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犹太人眼里的阿拉法特

　　犹利·阿夫纳里是以色列一个左翼和平组织的领导人，与阿拉法特相识已有20多年。11月9日，他给记者发了一份邮件，讲述他对阿拉法特的印象：

　　我至今仍然记得，1982年的一天，我站在贝鲁特码头一座仓库的屋顶上，看着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战士登上一艘轮船，朝西驶去……第二天，所有的以色列媒体纷纷予以报道，声称“阿拉法特时代已经结束了”，“阿拉法特只是一匹政治死马”，“感

谢上帝，人们终于摆脱了阿拉法特”。22年后的今天，阿拉法特病重前往巴黎治疗。以色列媒体又一次发出同样的声音。但世界上又有哪个领导人在重病后像他一样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

　　第一次戴维营会议后，一位著名的埃及思想家就对我说，如果阿拉法特在世，以色列可以与他一个人进行和平谈判。如果阿拉法特不在了，巴勒斯坦可能分裂成上百个组织，你们能与他们一个一个地谈判吗？如果你们不想和平，想建立一个大以色列国，你们就可以不要阿拉法特。如果你们认为和平对以色列是非常重要，那么你们就非常需要阿拉法特。阿拉法特说过：“我的手是唯一能够在和平协议上签字的手。”

　　没有人能替代阿拉法特。他是巴勒斯坦唯一能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的领导人，因为巴勒斯坦人民信任他。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让巴勒斯坦人做出撕碎人心的让步与牺牲，如放弃难民回归权。没有一个巴勒斯坦领导人有这样的勇气，敢于这样做。

　　我曾多次见过阿拉法特，能感觉到阿拉法特的权威性，但他并不是摆出一付领袖的样子，以势压人。阿拉法特没有军队，没有庞大的情报特工机构，也没有监狱关押竞争对手。他的力量来自他对巴勒斯坦的热爱，巴勒斯坦人民拥戴他。视他为巴勒斯坦的“国父”，巴勒斯坦的“乔治·华盛顿”。

　　阿拉法特在电视前的形象与见到本人完全是两个人。看上去，在电视上的阿拉法特严肃、好斗，而生活中的阿拉法特却是满脸微笑、和蔼可亲，很能体谅他人。第一次见到他，与他待上几分钟，就像是老朋友一样。吃饭时，他总喜欢给客人点菜，用手指这指那，总让客人吃个饱。他谈话时喜欢拉着客人的手，临别时，他会送给客人一个小礼品，并将客人送至门外。

　　他不是一个文学家，也不是一个思想家，他是一个直觉主义者。但他很敏感，很快能抓住问题的实质。他记忆很强，有记事不忘的本事。有一次，我与他谈及以色列议会的事，说错了一个数字。阿拉法特立即纠正。还有一次，我将“奥斯陆协议”中一项协议签字的日期记错了，他又马上纠正。他还笑的对我说：“记住，我的职业是工程师，我是不忘记数字的。”

　　像其他阿拉伯领导人一样，阿拉法特也会作秀，有时还真能顶上一千句话。有一次，他从国外回到巴勒斯坦，召开了阿拉伯国家记者招待会，他特把我请去了。他走进会议厅后，直接朝我走来，与我拥抱。然后，他拉着我的手，穿过拥挤的人群，走上主席台，他让他的发言人站起来，让我坐在他旁边。他用阿拉伯语向记者滔滔不绝地讲了1个多小时，期间还时不时转过头朝我示意。我坐在那里，心里琢磨着阿拉法特到底想干什么？后来我明白了，阿拉法特以最简单的姿态向阿拉伯世界表明：“我正与以色列人坐在一起，我将与以色列实行和平政策”。

　　阿拉法特的一生经历了无数坎坷，成功与失败相伴，当然，他犯过不少错误，但与他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就在巴勒斯坦将从地图上被抹掉的时刻，是他创建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走上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他就像（犹太人的）摩西一样，将巴勒斯坦人从奴隶带到充满希望的大地。

　　阿拉法特对巴勒斯坦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他在几十年中，始终将一个内部存在不同派别，不同组织的巴勒斯坦团结在一起。当然，如同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一样，阿拉法特不得不使用各种手段，包括暴力、外交、宣传来争取民族解放。在过去的30年中，他既签署了“奥斯陆协议”，也发起了“因迪法达”（起义）。这对我来说，并不感到奇怪。

　　45年来，阿拉法特无时无刻不受到暗杀的威胁，一直生活在死亡的阴影里。1982年，我在贝鲁特见到被困在那里的阿拉法特。当时没有人相信阿拉法特那次能逃过死亡。以后，沙龙一直想暗杀他，但从未得手。还有当他的飞机在利比亚沙漠坠毁，他几个保镖都命丧黄泉路，而他却平安无事。阿拉法特相信，他的生命受到“阿拉的保护”。（光明日报/记者　徐启生）（来源：光明日报）