政府中发挥领导作用。

　　哈马斯在约十年前开始将肉弹称为“烈士”，将自杀性爆炸作为一种政治武器。据以色列国防军估计，自2000年巴以最新一轮的冲突以来，针对以色列人的近140起肉弹袭击已造成至少447名以色列人死亡，哈马斯声称对其中的大约半数的袭击负责。

　　哈马斯的教士帮助催生了一批接一批的肉弹，这些人醉心于来生在天堂里的幸福生活。

　　哥伦比亚大学从事阿拉伯文化研究的教授纳希德说·哈里迪说，大多数的主流伊斯兰学者都坚定地认为，伊斯兰教义并没有为肉弹提供任何支持。“自杀是一种违背伊斯兰教义的行为。杀戮平民同样也是不能为它所接受的。在《可兰经》里有这样的表述：谁伤害了无辜者，那就如同伤害了整个世界。”

　　心理学家巴伯说，在成年年轻男子对好斗情绪和自杀袭击的支持方面，无助感或者激进主义的鼓动产生的影响，与各人从中“获得力量”的感觉一样大。

　　“悲剧就在这里，”巴伯说，“你感到自己具有力量的唯一途径就是去死。这是绝望感的最终表达方式。”

　　极端分子的吸引力，没有比在像马萨瓦比这样的年轻人身上更大的了。“烈士”不再是以他们万分尴尬的现实中的形象来衡量了，这些失业、贫穷、单纯、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年轻单身男子，试图通过自杀袭击上天堂去寻找漂亮的黑眸子姑娘作为奖赏。加入这一行列的也有马萨瓦比及和他一样受过良好教育和生活相对宽裕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憧憬着的人是别样的“充满希望”的未来。

　　沦为一种寻常策略

　　到沙龙悍然闯进“艾尔·阿克萨清真寺”而引发最新一次起义时，马萨瓦比已经进入“艾尔·阿克萨大学”学习。

　　这座世俗的大学位于加沙城中心，它有着现代化的校园，马萨瓦比在这里从事自己的艺术研究。在这片绿树成荫的校园里和附近的咖啡馆里，年轻男女都经常碰头和交往。但他的父亲说，马萨瓦比没有交女朋友。

　　进大学后，他对宗教的虔诚度看来加深了。父亲巴希尔回忆说：“他一点也不理会自己的生活，只是一个劲地学习和阅读经书。”

　　从马萨瓦比最后岁月写下的书信中，可以看出这位年轻人已经无法从日常生活中发现任何价值、安慰或者意义，他相信唯有拿起武器和对敌人发起圣战，才能维护信仰。

　　从大多数描述来看，并没有谁非得要他去完成他的使命。他的一位朋友说，马萨瓦比渴望成为“烈士”，他的信件也表明他还不只是意愿加入“烈士”行列。

　　“我的职责就是拿起武器，加入哈马斯，让犹太人体验悲哀、痛苦和毁灭，就如他们每天都逼迫我们的民众体验死亡一样。”他在赴死前片刻这样写道。

　　在加沙城的大街小巷里，马萨瓦比的自杀行动得到了必不可少的一份赞誉和荣耀。甚至在今天，他的父母也将他的结局看成是一种“牺牲”或者“圣战”行为。

　　但在更大范围内的世界上，自杀袭击仍然被视为一种悲剧，但也越来越被看成是一种寻常的策略，马萨瓦比的死看上去只不过是一座有回音的大厅里的最初的一声尖叫。各个媒体只对此事发过简讯。石志宏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